2017年蘭州大病保險政策
《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動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在規定的醫療期滿后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由用人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用人單位可以與勞動者解除勞動合同。這是否充分考慮了患者的醫療權益?我國大病保險目前還存在什么難題?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問卷網，對2002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39.6%的受訪者對大病醫保機制表示滿意，24.1%的受訪者不滿意。67.4%的受訪者表示大病醫保報銷范圍窄，許多藥品器材不在社保目錄上。68.9%的受訪者希望政府提供兜底醫療保障。
受訪者的地域分布為，北上廣深30.4%，其他一線城市15.8%，二線城市32.0%，三四線城市20.4%。
66.6%受訪者認為解除合同時應有具體條款保障員工利益
在河北省石家莊市某醫院工作的內科大夫王琳(化名)認為，關于職工所患疾病超過兩年而不能從事相關工作，單位有權解除勞動合同這一規定，確實會對患者的醫療保障造成一定影響。“若解除勞動關系，患者就無法享受職工醫保了。但若患者能承擔以前單位替職工繳納部分的醫保費用，還是可以繼續使用職工醫保。”
對這一規定，66.6%的受訪者認為單位解除合同時應有具體條款保障員工利益，60.9%的受訪者認為期限外患者的醫療沒有了保障。其他還有：與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責任相匹配(39.1%)，兩年期限太短(36.9%)，企業畢竟不是慈善機構，可以理解(21.0%)。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保險法與社會保障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婁宇介紹，首先，對某些患特殊疾病(如癌癥、精神病、癱瘓等)的職工，在兩年內尚不能痊愈的，經企業和勞動主管部門批準，可以適當延長醫療期。其次，并非醫療期滿之后，還在接受治療的勞動者就會被無條件地解聘，而是通過勞動能力鑒定，被鑒定為一至四級的勞動者，可辦理退休、退職手續，享受退休、退職待遇。“目前具體待遇水平由各省自行制定。被鑒定為五至十級的勞動者可以獲得單位的醫療補助費。另按照《社會保險法》規定，這類勞動者可申領失業保險金，并繼續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醫保費由失業保險基金繳納”。
談到“兩年最長期限”，婁宇表示，《勞動合同法》中所規定的醫療期長短，是與勞動者實際工作年限和在本單位工作年限密切相關的。工作年限越長，醫療期越長，但最長不超過兩年。設置醫療期制度的目的，是對患病的勞動者進行一定時期的解雇保護，以保障勞動者不會在因傷病接受治療停止工作的一段時期內失去工作。“這種保障應當在一個合理范圍內，過短的醫療期不利于勞動者權益保護，但過長也會給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造成影響，增加企業負擔。立法綜合考慮了工作年限和疾病治療情況，規定了兩年的最長期限，應當說是基本合理的。”
67.4%受訪者直言大病醫保報銷范圍窄
婁宇指出，需要明確的是，蘭州交大博文學院女教師作為勞動者，參加的是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這個保險待遇給付的水平與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相比還是比較高的。而所謂的‘大病保險’只針對城鄉居民，是在城鄉居民基本醫保之外的一個補充醫療保險”。
我國大病保險政策正在不斷完善，落實情況如何?多少患重大疾病的患者得到了大病醫保的照顧?調查中，91.8%的受訪者表示得到了。其中3.4%的受訪者表示幾乎全部報銷，38.4%的受訪者表示報銷大部分，38.0%的受訪者直言報銷小部分，還有12.0%的受訪者表示報銷甚微。
王琳表示，近些年來，不管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還是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都實實在在降低了群眾看病的成本。但王琳同時也表示，報銷范圍較窄是目前城鄉居民大病保險比較突出的問題。“許多器材、藥品都不在社保目錄里，有時報銷的藥品還有進口和國產的區分”。
大病醫保還存在什么問題?67.4%的受訪者也直指報銷范圍窄，許多器材、藥品不在社保目錄上。
婁宇指出，目前基本醫保的目錄按照治療方法和藥品種類確定，大病保險也按照這個目錄給付待遇，這的確存在很大的問題。“重特大疾病并非臨床上的某個病種，而是一個經濟概念。世界衛生組織將大于或者超過一個家庭可支付能力40%的醫療費用支出，稱為災難性支出，很多學者都認為這也應當作為大病認定的標準。但是由于家庭財產狀況千差萬別，制定一個統一標準可能會制造新的不公平。”婁宇補充說，目前最理想的做法，是把一些重大疾病的主要治療手段，尤其是已經被臨床證實了的經濟有效的治療手段，納入到基本醫保目錄之中。
調查中，62.7%的受訪者認為支付方無力控制大病治療過程的規范性。51.8%的受訪者認為籌資模式難支持老齡化社會的醫療支出。43.6%的受訪者認為服務方費用濫用行為缺乏有效的監管控制。
68.9%受訪者希望政府提供兜底醫療保障
在王琳看來，鼓勵企業、職工個人購買重大疾病的商業保險，對于大病員工保障機制的改善有一定作用。“商業保險的報銷范圍相對較廣，沒有大病保險里藥品報銷品種的限制，除了作為輔助保險，為群眾解決大部分的醫療費用負擔之外，作為生活保障的輔助也是一種可取的選擇”。
婁宇表示，我國大病保險還要實現精準定位。“它究竟是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一種形式，還是商業保險，抑或是醫療救助?還不甚明確。由此就產生了從社保基金中提取經辦費用、允許商業保險公司‘保本微利’的做法與《社會保險法》沖突的問題。沒有一個明確的定位，‘名不正則言不順’，地方政府實施起來也會‘畏首畏尾’，影響大病保險制度的進一步開展”。
在如何控制醫療費用問題上，婁宇表示，這是衛生經濟學永恒的話題。“目前發現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醫患之間引入‘第三方’，以此規避醫療機構和患者的道德風險。一方面，應當賦予社保經辦機構更多的執法權，以及通過服務協議管控醫療機構的權力，另一方面，可以引入按病種付費制度，使醫療資源的利用標準化”。
要改善大病員工保障機制，68.9%的受訪者希望由政府提供可靠的兜底醫療保障，65.6%的受訪者表示要鼓勵企業、職工個人購買重大疾病的商業保險，58.4%的受訪者建議擴大大病醫保報銷目錄，37.5%的受訪者建議及時修法，適度延長職工受保護的治療年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