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文化”破壞黨的組織紀律，弄得黨?生活很不正常。不能把黨組織等同于領導干部個人，對黨盡忠不是對領導干部個人盡忠，黨?不能搞人身依附關系。干部都是黨的干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有的案件一查處就是一串人，拔出蘿卜帶出泥，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系。以下是小編分享的圈子文化具體表現和危害，一起來看看吧。

(一)

黨內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機性、幫派性、貪婪性的特點，是一種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腐朽文化。

依附性，是“圈子文化”最基本的特點。在對“圈子文化”進行剖析的時候，明確指出：“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黨組織等同于領導干部個人，對黨盡忠不是對領導干部個人盡忠，黨內不能搞人身依附關系。干部都是黨的干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家長制，人身依附，惟命是從，沒有人格的獨立，是封建主義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小生產意識在人際關系上的典型特征。在這次反腐敗斗爭揭露出來的那些觸目驚心的案件中，有的身居高位的領導干部，他們選人用人，一切以能否給自己盡忠為標準，竭力豢養自己的家丁，網羅自己的權力圈子。這種“圈子文化”，不僅是共產黨人堅決反對的，也是和民主主義根本對立的。但是，這種極其落后、反動、腐朽的東西，竟然沉渣泛起，在我們黨的干部隊伍中滋生蔓延，不能不引起我們警惕。

投機性，是“圈子文化”的生成性特點。在今天，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和歷史車輪、時代大潮格格不入的壞風氣?這和官本位下的投機性，謀人不謀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正如尖銳地指出的，我們有些干部“整天琢磨拉關系、找門路，分析某某是誰的人，某某是誰提拔的，該同誰搞搞關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誰的大腿”。而且有的人，今天看這個領導有權勢，有上升的勢頭，就抱這個領導的大腿，明天看那個領導有希望，有奔頭，又抱那個領導的大腿，甚至不惜背棄前一個曾經拉過關系的領導。這種投機性，不僅推動了“圈子”的生成，而且玷污了共產黨人應有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嚴重敗壞了黨的形象和風氣。

幫派性，是“圈子文化”的總體特點。這里講的“圈子”，不是我們工作中正常的工作圈子或生活中正常的朋友圈子，而是具有上述人身依附性和政治投機性的幫派圈子。同時，這種幫派圈子也和我們黨的歷史上出現過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不完全一樣。我們黨的歷史上，由于武裝斗爭是在各個山頭發動起來的，加上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狹隘思想的影響，出現過和共產黨人的黨性對立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因此，我們黨對它們的政策是，承認山頭，照顧山頭，但決不能搞山頭主義。在延安整風中，對這種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黨八股一起進行了整頓。現在這種幫派圈子，甚至和歷史上的“朋黨”也有區別。宋代歐陽修曾經作過《朋黨論》，說：“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他以“同道”和“同利”為界限，把“朋黨”分為“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盡管歐陽修這樣說是為自己做辯解，但也有一定道理。我們現在的腐敗案件中暴露出來的那些幫派圈子，純粹是以黨和人民賦予的公權力為自己謀私利，充其量只能是“小人之朋”的“朋黨”。對于這樣的幫派“圈子文化”，我們只能采取零忍耐的態度，而不能姑息養奸。

貪婪性，是“圈子文化”的劣根性特點。如前所說在這次反腐斗爭中揭露出來的幫派圈子，無論搞人身依附，還是搞政治投機、結黨營私，都貫穿個“貪”字。人們常用“巨貪”“貪得無厭”“貪贓枉法”來形容他們。這種貪婪性，決定了他們不管有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權力，最終必將自絕于黨和人民，受到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的嚴懲。

(二)

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已經65年多，制度建立也近60年，為什么這種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幫派圈子，還會在我國滋生和蔓延?“圈子文化”的根源在何處?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多年來，我們黨對于自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考驗和風險，是十分清醒的。比如，十八大報告就指出：“新形勢下，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對于這樣的警告，盡管一些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但它是躲不開、避不了的。其中，執政的考驗，腐敗的危險，尤為嚴峻。這是因為，權力具有兩面性，既可以用來為人民服務，又會誘使掌握權力的人利欲熏心、以權謀私。對此，恩格斯早在1891年就說過：權力“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中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我們黨要長期執政，就要長期應對這種考驗。

在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環境下，特別是在建立的進程中，這種考驗尤為突出和尖銳。因為，我們不像世界上許多國家那樣是從自然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的，而是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即是通過政府放權讓利一步一步擴展市場因素的，因此經歷了雙軌制階段、政府與企業共同開發市場階段等一系列許多國家所沒有的特殊發展階段，這就形成了權力與利益多重契合的復雜局面，形成了尋租的廣大空間。在這樣的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是商品的權力竟然也被一些人用于商品交換，不僅扭曲了，而且導致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頻發高發，甚至被一些權欲熏心的人用于擴展其野心的小圈子。

之所以在權力和市場的扭曲運用中會導致“圈子文化”，更重要的，是因為我國是一個具有悠久封建主義傳統的國家。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國從政治上、土地制度和生產關系上蕩滌了封建主義，但是這種思想文化影響并未因此而完全絕跡。“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我們記憶猶新。在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都告誡過不要輕視封建主義的影響。我們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干擾，也要警惕封建主義的影響。這在黨的思想政治建設中，尤其要重視。比如鄧小平在1980年12月25日明確指出：“要繼續批判和反對封建主義在黨內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種種殘余影響，并繼續制定和完善各種符合于原則的制度和法律來清除這些影響。”他還在1985年9月23日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深刻地指出：“我們為奮斗，不但是因為有條件比資本主義更快地發展生產力，而且因為只有才能消除資本主義和其他剝削制度所必然產生的種種貪婪、腐敗和不公正現象。這幾年生產是上去了，但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流毒還沒有減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絕跡已久的一些壞事也在復活。我們再不下大的決心迅速改變這種情況，的優越性怎么能全面地發揮出來?我們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們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應該講，在鄧小平這些思想的引領下，我們在精神文明建設中做了大量的工作，進步是明顯的。今天，重溫鄧小平的這些論述，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清除封建主義殘余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決不能掉以輕心;同時，也使我們認識到，在今天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圈子文化”，不是偶然的，抵制和反對源于封建主義的“圈子文化”也是一項長期的思想政治任務。

(三)

既然我們同這種“圈子文化”的斗爭是長期的，就要找到長治久安的辦法。

首先，要抓價值觀建設。“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種極端利己的維護幫派私利的價值觀。共產黨人的文化，內核就是為民、務實、清廉的價值取向，就是由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艱苦奮斗的優良文化傳統。這種共產黨人的文化，同“圈子文化”是根本對立的，同時又是克服“圈子文化”的有力武器。我們共產黨人，既要成為全社會弘揚和踐行的模范，又要弘揚和踐行共產黨人特有的優良傳統和價值觀。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不搞小圈子，不走腐敗路，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其次，要抓陽光制度建設。“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極大地破壞了黨的各項制度。圈子里的人，不論是大官，還是跟屁蟲，總是把宗旨、黨章、準則、紀律看作是一紙空文。他們最擅長的，是搞暗箱操作、幕后操縱。他們即使講制度，也是為了套住別人的手腳、限制別人的行動。因此，不僅強調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而且還突出地強調，關鍵是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同時，他還指出，要加強對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敗問題多發領域和環節的改革，最大限度減少體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過深化改革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同理，解決“圈子文化”，也要把建立陽光制度作為一個重要的抓手。

再次，要抓法治建設。“圈子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是無法無天文化。用法治管圈子，才是正道。以*為黨中央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嚴治黨的同時，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這一整套戰略布局，把法治和發展、改革、治黨聯系起來、結合起來，是為了找到一個治本之策、長治久安之道。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只要我們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把我國建成了一個，封建主義就沒有了滋生的土壤，“圈子文化”就失去了蔓延的空間。因此，認真貫徹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由黨的高級干部帶頭，各級干部身體力行抓法治，有針對性地抓，堅持不懈地抓，一定能抓出一個風正氣清的黨建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