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利益沖突”重新定義公務員職業倫理

近日，江西省紀委公布九江市有100多人因為填寫《可能產生利益沖突的國家工作人員特定關系人從業情況登記表》不全，而被退回整改。至此，江西省防止利益沖突專項治理已經結束，專項治理期間，各地各部門發現相關問題2000余個，立案查處110余人。據悉，此次填報重點是要把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近姻親在經商辦企業、投資交易、人事任免方面與本人所主管或分管、主辦的工作可能產生利益沖突的情形填報清楚。(11月11日《南方都市報》)

“治理利益沖突”一類的提法雖早已有之，但如江西這般，大規模、集中性開展專項清理，似乎并不多見。當然，就其所采取的具體策略而言，無外乎仍是以“單位自查”、“主動填報”為主，這就讓公眾對其效果有所懷疑。然而若放眼長遠，我們或許有理由相信，此類行動極具標志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它宣示著“利益回避”原則，正日益被確立為，公務員群體的職業倫理之一。這種事前干預的行事邏輯，顯然有別于過去那種事后懲戒的治腐路徑。

行政系統之內，防止利益沖突的種種努力，既是基于對“人性陰暗面”的充分洞見，也是有鑒于“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沉重教訓。過往案例表明，官員向“特定關系人”的利益輸送，通常表現為兩種形式：其一是裙帶提拔;再者就是官商合謀。凡此種種，因利益沖突治理不力而致利益勾兌不絕，可謂觸目驚心。

相較于“裸官不得任要職”、“官員財產申報”等組織內篩選程序，“利益沖突填報”顯然是一種更嚴苛、更外延的職業排查過程……理想狀態下，通過此類登記、治理，那些可疑的親屬關系結構，理應能被事先發現，并加以針對性的預警與調整。但也必須認識到，如此縱使真正實現了“利益回避”，也只是暫時讓官員“無人輸送利益”，而未能使其“無法輸送利益”。

隨著專項治理的深入，公職人員輸送利益，完全可以變得更為迂回、更為隱匿和復雜。而這一切，勢必不是一張“登記表”所可應對。所以，根本的防腐之策，還在于建構起現代意義上的行政運作架構，以去人格化的制度手段落實社會治理，藉此徹底切斷公共權力為公職人員私用的可能。

無論如何，在現實語境內，江西的這場“防止利益沖突專項治理”，還是給公職人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只是，若置于更廣闊的時空維度內，這份“高要求”又顯得如此的“入門級”和“底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