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章明確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指出:“我們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來為黨分憂、為國干事、為民謀利。”領導干部是掌握權力的關鍵少數，要做到依規用權、依法用權、秉公用權、廉潔用權，處理好公和私、情和法、權和責的關系。

正確行使權力，必須依規用權。人不以規矩則廢，黨不以規矩則亂。黨紀嚴于國法。領導干部首先要在黨紀黨規范圍內，按規則、按制度行使權力。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增強紀律、規矩意識，依規履職，依矩用權。要常思權力從哪里來、該怎么用，做到有令則行、有禁則止，自覺用黨紀黨規約束和規范用權行為，決不能超越黨紀黨規搞我行我素、自行其是。只有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自覺接受紀律條規的制約，克服和抵制違紀違規行為，權力才會回歸為民的本質，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正確行使權力，必須依法用權。權力有邊界，其依據是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法無授權不可為。領導干部要帶頭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搞清楚在法律制度規定范疇內什么權能用、什么事能干，任何時候都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確保權力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在現實生活中，一些領導干部法治意識淡薄，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知法犯法。那些落馬的腐敗分子，大都是從觸犯黨紀國法開始步步陷入犯罪深淵的。周永康、薄熙來等位高權重的腐敗分子無視法律、破壞法治，導致法治不彰，教訓極為深刻。領導干部必須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自覺把對法治的尊崇、對法律的敬畏轉化成謀劃工作時的法治思維、處理問題時的法治方式，為全社會作出表率。

正確行使權力，必須秉公用權。“公則不為私所惑，正則不為邪所媚。”領導干部手握國家公權，關乎民生休戚。要時刻牢記“公權為民，一絲一毫都不能私用”的告誡，做到事事出于公心、時時秉公用權，不能弄權、攬權、越權，更不能持權自重、以權謀私。要時刻牢記慎以用權的要求，無論職位高低、權力大小，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務員”，都要“拎著烏紗帽”為民干事，而不能“拎著烏紗帽”弄權做官，不能“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要嚴格按照政策辦事，公平不傾斜、公正不護短、公道不藏私，以正律己、以公服人，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正確行使權力，必須廉潔用權。廉潔自律是用權的底線。各級領導干部要把好廉潔從政這道關，擔起廉政建設這份責，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要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自覺抵制金錢、物欲、美色的誘惑，做到一身正氣、一塵不染。要立家規正家風，切實加強對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管教、提醒和約束，不優親厚友、厚此薄彼，不為“小圈子”“自己人”“身邊人”利益而打“擦邊球”“越紅線”，不借公權謀私利。自覺接受社會各方面監督，堅決防止暗箱操作現象，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黨綱??《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

1847年6月2-9日，在倫敦召開了正義者同盟的改組大會，即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恩格斯參加了代表大會，馬克思當時居住在布魯塞爾因為經濟困難沒有能夠參加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共36條)，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帶有階級性的戰斗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大會還討論了顯然出自恩格斯手筆的《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共22個問題)，然后由代表大會的秘書海德(威廉?沃爾弗)和主席卡爾?席爾(卡爾?沙佩爾)于1847年6月9日簽署并分發給各區部和支部討論。這是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具有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的第一個綱領稿本。盡管這個《信條草案》還不夠完善，但是恩格斯在這里已經詳盡地對共產主義作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闡述。此后，恩格斯又受巴黎區部的委托于1847年10月底?11月在《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原文基礎上寫成了更加完善的第二個綱領稿本----《共產主義原理》(共25個問題)。這個綱領稿本比起《信條草案》來又大大地前進了一步。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也就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幾天從巴黎寫信給馬克思，談到他自己所寫的這份綱領草案。他說：“請你把《信條》考慮一下。我想，我們最好是拋棄那種教義問答形式，把這個東西叫做《共產主義宣言》。因為其中必須或多或少地敘述歷史，所以現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適的。我將把我在這里草擬的東西帶去，這是用簡單的敘述體寫的，但是校訂的非常粗糙、十分倉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3頁)恩格斯起草的《信條》寫的通俗而簡潔，本來是更適宜于直接的宣傳鼓動任務的。但是恩格斯認為，把共產主義作為一個世界歷史現象表現出來的宣言，應當舍棄那種空想共產主義者的《教義問答》形式，這樣恩格斯就在他那25個問題中改用簡單的敘述體寫成了新的綱領稿本即《共產主義原理》。恩格斯寫的《共產主義原理》直到1914年才第一次發表，而《共產主義信條草案》直到1968年才由瑞士的馬克思學家貝爾特?安德烈阿斯在漢堡一家圖書館收藏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馬爾滕斯的文稿里發現和公諸于世。關于這個綱領稿本的內容，恩格斯在上述的那封給馬克思的信中緊接著寫道：“我開頭寫什么是共產主義，隨即轉到無產階級----它產生的歷史，它和以前的勞動者的區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的發展，危機，結論。其中也談到各種次要問題，最后談到了共產主義者的黨的政策中應當公開說明的那些內容。”(同上)《共產主義原理》是《共產黨宣言》的準備文件，其中許多重要原理都包括在《宣言》中并在《宣言》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

此后，到了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倫敦召開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席了大會。大會在討論綱領的時候，代表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馬克思用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答復了種種疑問，把大家都說服了。于是，大會接受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并委托他們兩人起草黨的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在參加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后，馬克思于12月13日前后從倫敦回到布魯塞爾，恩格斯于12月17日從倫敦到達布魯塞爾，12月21日前后返回巴黎。此時，馬克思于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魯塞爾德國工人協會作了幾次關于“雇傭勞動與資本”的演講，直到12月底才著手寫作《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在恩格斯起草的《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和《共產主義原理》這兩個綱領稿本的基礎上，完成了第三個綱領稿本----《共產黨宣言》，從歷史和邏輯的統一上構建了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共產黨宣言》以關于共產主義幽靈的神話作為邏輯起點，說明共產主義已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勢力。馬克思在以后的四章正文中逐步深入地展開了《共產黨宣言》的邏輯行程，這一邏輯行程分為四個邏輯階段。第一個邏輯階段，馬克思對階級斗爭歷史和階級斗爭結局，特別是無產者階級和資產者階級的斗爭歷史和斗爭結局作了歷史的敘述，闡述了資產階級產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歷史規律，無產階級產生、發展和無產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從而得出結論--共產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第二個邏輯階段，馬克思闡述了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要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并以消滅私有制和消滅私有觀念駁斥了資產階級對共產黨人的種種誹謗和責難。第三個邏輯階段，馬克思運用歷史文獻批判地闡述形形色色的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多元演化的歷史過程，闡述科學共產主義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勞動價值論(以及此后發現的剩余價值理論)基礎之上并有其思想材料作為理論來源，然后才從空想發展為科學。第四個邏輯階段，馬克思運用現實的矛盾分析通過對各種反對黨派的關系和態度的客觀描述闡明實現共產主義必須有正確的無產階級政治斗爭策略原則，即最終消滅階級和實現共產主義以及參加當前階段的政治運動，始終特別強調以所有制問題作為運動的基本問題，積極組織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議，實現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社會變革等等。最后，《共產黨宣言》以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實行共產主義革命作為邏輯終點。這是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新的科學世界觀--唯物主義歷史觀闡述科學共產主義，而在闡述這一主題的邏輯形式上則堅持唯物辯證法的重大成果。

馬克思在1848年1月下半月寫完《共產黨宣言》，《宣言》的原稿在1848年1月底寄往倫敦付印，最初用德文于1848年2月24日左右出版，共二十三頁，此后于1848年內在倫敦又重印了一個三十頁的德文版。《共產黨宣言》出版時，是一個狂風暴雨降臨的時刻。1848年革命的風暴迅速地席卷了整個歐洲，《共產黨宣言》被當作強有力的宣傳鼓動武器，首批印刷的一千冊從倫敦運到革命的巴黎，并被分發給在革命發生后從僑居地回到祖國的德國工人。《共產黨宣言》一發表就立即獲得廣泛的流傳，在1848--1850年《宣言》被譯成了很多西歐國家的文字：法文、丹麥文、瑞典文、波蘭文和英文。到現在，《宣言》據統計已翻譯成七十多種文字，有一千多種版本。在我國，早在1906年和1909年就陸續節譯了《宣言》的部分內容。到了五四運動后的第二年，1920年4月出版了陳望道翻譯的第一個全文譯本。《共產黨宣言》是在中國傳播最早的馬克思著作之一，它在中國共產黨的建黨過程中成為共產黨人觀察國家命運和推動社會變革發展的最具有指導意義的重要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起草，1847年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2月正式發表。

一個政黨的前行，因有旗幟的引領而不會偏航;一個民族的奮進，因有旗幟的引領而注定輝煌。“我們的事業并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1835年夏天，年輕的馬克思如是說。

170多年過去了，作為一個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執政黨，作為一個努力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人繼續高舉起偉大旗幟，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