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信】
二十歲之前相信的很多東西,后來一件一件變成不相信。曾經相信過愛國,后來知道“國”的定義有問題,通常那循循善誘要你愛國的人所定義的“國”,不一定可愛,不一定值得愛,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曾經相信過歷史,后來知道,原來歷史的一半是編造。前朝史永遠是后朝人在寫,后朝人永遠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來否定他,但是負負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積漸進的扭曲變形移位,使真相永遠掩蓋,無法復原。說“不容青史盡成灰”,表達的正是,不錯,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為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勝利的。
曾經相信過文明的力量,后來知道,原來人的愚昧和野蠻不因文明的進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蠻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純樸的農民工人、深沉的知識分子、自信的政治領袖、替天行道的王師,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蠻,而且野蠻和文明之間,竟然只有極其細微、隨時可以被抹掉的一線之隔。
曾經相信過正義,后來知道,原來同時完全可以存在兩種正義,而且彼此抵觸,冰火不容。選擇其中之一,正義同時就意味著不正義。而且,你絕對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個特定的時機熱烈主張某一個特定的正義,其中隱藏著深不可測的不正義。
曾經相信過理想主義者,后來知道,理想主義者往往經不起權力的測試:一掌有權力,他或者變成當初自己誓死反對的“邪惡”,或者,他在現實的場域里不堪一擊,一下就被弄權者拉下馬來,完全沒有機會去實現他的理想。理想主義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權力腐化;理想主義者要有能力,才能將理想轉化為實踐。可是理想主義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幾希。
曾經相信過愛情,后來知道,原來愛情必須轉化為親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轉化為親情的愛情,猶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塊──它還是冰塊嗎?曾經相信過海枯石爛作為永恒不滅的表征,后來知道,原來海其實很容易枯,石,原來很容易爛。雨水,很可能不再來,滄海,不會再成桑田。龍應臺散文原來,自己腳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毀滅。海枯石爛的永恒,原來不存在。
二十歲之前相信的很多東西,有些其實到今天也還相信。譬如國也許不可愛,但是土地和人可以愛。譬如史也許不能信,但是對于真相的追求可以無止盡。譬如文明也許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們其實別無依靠。譬如正義也許極為可疑,但是在乎正義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義者也許成就不了大事大業,但是沒有他們社會一定不一樣。譬如愛情總是幻滅的多,但是螢火蟲在夜里發光從來就不是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爛的永恒也許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個無窮的宇宙,一剎那里想必也有一個不變不移的時間。
那么,有沒有什么,是我二十歲前不相信的,現在卻信了呢?有的,不過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談。曾經不相信“性格決定命運”,現在相信了。曾經不相信“色即是空”,現在相信了。曾經不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現在有點信了。曾經不相信無法實證的事情,現在也還沒準備相信,但是,有些無關實證的感覺,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圓寂前最后的手書:“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相信與不相信之間,彷佛還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今日獨立】
我一般不太愿意在畢業典禮這么隆重的場合上演講。
原因之一,今天在座的人都不是為了聽演講而來的;方帽子撥穗才是真正的期盼,所以很容易對演講者心生厭惡。
原因之二,大學畢業典禮被認為是人生的重大時刻,一個演講要背負這么超負荷的深刻意義,我覺得難以承受。
原因之三,場合太嚴肅、太隆重了,我就會想起馬克吐溫遇到這種場合的做法──他會在最莊嚴肅穆的一刻,讓一只臟兮兮的小土狗突然躥上臺來對著演講的人汪汪叫,讓他手足無措。
但我還是決定來。不怎么嚴肅的理由是,你們將來都是醫生,當我年老的時候,很可能有一天我會落在你們手里,請幫我多翻幾次身。比較嚴肅的理由是,醫生不只是職業,它是一種志業,跟“人”的關系密切,很多的人會依靠、依賴你們。所以,我想我應該來。但是,如果你們期待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如何做一個好醫生”,你猜錯了。我不會那么笨,跟在座的醫學院的杰出教授們去比賽講這個題目,我一定輸,我是行外人。
事實上,你們今天坐在這里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難道僅只是“未來的醫生”這樣一個單一身份──不可能吧?我想,一定有很多更寬的可能來界定今天坐在這里的你;譬如說,今天是你在經濟上依賴別人的最后一天,也是你人生獨立的第一天。或者說,從今天起,你不再被當做某個學校的學生,某個人的兒女,而是你單獨的自己──成功也是你,失敗也是你,墮落時誰也救不了你;從今天起,不再有別人為你負責。我們甚至也可以說,今天的你,是一個人,站在制度性學習的終點,自主性學習的起點?
我不認為對醫學院的畢業生就非談“如何做一個好醫生”不可,因為,職業只是一個人的人生中的一部分,絕不是全部。在你做醫生的時候,你必定同時還有好幾重身份,這些身份,不見得比你醫生的身份來得不重要:你是一個國家的公民──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個好公民?你一定是人家的妻子或丈夫或堅決不婚的情人伙伴──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個成熟的負責的伴侶?你一定還有幾十年的時間是人家的兒女──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個好兒女?你可能很快成為別人的父親或母親──你又是否知道如何做好父親和母親?更關鍵的,今天是你的“獨立日”──你是否知道如何做好一個獨立的、完整的人呢?
因此,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認為,是你們從幼兒園到大學長達二十多年“制度性”教育的畢業典禮,同時是“自主性”教育的開學典禮。我今天的題目是,“制度性教育該教而沒有教的兩件事”。仰觀宇宙之大第一,它教你如何與別人相處,沒有教你如何與自己相處。合群,曾經是我們從小到大“德育”的核心。個人在群體中如何進退貫穿整個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極其講究的個人修身、慎獨的部分,在現代化的社會里,卻被忽視。我們是一個習慣群聚的社會。
在行為舉止上,我們喜歡熱鬧,享受呼朋喚友的快樂。在思想判斷上,我們用“集體公審”或者“拉幫結派”的方式思考事情。在時間的分配上,我們的學習表塞滿課程和活動;在空間配置上,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與群體“相濡以沫”。獨思的時間,獨處的空間,不在我們的學程設計里。把這個問題說得最透徹的,我認為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他在1941年就指出當時的大學課程設計是有問題的,因為課程以“滿”為目標,不給學生“獨思”的時間: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閑暇不為也。縱觀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系之復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擷取而有所發明,對復雜繁變者宜如何應對而知所排解,非有閑暇不為也;人生莫非學問也,能自作觀察、欣賞、沉思、體會者,斯得之。
【兩本存折】
是的,我也有兩個秘密賬戶,兩本秘密存折。兩個賬戶,都無法得知最終的累積或剩余總數,兩本存折,記載的數字每天都在變動,像高高懸在機場大廳的電動飛機時刻表,數字不停翻滾。
我知道兩件事:一個存折里,數字一直在增加,另一個存折里,數字一直在減少。數字一直在增加的存折,是我自己的;數字一直在減少的那一本,是別人給我的。于是有一天,我帶著那本不斷增加的存折去見一個頭戴黑色斗篷看起來像魔術師的理財專家,請教他,怎樣可以使我的這本存折更有價值。
“價值?”桌子對面的他露出神秘的微笑,上身不動,忽然整個人平行飄滑到桌子的左邊,我用眼睛緊緊跟隨,頭也扭過去,他卻又倏忽飄回我正對面,眼神狡獪地說,“小姐,我只能告訴你如何使這里頭的‘數字’增加,卻無法告訴你如何使這數字的‘價值’增加。”
數字,不等同價值。也就是說,同樣是一千萬元,我可以拿去丟進碎紙機里絞爛,可以拿去紙扎八艘金碧輝煌的王船,然后放一把火在海面上燒給神明,也可以拿去柬埔寨設立一個艾滋孤兒院。
這不難,我聽懂了。我彎腰伸手到我的環保袋里,想把另一本存折拿出來,卻感覺這人已經不在了。我嘆了一口氣,緩緩走出銀行。銀行外,人頭攢動,步履匆忙。疾步行走的人在急速穿梭人堆時,總是撞著我肩膀,連“對不起”都懶得出口,人已經走遠。
一陣輕輕的風拂來,我仿佛在鬧市里聽見樹葉簌簌的聲音,抬頭一看,是一株巨大的玉蘭,開遍了潤白色的花朵,滿樹搖曳。我這才聞到它微甜的香氣。就在那株香花樹下,我緊靠著樹干,讓人流從我前面推著擠著涌過。從袋里拿出我另一本存折,一本沒人可詢問的存折。存折封面是一個電子日歷。
輕按一下,就是六月的三十個小方格,也有密密麻麻的字;再按一下,七月的三十一個方格,密密麻麻的字;八月的三十一個方格里,全是英文,那是南非開普敦,是美國舊金山,是德國漢堡。不必打開,我就知道,存折里頭,誰裝了一個看不見的沙漏。因為無法打開,看不見沙漏里的沙究竟還有多少,也聽不見那漏沙的速度有多快,但是可以百分之百確定的是,那沙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
有一片花瓣,穿過層層樹葉飄落在我的存折封面,剛好落在了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格。玉蘭的花瓣像一尾漢白玉細細雕出的小舟,也像觀音伸出的微凹的手掌心,俏生生地停格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突然就明白了:原來,這兩本存折之間,是有斬釘截鐵的反比關系的。你在那一本存折所賺取的每一分“金錢”的累積,都是用這一本存折里的每一寸“時間”去換來的。
而且,更驚人的,“金錢”和“時間”的兩種“幣值”是不流通、不兌換、不對等的貨幣。一旦用出,你不能用那本存折里的“金錢”回頭來換取已經支付出去的“時間”。任何代價、任何數字,都無法兌換。是的,是因為這樣,因此我對兩本存折的'取用態度是多么的不同啊。我在“金錢”上愈來愈慷慨,在“時間”上愈來愈吝嗇。“金錢”可以給過路的陌生人,“時間”卻只給溫暖心愛的人。十二月三十一日,從今日空出。我將花瓣拿在手指間,正要低眉輕嗅,眼角余光卻似乎瞥見黑斗篷的一角翩翩然閃。
【魂歸】
這是他十六歲時離開的山溝溝里的家鄉。“愛己”要他挑著兩個籮筐到市場買菜,市場里剛好有人在招少年兵,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走了。
今天帶他回來,剛好是七十年后。有兩個人在門前挖井。一個人在地面上,接地面下那個人挖出來的泥土,泥土用一個轆轤拉上來,傾倒到一只竹畚箕里,兩個滿了,他就用扁擔挑走。很重,他搖搖晃晃地走,肩頭被扁擔壓出兩條肉的深溝。地面下那個人,太深太黑了,看不見,只隱隱聽見他咳嗽的聲音,從井底傳來。“缺水,”挑土的人氣喘喘地說,“兩個多月了。沒水喝了。”“你們兩個人,”你問,“一天掙多少錢?”“九十塊,兩個人分。”“挖井危險啊,”你說,“有時會碰到沼氣。”那人笑笑,露出缺牙,“沒辦法啊。”灰撲撲的客運車卷起一股塵土而來,停住,一個人背著一個花圈下了車。花圈都是紙扎的,金碧輝煌,艷麗無比,但是輕,背起來像個巨大的紙風車。
鄉人穿著洗得灰白的藍布褂,破舊的鞋子布滿塵土。父親的照片放在廳堂中央,蒼蠅到處飛舞,粘在挽聯上,猛一看以為是小楷。大哥,那被歷史綁架了的長子,喚你。“族長們,”他說,“要和你說話。”你跟著他走到屋后,空地上已經圍坐著一圈鄉人。母親也坐著,冰冷著臉。像公審一樣,一張小凳子,等著你去坐下。
女人蹲在地上洗菜,本來大聲喧囂的,現在安靜下來。一種尷尬又緊張的氣氛,連狗都不叫了。看起來輩分最高的鄉人清清喉嚨,吸了口煙,開始說話:“我們明白你們不想鋪張的意思,但是我們認為既然回到家鄉安葬,我們還是有我們的習俗同規矩。我們是要三天三夜的。不能沒有道士道場,不能沒有花鼓隊,而且,家鄉的習俗,兒女不能親手埋了父母的,那骨灰要由八個人或者十二個人抬到山上去,要雇人的。不這么做就是違背家族傳統。”十幾張臉孔,極其嚴肅地對著你,討一個道理。十幾張臉孔,黝黑的、勞苦的、滿是生活磨難的臉孔,對著你。
這些人,你心里說,都是他的族人。如果他十六歲那年沒走,他就是這些人的伙伴了。母親寒著臉,說:“他也可以不回來。”你趕忙握緊她的手。你極盡溫柔地解釋,佛事已在島上做過,父親一生反對繁文縟節,若要鋪張,是違背他的意愿,你不敢相從。花鼓若是湘楚風俗,當然尊重。至于雇別人送上山,“對不起,做兒女的不舍得。我們要親自捧著父親的骨灰,用自己的手帶他入土。”“最后一次接觸父親的機會,我們不會以任何理由給任何別人代勞。”你清朗地注視他們的眼睛,想從那古老的眼睛里看見父親的神情。
這一天清晨,是他上山的日子。天灰灰的,竟然有點濕潤的雨意。鄉人奔走相告,苦旱之后,如望云霓。來到這陌生的地方,你一滴眼淚都不掉。但是當司儀用湘音唱起“上香”,你震驚了。那是他與“愛己”說話的聲音,那是他教你念“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的腔調,那是他的湘楚之音。當司儀長長地唱“拜”時,你深深跪下,眼淚決堤。
當他說閩南語而引得人們哈哈大笑時,當他說北京話而令人們面面相覷時,他為什么不曾為自己辯護:在這里,他的楚音與天地山川一樣幽深,與蒼天鬼神一樣宏大?司儀的每一個音,都像父親念《陳情表》的音,婉轉凄楚,每一個音都重創你。此時此刻,你方才理解了他靈魂的漂泊,此時此刻,你方才明白他何以為《四郎探母》淚下,此時此刻你方才明白:他是真的回到家了。
花鼓隊都是面帶滄桑的中年婦女,一身素白,立在風中,衣袂飄揚。由遠而近傳來嗩吶的聲音,混著鑼鼓。走得夠近了,你看清了樂師,是十來個老人,戴著藍布帽,穿著農民的藍布褂,佝僂著背,鏗鏘鏗鏘吹打而來。那最老的,他們指給你看,是他的兒時玩伴。十六歲那年兩個人一起去了市場,一個走了,一個回來。天空飄起微微雨絲,濕潤的空氣混了泥土的氣息。
花鼓隊開始上路,兄長捧著骨灰壇,你扶著母親,兩公里的路她堅持用走的。從很遠就可以看見田埂上有人在奔跑,從紅磚砌成的農舍跑出,往大路奔來,手里環抱著一大卷沉重的鞭炮。隊伍經過田埂與大路的接口時,她也已跑到了路口,點起鞭炮,劈里啪啦的炮聲激起一陣濃煙。長孫在路口對那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婦女跪下深深一拜。你遠遠看見,下一個田埂上又有人在奔跑。每一個路口都響起一陣明亮的炮聲,一陣煙霧彌漫。兩公里的路,此起彼落的鞭炮夾雜著“咚咚”鼓聲,竟像是一種喜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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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一個路口,鞭炮震耳響起,長孫跪在泥土中向村人行禮,在煙霧彌漫中,你終于知曉:對這山溝里的人而言,今天,村里走失的那個十六歲的孩子,終于回來了。七十年的天翻地覆,物換星移,不過是一個下午去市場買菜的時間。滿山遍野的茶樹,盛開著花,滿山遍野一片白花。你們扶著母親走下山。她的鞋子裹了一層黃泥。“擦擦好嗎?”兄弟問。“不要。”她的眼光看著遠處的祝融山峰;風,吹亂了她的頭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