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去一降一補具體是什么

　三去一降一補”的政策，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三去一降一補的解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根本目的：提高供給質量滿足需要，使供給能力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主攻方向：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當前重點是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

本質屬性：深化改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價格、財稅、金融、社保等領域基礎性改革。

16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決策，各地區各部門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重點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不能因為包袱重而等待、困難多而不作為、有風險而躲避、有陣痛而不前，要樹立必勝信念，堅定不移把這項工作向前推進。

分析人士指出，從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提出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的政策邏輯一脈相承，意味著我國將以更加堅定的決心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到實處。

“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保持經濟穩定運行非常重要，但決勝‘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要在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上邁出實質性步伐，這一點至關重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說。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一些指標穩中向好。

但與此同時，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并存的格局并未改變，經濟面臨的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

世界經濟總體復蘇乏力、低速增長，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影響世界經濟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并通過經濟和金融市場影響我國經濟運行。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左右經濟運行的不僅來自于需求側，更來自于供給側;經濟增速回落不僅是周期性因素作用，更多是結構性因素作用。

這要求我們必須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分析看待經濟運行態勢。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高培勇說。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系全局、關系長遠。

會議指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有周期性、總量性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會議還進一步明確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和要求。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歸根結底要落在“改革”二字。

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指出，必須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來矯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這樣才能更好滿足人民群眾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發展。

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說，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還是要讓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

“提高供給側效率和質量，需要簡政放權來使規則公平透明;需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讓企業在優勝劣汰中找到發展方向;也需要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創造公平良好的市場環境。

”

【三去一降一補的解讀二】

多位專家認為,推進“十三五”期間的經濟社會發展,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著力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同時要推出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配合的政策。

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則給出了未來政策的具體方向。

他表示,為確保經濟增速處于6.5%以上的中高速,將創新不斷完善宏觀調控,強化經濟走勢的預測、監測、預警,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和價格政策的協調配合,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面進一步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為結構性改革營造一個穩定的宏觀環境。

“我們將努力打破思維慣性和路徑依賴,用改革的辦法來推動結構性調整。

”徐紹史表示,在促進消費升級方面,要大力培育和拓展住房、汽車、信息、旅游、健康、養老、文化、環保等方面的消費熱點,推動新消費、引領新供給、形成新動力。

我們還要著力擴大有效投資,加大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投資力度,啟動實施一批新的重大投資工程,同時我們鼓勵民間投資、外來投資共同來參與這些重大的投資工程,著力的調結構、補短板,而且培育新的動能。

在簡政放權方面,徐紹史表示,將繼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和優化服務。

需要建立政府的全責清單和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最大限度地縮減政府審批的范圍,更好地發揮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和12358價格監管平臺的作用。

在新型城鎮化建設方面,徐紹史透露,到2020年,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分別要提高到60%和45%。

以“一帶一路”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為引領,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塑造區域協調發展的新的格局。

而未來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將以鋼鐵、鐵路、電力等行業為重點。

徐紹史透露,將采取境外投資、工程承包、技術合作、裝備出口等方式,拓展多邊、雙邊的產能合作機制。

政府將與跨國公司共同合作,開辟第三方市場。

對外資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制度。

【三去一降一補的解讀三】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實體經濟的稅負減負問題,今年要全面實施營改增,取消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歸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擴大水利建設基金等免征范圍,將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的免征范圍從小微企業擴大到所有企業和個人,實施這些政策,要比改革前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5000多億元。

而這一進程依靠的便是財稅體制改革。

在“十三五”過程中,財稅改革無疑也是中國整體經濟改革的關鍵部分。

對此,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介紹說,該輪改革主要包括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稅收體制的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

以營改增為例,樓繼偉表示,今年5月1日開始要完成全面推行營業稅改為增值稅的試點,也就是把建筑、房地產、金融和生活類服務業全部從營業稅改為增值稅。

“在此基礎上,將按照稅收法定原則,制定增值稅的法案,同時并廢止營業稅。

”

此外,對于個稅的改革,樓繼偉表示,個稅改革新政策及新方案【全文】需報國務院批準,并以此為基礎制定相關法律議案,同時還要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立法,這些程序必須一步步完成。

他表示,目前中國實行的累進稅制極不合理,世界上只有很少國家還實行分類計征的個人所得稅。

中國已經制定了從分類征收轉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新政策及新方案【全文】,會考慮必要的基本扣除、撫養扣除、贍養扣除、生計扣除等,改變現階段只對工薪所得超額累進的做法。

此外,樓繼偉還指出,“掛鉤事項”存在諸多弊端,并造成了大量的資金閑置,其原因是掛鉤的事項和當地并不切合實際。

他說,所謂掛鉤事項是指“重點支出是和財政收支或者和gdp的規模掛鉤的相關事項”。

他指出,掛鉤事項與總需求管理的靈活性要求相悖,是和《預算法》新的規定績效原則是相悖,和基層現實情況相悖,不利于節約資金,支出有效性難以提高,資金明顯碎片化。

“通過事權支出責任的劃分,再設計專項轉移支付的內容,是中央和地方財稅管理的改革的方向。

”樓繼偉表示,這樣一來,我國財政將更加符合實際,我們財政才有可能做反周期的調節或者說反周期調節的余地更大了。

【三去一降一補的解讀四】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無論經濟還是金融都面臨轉型的新課題。

“怎樣適應經濟轉型，中央提出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金融是供給側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加強現代金融體系的建設。

”近日，在第22期文津圓桌研討會上，針對金融如何支持實體經濟，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劉向耘認為，目前金融業面臨三大任務：如何支持新經濟發展;支持傳統產業升級改造;金融如何妥善處置應對防范金融風險。

論壇由國辦信息公開辦和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聯合舉辦，來自一行三會以及相關領域專家圍繞如何通過金融改革加大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等議題進行深入研討。

如何真正支持實體經濟：“三去一降一補”

“十三五”規劃建議，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

1月27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金融支持工業增效升級、壯大實體經濟基礎的一系列重大舉措。

實際上，在今年兩會答記者問中，李克強總理曾多次強調，金融與實體經濟密切聯系、互促共生。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要在保持宏觀政策穩定的同時，引導金融機構圍繞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創新服務方式，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在本輪文津圓桌研討會上，針對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提出的要求，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教授、博導，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表示，金融真正支持實體經濟應該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還要補短板，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需要金融支持;二是要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三是必須大力發展和支持戰略新興產業，包括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現代制造業。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面臨著哪些任務?劉向耘認為任務包括三方面：一是如何支持新經濟發展，同時補短板，增強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

二是怎樣支持傳統產業升級改造，包括怎么支持去產能，同時支持傳統行業升級改造，進一步提升競爭力。

三是基于金融自身的特點，如何妥善處置應對防范金融風險。

“銀行業怎樣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這是銀監會工作的核心任務。

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前提是有效管控風險。

銀行業要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首先要確保自身風險管控到位。

”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副局長徐潔勤表示，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則表明，金融脫離實體經濟最終會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銀行業應與實體經濟協同共進。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支持企業融資。

當前，我國企業普遍面臨‘融資貴、融資難’的問題，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企業缺乏市場化的融資機制。

”針對如何發揮直接融資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中國證監會公司債權監管部副主任陳飛表示，“市場在資源配置上還沒有真正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直接融資發展不足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

億贊普科技集團董事長羅峰認為，金融不僅是投資、融資、貸款，也包括國際的結算和清算。

金融對實業的支持不僅是對實業在國內的發展和成長，更重要的是支持實業更好地走向海外，能夠把國內的過剩產能變成海外優勢產能。

服務實體經濟面臨困難：企業“貸款難”、銀行“難貸款”

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市場需求萎縮，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經營現金流不足，不良貸款持續“雙升”，銀行服務實體經濟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

“目前經濟金融形勢復雜嚴峻，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與防控風險的平衡難度加大。

”徐潔勤介紹，企業投資意愿減弱和資金使用效率下降，弱化了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效果。

“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服務實體經濟壓力和金融風險過于集中在銀行業。

長期以來我國直接融資占比較低，銀行信貸主導的融資結構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

”徐潔勤說，銀行不良貸款核銷和風險化解處置面臨現實困難。

隨著銀行利潤增速持續下降，可用于消化不良貸款的財務資源趨于減少。

　當前不良貸款核銷自主性和效率偏低。

“這么多年我們服務了很多科技型企業，融資難其實不是一概而論的，這是要分層次的。

”大信會計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肖立杰介紹，有很多符合國家政策扶持方向的產業，無論收入指標還是經營業績指標都在增長。

而在這些增長的企業中，創新的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輕資產，輕資產是不符合傳統銀行業貸款渠道要求的。

因為銀行資本相對來說成本最低，股權融資是高的，但當企業輕資產發展，利潤高的情況下，又沒有資產作為抵押物，反饋出來的現實狀況是融資難。

監督資金真正進入實體企業

要充分發揮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一行三會及相關領域專家紛紛獻計獻策。

要從根本上解決金融行業面臨的任務，劉向耘認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建立均衡的社會融資結構，加快多層次金融市場建設，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滿足經濟發展和轉型活動中的多元化的融資需求。

二是建立覆蓋廣泛的中小微金融組織，發展普惠金融和多業態的中小金融組織，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

三是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建立一個更加多元的金融機構股權結構，促進金融機構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

徐潔勤認為應穩妥推進投貸聯動試點，通過制度安排做好風險隔離，更好地實現風險和收益匹配。

落實好綠色信貸和能效信貸指引，建立有利于發展綠色信貸的長效機制。

“在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應加強政府部門的協調統籌和政策支持，為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和外部環境。

”徐潔勤還補充表示，要加快完善政策性融資擔保體系，健全風險分擔和補償機制，緩解企業“貸款難”和銀行“難貸款”之間的矛盾。

“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監督資金真正進入實體企業，而不是在金融系統空轉或者用于非法用途。

”陳飛認為，金融支持實體經濟，還需要進一步發揮債券融資支持實體經濟的作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強監管，保證募集資金用于實體經濟。

“企業債券融資，最為關注的是成本和效率，而成本的高低與發債的時間窗口密切相關。

為了使發債企業形成明確的預期，必須高度關注效率和工作透明度。

工作中透明高效，形成明確穩定的市場預期。

”陳飛說。

肖立杰認為，解決企業融資難問題有幾點嘗試：第一，強化協會等中介組織的作用，相互抱團取暖，通過協會一起和銀行談判，一方面提高企業信用，另一方面經過銀行的考核體系，通過貸款的企業給它們預貼息，讓企業受惠。

第二，投貸聯動的試點。

因為企業發展過程中，無論是自身發展還是并購這種高速發展的狀況下，必然需要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相結合。

第三，要加強政府、金融機構的協同發展。

【三去一降一補的解讀五】

剛剛閉幕的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經濟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值得關注的是，“加強結構性改革”和“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成為明年經濟工作的重要著力點，這也表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出現重要轉向。

強化供給側管理，主動順應了經濟新常態下的發展邏輯

近一個時期以來，經濟理論界一直熱議“新供給經濟學”，對其理論演繹和實踐邏輯從各個層面進行了全面分析和闡釋，這是非常應勢的針對性研究，也有許多有價值的判斷。

筆者認為，其實，在一個經濟運行周期中，什么時候多使用些需求管理政策，什么時候多使用些供給管理政策，政府在協調平衡總供給與總需求中怎樣把控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和施策力度，并沒有優劣之分，完全要依賴其經濟運行環境的變化和滿足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的需要。

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經濟能夠比較平穩地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是充分運用了經濟趕超時期后發優勢和要素資源比較優勢，釋放出了巨大的經濟發展活力。

但今天中國經濟體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位，各種生產要素已經與全球經濟深度融合，國內國際經濟格局也出現了深刻變化。

再依靠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資金成本等要素投入的低水平數量型規模擴張助推經濟快速增長的“要素紅利”時代已經告一段落。

今天的中國，面對的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克服“三期疊加”的“成長中的煩惱”，要應對各種利益博弈的挑戰，在傳統生產要素邊際效率遞減、經濟增長速度出現拐點的時候，我們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依靠創新驅動，優化要素配置，重塑產業結構和生產組織結構，全面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進而釋放組織變革的紅利和制度改革的紅利，以經濟整體質量和效益的提升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

如果說，過去的三十多年，中國已經比較好地解決了“為誰生產”的需求經濟學這個基本問題，在中國經濟步入發展新常態的今天，我們必須謀劃好“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的供給經濟學問題。

這就是中國經濟學今天的基本邏輯，其著力點就是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強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矯正要素配置扭曲，來盤活巨大的要素存量;通過提高投資有效性，擴大有效供給，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通過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強持續增長動力。

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這是一個重大判斷，也是一個順乎時勢的戰略抉擇。

切實運用好政策的“組合拳”，實現經濟改革“三去一降一補”

2016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明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

圍繞“著力加強結構性改革”的一系列重點任務，會議明確了明年和今后一個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總體思路和取向，即要“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

實施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關鍵是要打好政策的“組合拳”，在“三去一降一補”和“五增”上下大功夫，取得實效。

這次會議明確提出，明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從“十三五”開局之年的現實經濟壓力來看，筆者認為，首先是要減少和降低這五個方面的壓力。

這五大任務，實質上是相互關聯，相互牽掣，有著內在聯系，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

化解產能過剩(去產能)是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任務，近年來國內許多產業產能過剩，既有結構性原因，也有經濟周期原因和體制性原因。

在因地制宜、分類處置的基礎上，宏觀政策與產業政策要積極引導，化“過剩產能”為“富余產能”，通過開辟中西部產業接續發展通道和國際產能合作積極紓解;也要把去企業庫存與減低企業成本緊密結合，在財稅政策和價格政策上切實減少企業負擔，加快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步伐;在轉化二三線房地產庫存上與推進新型城鎮化和擴大公共服務社會化供給上緊密結合;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上，一方面要守住防風險底線，另一方面，還要積極實施更加有針對性的結構性寬松貨幣政策，加快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建設，等等。

因此，實現 “三去一降一補”，本質上是要變“結構性減負”為促進“結構性改革”和“結構性補短”。

筆者認為，對應這“三去一降一補”，還必須強調 “五增”，就是“增活力”、“增動力”、“增效益”、“增均衡”和“增信心”。

要通過宏觀、中觀、微觀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創新，以改善供給側管理的視角，切實加大制度供給和制度創新力度，進一步消除利益壁壘，加大簡政放權力度，切實擺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還權力于市場、還權力于社會，以充分激發企業活力、社會活力和大眾創業創新活力;進一步增強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新組織制度的成長步伐，盡快讓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孕育而生，以創造新供給帶動釋放新需求;還要采取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在未來的五年，加大力度推進區域發展均衡、城鄉二元經濟均衡、產業發展均衡、人口資源環境發展均衡，以及社會各個階層利益發展均衡，讓更廣大的群眾普遍增強改革發展的獲得感。

最后，我們還是要強調 “增信心”。

盡管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存在這樣那樣的困難，但正如所指出的，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全黨要堅持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各方面力量擰成一股繩，便無難不克、無堅不摧。

“十二五”成就輝煌，我們又站在新的起點上，“十三五”時期有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的新引領，我們一定會有一個新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