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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兩會關于工資改革話題議案提案解讀,兩會工資改革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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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國兩會關于工資改革話題議案提案解讀,兩會工資改革相關提案

全國兩會關于教師工資改革

今年全國兩會,農村教育、農村教師成為眾多代表委員關注的亮點之一。全國政協委員俞敏洪提出,凡是在農村中小學教書的老師,在薪酬體系上應該比城市老師有20%?30%的上升。而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更主張,不是一般地認為給農村老師多少津貼,而是要成倍地提高他們的待遇,要讓農村教師成為一個讓人羨慕的職業,大學畢業生真的搶著去,那就好了。

誠如斯言,大幅度提升農村教師待遇已是刻不容緩。它不僅事關農村教育本身,更事關我國整個教育發展目標的如期實現,諸多事實表明,農村教師待遇長期偏低已成為我國整個教育發展的軟肋,是制約農村教育發展的根本和關鍵因素。

這是有事實為證的。據葛劍雄委員的調查,他發現農村教師年均收入不足3萬元的居多數;筆者本人春節前夕也曾到一所河南農村中學調研,發現不少教師就他們的工資待遇、職稱評定大倒苦水。調研中發現,不少年輕教師的月薪不足2000元,一位有著近20年教齡、職稱為中教高級的教師月工資才不過2600元,這與他們所處的環境、他們克服的困難以及他們的付出,極其不成比例。不久前,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所長鄔志輝帶領團隊對全國9個省19個區縣的174所學校共7482名教師進行的農村師資調查顯示,城市、縣城、鄉鎮和村屯學校中,教師父親職業為社會中下層和底層者占總群體的比例分別為61.50%、64.11%、72.46%和72.01%,而教師母親職業為社會中下層和底層者的占比分別為77.81%、86.41%、90.04%和90.00%。

農村教師待遇長期偏低,從大處看,既和我國“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的戰略定位不相稱,也與我國戰略發展的終極目標不相符;從個人發展而言,受到影響乃至貽誤的更是千千萬萬的農村孩子,更事關我們國家的未來。從小處說,農村教師待遇長期偏低直接導致農村師資緊缺,優秀的青年不愿意去,好一點的教師會流失。這也是導致農村教育滯后發展的關鍵原因。

一段時期以來,有不斷質疑農村教師素質低的聲音出現,表面看起來是如此,實際上跟國家投入不足,導致他們待遇偏低、培訓機會少、發展空間小才是根本原因。不盡快改變農村教師待遇問題,即便國家推出諸如“免費師范生政策”“城鄉手牽手”等舉措,能真正改變農村教育命運嗎?很值得疑問。有調查結果顯示,僅有31.9%的免費師范生愿意從事教師職業,而回到貧困落后地區從事教育工作的比例更低。至于城鄉手牽手教師結對幫扶,一則農村學校數量過于龐大,很難全部顧及;二則能否真正克服“南橘北枳”的水土不服也是難題。實際上,要切實改變農村教育,根本主路還在于立足于本地,立足于本土培養才是正途。

大幅度提高農村教師待遇是完全可做到的,關鍵是思想認識要到位,財政投入要確保。只要想辦法,出路總比問題多,去年的教育財政經費不就有1100多億元沒有花完嗎?先拿這筆錢設立一項國家級農村中小學教師專項資助基金如何

  2017年全國兩會山東青島教師聘用制改革最新消息

  教師聘用制,等了好多年

連任三屆青島市政協委員的王志超,是萊西市政協副主席,也是萊西市教體局局長,青島教師聘用制改革的幾次大的調研都參與了,知道這個政策的出爐,需要政府財政的大力支持。

王志超告訴記者,萊西農村中小學、幼兒園教師嚴重老化的問題出現多年,自己在七八年前的兩會上就開始提這個問題。“爺爺、奶奶教幼兒園、小學;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王志超說,因為新教師進的少,學歷高、能干的青年教師都盡量安排給高中,越往下,教師的年齡越大。教師編制是由省里統一核定的,而且標準一定,三到五年不變,經常是學校需要的教師進不來,進來的教師又不需要。有了聘用制教師,這一問題終于可以解決了。

  用聘用制激活教師隊伍

青島市人大代表、即墨一中校長王崇國認為,教師聘用制做好了,可以收到一舉多贏的效果。聘用制體制下如果把教師的評價權更多給學生、家長,有淘汰機制,會倒逼老師不斷提升專業素養,在客觀上促進教師專業化的成長,從而也使學生受益。

“對于學校來講,教師有編制時,就是單位的人、學校的人,而聘用制后教師就是社會人了。”王崇國說,和事業編教師相比,聘用制教師跟單位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更明晰,會更加便于管理。青大附中原校長王國利則認為,當公辦教師大部分實施聘用制后,公辦、民辦學校之間的教師甚至校長的流動會更加順暢。

萊西已經先行試點

“萊西公辦幼兒園里的公辦教師數量非常少,很多鄉鎮幼兒園,就園長一人是公辦的,其他老師都從社會上招聘,一個月才800元的工資。”王志超坦承,萊西公辦幼兒園教師的待遇一度確實很差,但從2013年起,萊西將736名公辦幼兒園中的非在編教師變成聘用制,這些老師們的待遇近兩年快速增長。

“從2013年起,這些教師的月工資漲到1600元,保險待遇和公辦教師是同樣的。”王志超介紹說,聘用制教師的工資每年按照15%的速度上漲,2017年已經達到2116元。今后也會按照每年15%的比例增長,漲到與公辦教師同工同酬。讓王志超頗有些自豪的是,經過2013年以來的教師聘用制改革,萊西公辦幼兒園的教師問題的基本

  同工同酬是關鍵

青島市區一位中學校長表示,萊西的教師聘用制是在原先月工資只有800元的幼兒園教師群體中實施的,對于這些非在編的教師,聘用制已經屬于很大的福利,但是對于今年的應屆畢業生或者有工作經驗想在城市間調動的老師來說,青島聘用制教師的吸引力是需要考驗的。

即墨一中校長王崇國則特別看重聘用制教師的待遇問題,“如果能完全實現同工同酬,沒問題,但若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同工同酬,就會有負面作用。”此外,王崇國還關心聘用制教師會不會向編制教師過渡,在職稱、進步空間的問題上,聘用制教師是否和事業編教師有同等機會,“制度設計很重要”。

 全國多個省份機關單位2017年將調整工資

近期,四川、內蒙古、吉林等多地召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今年將調整機關事業單位基本工資標準。

1月19日,內蒙古全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會議明確,按照國家要求,今年要調整機關事業單位基本工資標準,這次調標是建立基本工資標準正常調整機制后的首次調整,各地、各部門要對工資收入分配制度執行情況進行清理自查,對發現的問題要堅決糾正。同日,四川召開全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會議。會議明確,今年將調整機關事業單位基本工資標準,并指出,這是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近期每兩年調整一次基本工資標準決定的首次調整,對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實現工資正常調整具有重要意義。

江蘇提出今年要“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收入分配制度”,北京提出今年要“平穩推進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陜西也提出今年要“推進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等等。

在去年,吉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視頻會議透露,今年要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分配制度。按照國家部署,完善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增長機制、實施地區附加津貼制度、研究完善公立醫院薪酬制度、調整機關事業單位基本工資標準、提高退休人員待遇標準、落實人民警察工資待遇調整政策,開展法官檢察官工資制度改革試點工作。

【2017年事業單位工資調整機會大嗎】

2015年1月14日,《國務院關于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公布,自10月1日起實施。近四千萬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開始繳納基本養老保險,同時其基本工資也進行了調整。截至2015年7月底,機關事業單位調整基本工資標準的兌現工作全面完成。這次調資工作進一步明確了建立基本工資標準正常調整機制,近期要每兩年調整一次基本工資標準。對于如何調整,人社部表示,將依據工資調查比較結果,綜合考慮國民經濟發展、財政狀況和物價變動等因素,確定調整幅度,逐步提高基本工資占工資的比重。

此次工資調整優化了工資結構,將部分規范津貼補貼或績效工資納入基本工資,提高了基本工資占工資的比重。同時,重點向基層傾斜,并確保所有人員的工資都有所增加。按全國平均水平計算,月人均實際增資為300元左右。

2016機關事業單位基本工資有望上漲10%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人社部副部長何憲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2017年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工資在工資中的占比,有望進一步提高,從40%增長到45%左右。

何憲稱,目前,機關事業單位的人員約有5000萬。其中,教師1500萬人、公務員700多萬人、醫療衛生工作人員500萬人,其他事業單位如科研、文化、體育、農業、地質勘探等加起來約1100萬,還有1200萬是退休人員。所以,機關事業單位中,公務員只占百分之十幾,主體部分是事業單位。

3月14日,從目前看,完善工資制度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主要成效包括幾個方面:

一是完善工資制度配合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與企業養老保險制度并軌的工作已經完成。

二是改善了機關事業單位的工資結構,人均提高300元的工資,同時把一部分津貼補貼或績效工資納入到基本工資中,再加上補償交納養老保險的部分,基本工資的比重占比從30%左右增加到了40%左右。

第三,注重向基層傾斜,建立鄉鎮工作補貼和縣以下的職務職級并行制度。

根據今年兩會上提交討論的2017年財政預算表,用于基本工資的預算提高了10%,但這不等于基本工資標準就會上漲10%,因為這里面還包含了基本工資正常提檔升級所需的預算。

今年的基本工資進行調整時,如果繼續把部分津貼補貼和績效工資納入基本工資,基本工資的占比有望從40%左右增長到45%左右。

目前機關事業單位工資結構不合理

3月14日,何憲表示,由于長期以來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在相當多的年份,工資增長靠的是津貼補貼。這很不合理。我們認為基本工資應該占到60%至70%比較合適。此外,機關事業單位工資的地區差距還比較大,一是發達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存在較大差距,二是層級比較高的機關單位和層級低的縣鄉等機關單位存在較大差距。

機關事業單位工資調整原因

談到是什么原因導致機關事業單位工資結構不合理時,何憲表示,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把全國分為11類地區,根據物價水平、生活成本等確定不同的工資。但隨著經濟發展,各地的發展水平差距逐漸拉大,原來的工資區制度不再適應新形勢了。1993年工資制度改革時,工資區制度停止實施。隨后,各地開始自行建立津貼補貼,但這種做法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一是地區單位差異大,高的高、低的低;

二是發放不規范,收入秩序比較混亂;

三是工資結構不合理,基本工資比重過低。

因此,從2006年起國家對津貼補貼進行了規范,下一步要在規范的基礎上,建立科學的地區附加津貼。

地區附加津貼政策也有望在1至2年內出臺

何憲稱,具體的地區附加津貼制度及相應的標準正在進行研究,主要考慮是,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物價等情況,用科學的方法進行計算。目前正組織專家小組進行深入研究,有望在1至2年內推出這一制度。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千家萬戶的“錢袋子”。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塵埃落定,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改革推進在即。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完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在收入分配改革提速的當前,占勞動者主體的非國企和體制外人員的“錢袋子”又會怎樣呢?

規劃

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

不要小看最低工資,雖然它的變動直接影響的主要是公益性崗位、低端制造業基層員工和勞動技能比較低的靈活就業人員等群體,但就像央行基準利率一樣,反映出的是整個社會的用工和收入門檻。一般來講,無論是幅度還是頻率,最低工資上漲與社會整體工資上漲是相對一致的。

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明確,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這個目標預計是能順利完成的。”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人力社保廳廳長吳順江說,關鍵是如何按照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完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

據統計,2011年和2012年,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分別為22%和20.2%,2013年這個數字則為17%,截止到7月25日,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為14.2%,均超過13%。因此,完成任務順理成章。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吉林省委副主委王欣認為,最低工資上漲幅度一定要超過CPI,只有這樣才能讓普通勞動者真正受益。

舉措任重而道遠農民工欠薪需治本

以重慶農婦熊德明向總理求助討薪為標志,我國從2003年底掀起了清理欠薪風暴。雖然國家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欠薪現象還是屢打不絕,尤其最近幾年甚至愈演愈烈。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專職副主委郭乃碩說,每到春節農民工被拖欠工資都還是一個熱點話題。這種丑惡現象屢打不絕的首要原因就是轉包制度:一項工程項目層層轉包,最后才轉到包工頭,一旦出現資金鏈斷裂,包工頭拿不到工錢,更不要說農民工了。

“另外,許多施工企業只在年終或工程完工時集中結算,平常只給工人發一定數額的生活費。”郭乃碩說,“要治本,就必須按月足額發放工資,這樣即便拖欠也只是一個月的工資。”

機制工資正常調整機制還“在路上”

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明確,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這個目標能否完成?其實,國企和體制內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說了算,目前還不能說已經建立。

而其他群體的工資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說了算:例如很多白領在年底要和公司談下一年的待遇,每年春節后出現“招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農民工與企業議價。

從國際經驗來看,建立高效、公平的工資調整主要依靠政府、企業、勞動者三方進行工資集體協商,目前我國正在推進這項工作,但還需要一個過程。

曾任職工會的一位全國人大代表說,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往往是勞資糾紛多倒逼出來的辦法。

“但是這項工作開展起來非常困難,最大的阻力來自企業主。一些企業主對于協商存在‘懼怕’心理,懼怕職工會‘漫天要價’。”這位代表建議,國家應制定完善法律,確立工資協商的法律地位。

新聞分析

收入分配結構要調整

同樣的學歷,同樣的辛苦,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收入,怎能讓人心里平衡?從國際經驗來看,“紡錘形”的收入分配結構是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如果類似的付出有類似的收獲,就不存在“拼爹”等現象了,一位政協委員毫不客氣的指出。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說,從世界工業化進程來看,我國勞動者報酬的成本偏低,如果不扭轉這種格局,民生就得不到保障和改善,消費也就不可能穩步提升,最終反過來一定會損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不能持續發展,資本當然也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回報,政府財政同樣要面臨困局。”鄭功成說,“所以提高勞動者報酬,不僅是體現勞動力要素對財富增長的貢獻,也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更加協調發展的重要的條件。”

全國政協委員宋豐強說,要改變這一現狀,就要在初次分配環節發力,讓勞動力分享更多的發展紅利,讓企業讓利、政府減稅、勞動者報酬提高,從宏觀上調配國民財富分配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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