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提案關于戶籍改革熱點解讀
【兩會期待:戶口不該是求職路上邁不過的坎 】
今天，全國兩會拉開帷幕。這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其實離你我并不遙遠。不管是國家大政方針，還是具體的措施規定，都可能影響每個人的生活。兩會上的關鍵詞，如“雙創”“住房”“二孩”“收入分配”等，莫不與青年的生活與發展息息相關。圍繞教育、住房、生育、求職、創業等青年共同關注的話題，我們請年輕人來談談他們對兩會的期待。
■并不是讓人人都擁有北京戶口、上海戶口或者廣州戶口，而是不管你的戶口在哪里，在基礎公共服務方面，都能夠以公民的身份一視同仁
■政策也不妨在遵循市場規律的前提下，支持銀行向職業前景良好的年輕人放開貸款，他們或許缺乏財富的積累，卻都有著對美好未來的預期
■一個農村孩子恐怕很難理解《小時代》里的“青春感”，一個出身優渥的青年或許也很難因看《平凡的世界》而感動落淚，這種差異折射的是階層間不可逾越的鴻溝
■關于二孩政策下女性生存境遇的討論，能超出單純的、傳統的“保障婦女權益”的言說層次，而納入突破中國社會發展瓶頸的大視野
@祝建波：目前社會輿論對職業教育有偏見，認為學生成績差才去讀職業院校。其實，職校畢業生動手能力強、實踐經驗豐富，又具有很強的市場適應性。政府部門應加強輿論引導，深化職業教育改革，修改“唯學歷要求”的政策，提升“藍領”工人的社會地位，維護他們的職業尊嚴，為他們打通社會上升通道。廣大企業也要重視勞動環境和工作待遇的改善，讓技術工人更有職業自信，如此，才能吸引更多年輕人就讀職業院校。
@王瑤：早在數年前，就有聲音呼吁“取消高考”，但在未能找到更公平合理的方式前，高考依然是最公平的甄別人才的手段。如今，又有聲音呼吁“取消中考”，這顯然是激進教育改革理念的讓步。取消中考后實行高中教育就近入學，比照目前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現實，這一建議的實施難度可想而知。何況即便取消了中考，素質教育是否能水到渠成?以考試分數衡量學生，不意味著就是反素質教育。當前的教育問題是，輕視除考分以外的種種能力培養，這才是真正需要改變的。
@張傳發： “明星代表”或“明星委員”的議案、提案或會場發言，如果有見地和針對性，媒體當然可以報道;但如果將“完成了報到”“領走了資料”，甚至把早上起床“洗臉、刷牙”也報道出來，這樣的新聞就未免寡淡無味了。全國兩會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平臺。作為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無論是鞏漢林還是趙本山，他們是來參政的，不是來“唱戲”的。
@郭元鵬：致公黨政協委員邀請中學生提“模擬提案”引發熱議。以正規提案的標準看，中學生提出的“模擬提案”是有青澀味。不過，也正是因為其有著青澀味，才能呈現真實的想法。這些學生的“模擬提案”不會考慮地方政府是不是反感，分管領導是不是有意見，職能部門是不是不高興，他們的“模擬提案”有著“初生牛犢不怕虎” 的美好。最為關鍵的是，學生“模擬提案”培養了學生參與兩會的意識。
@鄧有情：我在水泥行業工作。作為傳統建材行業，水泥業利潤確實是在下行，我所在企業去年與前年相比，就下降了30%。但是，某些國有企業即使不掙錢，也要給其員工加工資，漲福利。更有連年大規模虧損的非同行省屬兄弟企業，他們的大部分員工卻能坐享長期以來就偏高的工資福利待遇。我們水泥行業的狀況是結構性的，像我們這些大學畢業沒幾年的人，工資從一開始就沒繳納過個稅，是不是一種無法言說的尷尬?
房子背后，那些被消磨的青春
磬之
大學畢業以后，我在北京搬過兩次家，第一次是從海淀區的學校搬到北五環外的天通苑，第二次則搬到二環邊上的。三個月交一次房租，是對我脆弱的財政收支的定期襲擊。每次回到一個月近4000元租下的小黑屋子，看著擺下一張雙人床后局促的活動空間，就知道看似自由的租房，其實很難找到生活的品質和尊嚴。
去年三四月間，北京的房價處在一個小低谷，我的看房行動就此開始。中介公司的App設計很專業，再加上實地拍攝的精美照片，不禁讓人感慨新媒體就是好，省去了不少跑腿活兒。
然而，我對披著新媒體外衣的房產業的認識畢竟太幼稚了，它畢竟是一個讓人在骨子里缺乏信任感的行業。在手機上精挑細選了幾套滿意的房子后，我打電話給中介，經常得到的回復不是“房子已經賣出去了”就是“業主決定不出售了，要不咱們去看看同戶型的另一套?”后來，我干脆放棄了在App上搜索房子，而直接與看上去還靠譜的中介打交道。花了三四個月看遍了目標地段的所有房子，終于在單位附近找到了一套房。
付了定金以后，一個問題來了，我的戶口還是遷移狀態中的“黑戶”。盡管體制內的工作單位早就承諾辦下戶口，但是過戶迫在眉睫，如果新戶口沒有下來我就面臨違約的風險……好在戶口一批下來，單位同事就以最快速度把所有程序走完了。拿到新戶口當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和女友立刻騎車到民政局辦好了結婚證。
拿到戶口，意味著我成為有資格買房的首都市民了。然而，雙方家長東拼西湊交齊了首付，剩余的購房款要靠貸款解決。在北京，像我這樣工作沒幾年的年輕人，利息低的公積金貸款幾乎是雞肋，貸款額度低到根本不適應北京的房價，而組合貸則因審批流程長不被原房主接受。商業貸款成為了唯一的選擇。當我第一次把沉甸甸的材料遞給銀行工作人員，得到的答復是“不行”。盡管材料里甚至包括了我的本科、研究生畢業證書，但是銀行堅持以每月還款額不超過工資收入的一半來計算我的貸款額度，就算具備相應還款能力也不行。最后，只能靠中介幫我解決這個麻煩。
銀行批貸了，房子過戶了，可是此次買房最大的雷區還在前面——就在我們裝修動工沒幾天的時候，中介打電話告訴我說，原房主一家人無法履行合同遷出戶口。盡管，按照北京市的政策我作為產權人可以遷入戶口，但是我這套房子的地址上還存在著原房主一家的“幽靈戶口”，這不免影響未來的各種權益。按照合同條款，原房主應該賠償我數十萬元的補償金……為了這套房子上法庭打官司，成了我接下來迫不得已的選擇。
買房就像一場戰役，回想買房的經歷，那些躲過和沒躲過的坑歷歷浮現在眼前。年輕人有權利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居住條件，但是，最需要一套基本住房的年輕人，在圍繞房產的各種博弈中最缺乏話語權。不管是接受過這個國家最好教育的青年城市精英，還是徹底離開土地的“農民工二代”，他們的訴求和困境其實是類似的。
對多數年輕人來說，買房是一生中首次如此巨額的消費。我期待政府出臺更多措施讓購房者免于缺乏經驗的困擾。房子不是能隨意退貨的商品，只有出臺對房地產商和中介機構更嚴格的監管措施，才能讓購買者在簽合同時放心。我還期待住房公積金向購買第一套房的年輕人傾斜，他們或許收入還不高，工作年限也不長，卻是真正的“剛需”群體，否則公積金就只是為有實力的購房者錦上添花了。此外，政策也不妨在遵循市場規律的前提下，支持銀行向職業前景良好的年輕人放開貸款，他們或許缺乏財富的積累，卻都有著對美好未來的預期。
在現在的中產階層為炒房、改善型住房使盡手段的時候，年輕的準中產階層卻不得不跨過人生中第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的這道坎。這其實是一個悖論：年輕人需要一套房子來穩固自己在城市里的生存和發展，而如果沒有限購，已經取得住房這張門票的人們，則獲得了更多資源來買下第二套房、第三套房……就像現在我已經搬進的新家一樣，在過去的幾個月它的市值又迎來了一輪猛漲，在這些數字背后則是許多年輕人為房子所消磨的青春。
戶口不該是求職路上邁不過的坎
楊三喜
去年9月，我開始找工作，過了大半年，至今還沒定下來。也許因為今年的就業形勢更嚴峻，也許因為處在轉型期的傳媒業人才需求減少，本專業同學中真正落實工作的也不多。
就業歧視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雖然教育部早就明令禁止招聘限定985、211高校的學生，但是包括部分央企崗位在內不少招聘公告中，仍明確規定只招985、211高校的學生。
學校之外是性別歧視，身為男生，我應該算占了便宜。班級群里轉發的不少招聘信息，都要求只招男生，這種情況以國企居多。為此，班長還為班里幾個男生單獨建了微信群，專門轉發只要男生的招聘信息。
在求職過程中我最深刻的感觸并不是學校和性別歧視，而是戶口。戶口成了限制很多人自由選擇工作的障礙。那種“唯戶口論”的態度，甚至讓人覺得不可理喻。
我的本科學校不在北京，同學們在當地找工作考慮最多的是興趣、待遇和發展空間，根本沒有戶口的概念。但是，來北京讀研后，情況完全不一樣了。
第一次跟導師見面，她就告訴我，如果你想留在北京，必須找有戶口的工作。三年來，導師只要一談到工作，必談戶口。這讓我好一陣都不敢去找她，跟她談找工作的事情。
跟同學們交流工作機會的時候，大家的第一反應是這份工作是否解決戶口。對于不少人來說，評價一份工作好不好，有沒有戶口是最重要的指標。如果有戶口，即便它不是自己喜歡的，工資低、發展空間小，也沒有關系。而一些自己喜歡的工作，就算待遇不錯，發展空間也還可以，沒有戶口的話，也很有可能被放棄。
我有一些在京外就讀的朋友，他們初到北京求職時，對戶口問題沒有明確傾向，但在北京待的時間長了之后，對戶口也會在意起來。
我對戶口不那么在乎，因為我并不確定自己是否一直要在北京發展，是否要在北京定居。但是在濃厚的“戶口氛圍”中，我也開始開口閉口就談戶口了。就算以后離開北京，有戶口也總比沒有好吧，如果有機會最好先拿到。按照一個長輩的說法，拿到戶口以后跳槽找工作就像插上了翅膀。我覺得這種說法是成見，能否找到好工作，與戶口沒有那么大的關系，遺憾的是，現實中確實有很多崗位要求應聘者必須有北京戶口。
為什么北京的應屆生求職者這么看重戶口?沒有戶口，你就永遠是外地人，不管你干得怎么樣，你都是“北漂”。你必須交完5年社保或個稅后才能買房。等到工作5年后，你終于有資格買房了，可房價不知道漲到哪里去了。沒有北京戶口，孩子將來在北京上學也是一個大難題，你可能要為了孩子上學蓋幾十個章，而且還不能擁有與本地孩子同等的升學資格……
對戶籍身份以及戶籍身份背后所附著的教育、醫療、衛生、生育、養老等等福利待遇不平等的擔憂，讓很多畢業生無法按照自己的興趣，遵循最大限度發揮自己潛力的原則選擇工作。為了戶口而放棄自己喜歡的工作，不僅對個人而言是遺憾，對社會來說也不利于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
我所期待的是，并不是人人都擁有北京戶口、上海戶口或者廣州戶口，而是不管你的戶口在哪里，在基礎公共服務方面，都能夠以公民的身份一視同仁，附著在戶后背后的特權被打破。我也期待，打破戶籍的限制，建立一個覆蓋全體公民的存儲公民基本信息的全國人口數據庫，實現各地、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讓那些可以靠網絡流量就能解決的問題，不再成為個人的煩心事。
你的優渥是他們不能承受之重
黃西蒙
名牌大學里的寒門學子越來越少已是不爭的事實。有統計顯示，北大清華學生中來自農村者一度僅有一兩成，李克強總理也提出要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寒門學子的求學、生存之路依然艱辛，比起物質匱乏帶來的苦痛，他們精神上遭受的壓抑、苦悶或許更加沉重、也更值得關注。
此前，有媒體報道，有些大學生入校帶了一套 “蘋果”，而有些寒門學生入校只拎了一袋蘋果。二者對比之強烈令人痛心，更讓人深思。我曾有一些出自寒門的朋友，大多數來自貧窮的農村，也有少數來自城市的底層，他們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著社會階層裂變帶來的陣痛。如果說，富裕家庭的學生入大學后夢想的是遨游學術海洋、享受清閑生活、海外留學等“美好青春”的話，有很多貧困學生面對的卻是繁重學業之外的打工兼職、爭取助學金等生存問題。他們一方面“養活自己”，有些人可能還要把兼職賺的錢給家人用，連戀愛都不敢談、沒法談。
雖然國家已出臺多個政策給予貧困大學生資助，但在一些學校，助學金的發放、分配和等級評定就是一個棘手問題。給什么人助學金、給多少助學金固然有政策要求，可在具體實踐中，爭奪助學金有時卻成為一場逐利之戰，我的朋友就遭遇過類似不公。而申請助學金“自報家門”，甚至被搞成“哭窮大會”。如何更精準地將助學金給予寒門學子，如何避免“雪中送炭”被 “校園政治”異化，如何將國家政策更大范圍地惠及需要幫助的學生，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經濟困境只是寒門學子的困境之一，心理上的苦悶更令一些人滑向精神幻滅，甚至自暴自棄。這需要全社會在輿論、精神和道義上給予寒門學子更多關懷，即使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不幸，也要給他們更多的精神慰藉。不要總用“屌絲逆襲失敗”“白富美嘲弄屌絲”等網絡話題，來刺痛他們。
大學畢業后，寒門學子將面臨更加嚴酷的考驗。如今，很多青年就業“逃離小城市”，甚至“只選北上廣”，原因恐怕不只是所謂“追求夢想”，而是因為大城市工作機會更多，也沒有小地方盤根錯節的關系網。但是，大城市的高房價、高物價成了他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別說寒門學子無力購買房子，就是普通中產階層的孩子也“深感沉重”。由此一來，僅僅是大城市的高房價就會“逼走”絕大多數寒門學子，而“返鄉”或“走異路”的他們就一定會有幸福的人生嗎?面對貧困子弟“越來越窄的人生道路”，兩會上若有有識之士能提出破解之法，將對改變他們的人生處境大有裨益。
現在，一個農村孩子恐怕很難理解《小時代》里的“青春感”，一個出身優渥的青年或許也很難因看《平凡的世界》而感動落淚，這種差異折射的是階層間不可逾越的鴻溝。青年在一個時代風潮的變化中往往“春江水暖鴨先知”，尤其是草根青年的精神狀態對此尤為敏感，這就要求我們從精神和物質層面給予他們更多切實的幫助，凝聚更多社會共識來關懷他們，這也是我對本次兩會與相關改革政策的些許期待與希冀。
請給草根創業者最實際的支持
劉明龍
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掀起了這一輪的創業浪潮。毫無疑問，創業還將是今年兩會的熱門話題。作為在一線創業的草根青年，國家將出臺何種扶持政策幫助青年創業，是我最關心的兩會議題。
找準自己的定位，對青年創業是最重要的，政府對創業青年的導向也很重要。6月，我到西安第一次創業，做生態農業。因為沒有找到明確定位，也不了解在農產品創業方面國家的優惠政策，不久后那次創業宣告失敗。緊接著，2015年4月，我到昆明第二次創業，做中高考教育培訓，目前雖然談不上成功，但是已然走在了比較健康的創業道路之上。兩次創業，結果完全不一樣，為何?其實還在于創業者對自己要有精準定位，以及得到國家政策的精準扶助。所以，我希望兩會能出臺更多優惠政策幫助草根創業青年，尤其是要讓我們清晰了解國家優惠政策的落實情況，以便于及時作出應對。
另外，青年創業也要講究務實。創業最忌諱的就是好高騖遠，不要總追求外表光鮮的高大上項目。創業者養成這種科學的創業觀念，離不開輿論環境的正面引導。主流媒體不應該宣傳一夜暴富的神話，而應該鼓勵創業者從小事做起。也就是說，我希望國家在對青年創業的引導里，要特別強調：沒有資本、技術和強大人脈的草根創業者，要對自己有一個清晰的定位，不要盲目跟風，要做自己最擅長的。用華為的“壓強原則”來說，就是集中精力在某個很小的點上打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如果不考慮到自己的草根背景，做的事情華而不實，那么創業一定會摔跟頭。
在增強我們自身內功的時候，我們也希望政府部門進一步破除機制體制障礙，比如進一步拓寬創業資金渠道，讓金融更好服務于創業者，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進一步簡化行政審批程序，讓青年人收獲更好的創業空間。
目前很多創業者對國家的扶持政策了解極為有限，而且不同地方的扶持政策大相徑庭，要了解清楚扶持政策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創業者不一定能花費這么多精力。除了在官網，政府不妨用通俗的語言，通過微信、微博等新方式來宣傳相關政策。政府還應該提供創業培訓，讓創業者了解國家創業扶持政策、創業資金申請審批流程、創業應該注意的法律事項，同時邀請成功創業者分享創業經驗，這樣有利于創業者盡快走上創業軌道。
我還希望政府能簡化對青年創業的審批流程。其實很多創業者也知道銀行有專門的小額貸款，剛畢業的學生也可以申請創業基金，但是一想到復雜的審批程序，而且審批下來也才只有幾萬元，很多創業者就遲疑了 ——與其走那么復雜的流程，最后還可能審批不下來，那還不如自己多上幾個月班積累一定的資金后再創業。所以政府要簡化審批流程，讓創業者降低申請成本。
當然，還有一個細節問題也十分重要，就是創業場地。我深切感受到，目前創業者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實際問題是房租成本過大。這是幾乎所有創業者遇到的巨大問題，因此政府可以考慮通過創業園、創業孵化器為創業者提供更廉價的辦公場所，并給予辦公場所房租的資金扶持。
別逼女性在二孩和事業間作選擇
劉文嘉
十年前畢業求職的時候，師姐妹當中流傳著一句話：“找工作，已婚有子的女博士(碩士)要比未婚的好找，未婚的要比已婚未孕的好找。”直白點說就是，用人單位希望你把孕產的事兒辦利索了再來，不要跑到單位來生孩子，更不要一來就生。
這不是段子。在我的一場面試中，競爭者中的一位女博士就直接和面試者說，學術和履歷上的成績您看簡歷就行，“我的另外一個優勢是讀博之前已經生了孩子，現在已經過了最操心的階段，很給貴單位省事兒。”也許就在這一瞬，一些“你懂的”默契在求職者和面試者之間達成。
十年寒窗過后，你在求職中撞上的第一個評判框架仍然是基于性別建立的，孕產期長短和其可能帶來的成本，仍然極大地影響著你的“性價比”。比這更糟的是，這種把求職女性分為“未婚”、“已婚已孕”和 “已婚未孕”的分類現在仍然流行。而且，在就業已成買方市場的形勢下，在二孩政策全面放開之后，通過孕產問題來衡量女員工“性價比”的思維還在強化，更多女性要在職業前景和家庭愿景之間選邊站。
實際上，在既有職場生態和家庭分工下，“全面二孩”后職業女性所面臨的窘迫已經漸漸展現出來。由于基本公共服務保障不力，生育孩子所產生的教育、醫療等高額成本都被轉嫁在家庭身上，而家庭由此產生的過量勞動、精力消耗、生活質量的損失，則被無意識、大概率地轉嫁到女性身上。幾乎同時，她們還要面對職場歧視、職場邊緣人的尷尬以及就業、再就業的困境。
這種情況，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經濟的。在老齡化社會的嚴峻趨勢下，“全面二孩”政策上寄托著很多社會發展訴求，生育已經不再是一種個人行為，也不單單是一種家庭行為，而是關系到人口結構、人口可持續發展、勞動力供給等幾個方面的社會行為。但“愿不愿生”“敢不敢生”的關鍵卻在于女性。如果多一次孕產期會帶來職場擠壓和職業犧牲，很多已婚女性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再生育問題上就會變得非常慎重;如果僅僅因為生兩胎的可能性就使自己在就業中陷入劣勢，未婚女性的孕產意愿也會趨于保守。
也可以說得更上綱上線一些——適齡家庭中女主人的態度，是決定“二孩政策”能否取得預期效果的關鍵變量。以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來增強家庭生育意愿的觀點，現在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但這是一件宏闊的事情，需要遵循長線邏輯。短期內最有針對性也最有效的辦法，恐怕應是以嚴打就業歧視、嚴防職場歧視為切入口，率先提升女性就業和從業的保障，避免女性在評估生育對個人發展的影響時趨于悲觀。
新年前后陸續召開的地方兩會上，“二孩”問題成為代表委員們的核心話題之一。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女性權益和全面二孩政策之間的關系也肯定會引起代表委員的注意。比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孫曉梅教授就表示，“可以預見，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女性的平等就業權將更加難以保障。”她將再次建議出臺一部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禁止基于性別、婚育狀況的歧視。
希望有更多的代表委員能參與到這個問題的建言中來;有更多關于“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生存境遇的討論，能超出單純的、傳統的“保障婦女權益”的言說層次，而納入到突破中國社會發展瓶頸的大視野中來。最起碼，高知女性在面試時和對方掰扯生不生孩子、生幾個孩子的荒唐場景，不該重復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