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1952年2月13日生于中國臺灣高雄大寮鄉眷村,現代作家、曾為中華民國文化部部長。1974年畢業于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后,赴美國求學,后獲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1] 1988年遷居德國,在法蘭克福大學任教授。1994年,出版《人在歐洲》。
《為誰》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所以不懂得做菜歸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個外省女孩;在臺灣,外省其實就是難民的意思。外省難民家庭,在流離中失去了一切附著于土地的東西,包括農地、房舍、宗祠、廟宇,還有附著于土地的鄉親和對于生存其實很重要的社會網絡。
因為失去了這一切,所以難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擲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頭。他們仿佛發現了,只有教育,是一條垂到井底的繩,下面的人可以攀著繩子爬出井來。所以我這個難民的女兒,從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飯,筷子一丟,只要趕快潛回書桌,正襟危坐,擺出讀書的姿態,媽媽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聲機轉小聲了。背《古文觀止》很重要,油米柴鹽的事,母親一肩挑。
自己做了母親,我卻馬上變成一個很能干的人。廚房特別大,所以是個多功能廳。孩子五顏六色的畫,貼滿整面墻,因此廚房也是畫廊。餐桌可以圍坐八個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龍。另外的空間里,我放上一張紅色的小矮桌,配四只紅色的矮椅子,任誰踏進來都會覺得,咦,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的客廳嗎?
當我打雞蛋、拌面粉奶油加砂糖發粉做蛋糕時,安德烈和菲利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圍著矮桌上一團新鮮可愛的濕面團,他們要把面團捏成豬牛羊馬各種動物。蛋糕糊倒進模型,模型進入烤箱,拌面盆里留著一圈甜軟黏膩的面糊,孩子們就搶著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繞滿了手指,放進嘴里津津地吸,臉上也一片花糊。
我做菜變得很會有效率。食譜的書,放在爬著常青藤的窗臺上,長長一排。胡蘿卜蛋糕的那一頁,都快磨破了;奶酪通心粉、意大利千層面那幾頁,用得掉了下來。我可以在十分鐘內,給四個孩子,那是兩個兒子加上他們不可分離的死黨,端上顏色漂亮而且維他命ABCDE加淀粉質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后把孩子塞進車里,一個送去踢足球,一個帶去上游泳課。中間折到圖書館借一袋兒童繪本,沖到藥房買一只幼兒溫度計,到水店買三大箱果汁,到郵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禮物包裹同時寄出邀請卡然后匆匆趕回足球場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親,原來是個最高檔的全職、全方位CEO,只是沒人給薪水而已。
然后突然想到,啊,油米柴鹽一肩挑的母親,在她成為母親之前,也是個躲在書房里的小姐。
孩子大了,我發現獨自生活的自己又回頭變成一個不會燒飯做菜的人,而長大了的孩子們卻成了美食家。菲利普十六歲就自己報名去上烹飪課,跟著大肚子、帶著白色高筒帽的師傅學做意大利菜。十七歲,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國餐廳的廚房里去打工實習,從削馬鈴薯皮開始,跟著馬賽來的大廚學做每一種蘸醬。安德烈買各國食譜的書,土耳其、非洲菜、中國菜,都是實驗項目。做菜時,用一只馬表計分。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對兩兄弟而言,是正正經經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個雞蛋多少錢,我說不上來,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為安德烈下面是泡面,加上一點青菜葉子。湯面端上桌時,安德烈,吃了兩口,突然說:青菜哪里來的呀?
我沒說話,他直追,是上星期你買的色拉對不對?
我點點頭。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說:那已經不新鮮了呀,媽媽你為什么還用呢?又是你們這一代人的習慣,對吧?
他不吃了。
過了幾天,安德烈突然說:我們一起去買菜好嗎?
母子二人到城里頭國際食品最多的超市去買菜。安德烈很仔細地來來回回挑選東西,整整三個小時。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這做媽的站在旁邊看著,不準走開喔。
他把頂級的澳洲牛排肉展開,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種香料罐,一樣一樣從架上拿下來,一字排開。轉了按鈕,烤箱下層開始熱,把盤子放進去,保持溫度。他把馬鈴薯洗干凈,開始煮水,準備做新鮮的馬鈴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時間順序在走好幾個平行的程序,像一個樂團指揮,眼觀八方,一環緊扣一環。電話鈴響。我正要離開廚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擋下來,說: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廚房里看我做菜。
紅酒杯,礦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湯先上,然后是色拉,里頭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錫紙包著,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點,法國的souffl。
是秋天,海風徐徐地吹,一枚濃稠蛋黃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說:好,我學會了,以后可以做給你吃了。
兒子睜大了眼睛看著我,認認真真地說:我不是要你做給我吃。你還不明白嗎?我是要你學會以后做給你自己吃。
《山路》
五萬人涌進了臺中的露天劇場;有風,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隱忽現,你注意到,當晚的月亮,不特別明亮,不特別油黃,也不特別圓滿,像一個用手掰開的大半邊葡萄柚,隨意被擱在一張桌子上,仿佛尋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進劇場,卻突然撲面而來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萬人同時坐下,即使無聲也是一個隆重的宣示。
歌聲像一條柔軟絲帶,伸進黑洞里一點一點誘出深藏的記憶;群眾跟著音樂打拍,和著歌曲哼唱,哼唱時陶醉,鼓掌時動容,但沒有尖叫跳躍,也沒有激情推擠,這,是四五十歲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場時,掌聲雷動,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靜地注視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見,她瘦了還是胖了?第一排兩個討厭的人頭擋住了視線,我稍稍挪動椅子,插在這兩個人頭的中間,才能把她看個清楚。今晚蔡琴一襲青衣,衣袂在風里翩翩蝶動,顯得飄逸有致。
媒體涌向舞臺前,鎂光燈爍爍閃個不停。她笑說,媒體不是為了她的歌而來的,是為了另一件事。然后音樂靜下,她開口清唱:是誰在敲打我窗/是誰在撩動琴弦。蔡琴的聲音,有大河的深沉,黃昏的惆悵,又有宿醉難醒的纏綿。她低低地唱著,余音繚繞然后戛然而止時,人們報以狂熱的掌聲。她說,你們知道的是我的歌,你們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對你們并不重要。
在海浪一樣的掌聲中,我沒有鼓掌,我仍舊深深地注視她。她說的事,是五十九歲的導演楊德昌的死。她說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誰可能知道?一個曾經愛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別;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許諾;哪一首歌,是在為自己做永恒的準備?
擋了我視線的兩個人頭,一個是胡志強的。一年前中風,他走路時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來特別憨厚。他的身邊緊挨著自己大難不死的妻,少了一條手臂。胡志強拾起妻的一只纖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壯的手,兩人的手掌合起來鼓掌,是患難情深,更是歲月滄桑。
另一個頭,是馬英9的。能說他在跟五萬個人一起欣賞民歌嗎?還是說,他的坐著,其實是奔波,他的熱鬧,其實是孤獨,他,和他的政治對手們,所開的車,沒有R擋,更缺空擋。
我們這一代人,錯錯落落走在歷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長。同齡人推推擠擠走在一塊,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視。年長一點的默默走在前頭,或遲疑徘徊,或漠然而果決。前后雖隔數里,聲氣婉轉相通,我們是同一條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開始唱《恰似你的溫柔》,歌聲低回流蕩,人們開始和聲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張破碎的臉
難以開口道再見就讓一切走遠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卻都沒有哭泣
讓它淡淡的來讓它好好的去
我壓低帽檐,眼淚,實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號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風陷入昏迷的第二晚。這里有五萬人幸福地歡唱,掌聲、笑聲、歌聲,混雜著城市的燈火騰躍,照亮了粉紅色的天空。此刻,一輩子被稱為才子的沈君山,一個人在加護病房里,一個人。
才子當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徹:有些事,只能一個人做。有些關,只能一個人過。有些路啊,只能一個人走。
《回家》
三個兄弟,都是五十多歲的人了,這回擺下了所有手邊的事情,在清明節帶媽媽回鄉。紅火車站大廳里,人潮涌動,大多是背著背包、拎著皮包、推著帶滾輪的龐大行李箱、扶老攜幼的,準備搭九廣鐵路北上。就在這川流不息的滾滾紅塵里,媽媽突然停住了腳。
她皺著眉頭說: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來就一路牽著她的手,這時不得不停下來,說:這是香港。我們要去搭火車。
媽媽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認得這里,她說: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聲提醒哥哥,快走,火車要開了,而且還要過海關。
身為醫生的弟弟本來像個主治醫師一樣背著兩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沒穿白袍,這時一大步跨前,對媽媽說:這就是帶你回家的路,沒有錯。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說話時,臉上不帶表情,看不出任何一點情緒或情感,口氣卻習慣性地帶著權威。三十年的職業訓練使他在父親臨終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媽媽也不看他,眼睛盯著磨石地面,半妥協、半威脅地回答:好,那就馬上帶我回家。她開步走了。從后面看她,身軀那樣瘦弱,背有點兒駝,手被兩個兒子兩邊牽著,她的步履細碎,一小步接著一小步往前走。
陪她在鄉下散步的時候,看見她踩著碎步戚戚低頭走路,我說:媽,不要像老鼠一樣走路,來,馬路很平,我牽你手,不會跌倒的。試試看把腳步打開,你看──我把腳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勢,你看,腳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腳跨大出去,但是沒走幾步,又戚戚低頭走起碎步來。
從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嗎?從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嗎?弟弟在電話里解釋:腦的萎縮,或者用藥,都會造成對空間的不確定感。
散步散到太陽落到了大武山后頭,粉紅色的云霞乍時噴涌上天,在油畫似的黃昏光彩里我們回到她的臥房。她在臥房里四處張望,倉皇地說:這,是什么地方?我指著墻上一整排學士照、博士照,說:都是你兒女的照片,那當然是你家嘍。
她走近墻邊,抬頭看照片,從左到右一張一張看過去。半晌,回過頭來看著我,眼里說不出是悲傷還是空洞──我仿佛聽見窗外有一只細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陽碰到大武山的棱線、噴出滿天紅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動物是否也有聲音發出?
還沒開燈,她就立在那白墻邊,像一個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說:不認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過渺茫從窗簾的縫里射進來,剛好映出了她灰白的頭發。
火車滑開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沒打招呼就按下了電影膠卷快速倒帶,不知是快速倒往過去還是快速轉向未來,只見它一幕一幕從眼前飛快逝去。
因為是晚班車,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頭假寐,陷入沉靜,讓火車往前行駛的轟隆巨響決定了一切。媽媽手抓著前座的椅背,顫巍巍站了起來。她看看前方,一縱列座位伸向模糊的遠處;她轉過身來看往后方,列車的門緊緊關著,看不見門后頭的深淺。她看向車廂兩側窗外,布簾都已拉上,只有動蕩不安的光,忽明忽滅、時強時弱,隨著火車奔馳的速度像閃電一樣打擊進來。她緊緊抓著椅背,維持身體的平衡,然后,她開始往前走。我緊跟著亦步亦趨,一只手搭著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卻見她用力地撥開我的手,轉身說,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睛蓄滿了淚光,聲音凄惻。
我把她抱進懷里,把她的頭按在我胸口,緊緊地擁抱她,也許我身體的暖度可以讓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邊說,這班火車就是要帶你回家的,只是還沒到,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過來,我們默默對望;是的,我們都知道了:媽媽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個有郵政編碼、郵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間,而是一段時光,在那個時光的籠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鬧、廚房里正傳來煎魚的滋滋香氣、丈夫正從她身后捂著她的雙眼要她猜是誰、門外有人高喊限時專送拿印章來
媽媽是那個搭了時光機器來到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車的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