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清扶貧工作開展落實情況,對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做到及時整改。下面是思而學教育網小編整理的鄉鎮班子脫貧攻堅民主生活會對照檢查材料,歡迎大家閱讀!
【鄉鎮班子脫貧攻堅民主生活會對照檢查材料1】
今年來,各地按照上級要求,將精準扶貧作為全面小康建設的重中之重,圍繞“五年攻堅戰,小康全實現”的奮斗目標,緊扣“3322”脫貧計劃,實施“5516”攻堅工程,積極探索“精準施策、分類幫扶、產業支撐、綠色崛起”的精準扶貧新路徑,在精準謀劃、精準識別、精準施策上做了大量積極有效的努力,取得了階段性實效。
但在實施推進精準扶貧過程中,還面臨著不容忽視的困難和問題:一是識別尚未做到精準。有的縣(市、區)貧困人口多、貧困面廣,需要進村入戶核實的數量多、任務大,工作中難以逐戶逐項核實情況,特別是經濟收入情況難以準確核實,并且有些鄉鎮或村未嚴格執行貧困人員認定標準和評選程序,“關系戶”、“人情戶”依然存在。同時由于種種原因,以往確定的農村低保對象,存在識別不準和標準不統一現象,造成已納入的農村低保人員與此次精準識別的貧困戶標準存在現實差異。二是措施尚未滿足精準。精準扶貧工作量大、任務重、質量要求高,運行機制也不夠成熟,精準扶貧尚處于政策銜接期、機制轉軌期,以致措施落實有難度。因戶施策對每戶貧困戶制定了“一對一”的幫扶措施,但因部分貧困戶家庭青壯年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在實施規劃扶持項目中出現勞動力緊缺和種植項目后期管護難到位現象;部分貧困戶發展意識差,“等、靠、要”思想嚴重,貧困戶自身脫貧能力和脫貧基礎較薄弱。培育扶貧主導產業難,農民難以摸清市場規律,無法規避市場風險,就算產業搞起來了,但終因市場因素而半途而廢,一直也未形成有競爭力的主導產業;龍頭企業帶動力弱,縣域涉農龍頭企業較少,龍頭企業對產業發展的帶動輻射作用不明顯,農民專業合作社大多是空殼子、空架子,吸納帶動貧困戶作用不明顯;同時,扶貧資金整合難度大,現有財政扶貧資金遠遠不能滿足整村推進、易地搬遷、信貸扶貧、工作經費等的資金需求,資金缺口較大,而部門資金都有各自考量和使用要求,整合使用資金難度大。三是力量尚未適應精準。有的縣市區貧困人口多、貧困程度深、貧困面廣,按照干部結對幫扶“4321”方案,現有機關干部職工很難與貧困人口全部結對幫扶,只能優先選擇部分貧困村的貧困戶進行結對,其他非貧困村的貧困戶由鄉村兩級干部、黨員組長結對幫扶,在幫扶力度、幫扶效果上與精準扶貧的要求有差距。扶貧干部、鄉村干部對精準扶貧政策把握不準,思想上有畏難情緒,部分鄉村干部工作積極性差,能力素質有待提高。
為此,提出如下建議:
一、精準核實“低貧”對象,提高兜底扶持比例。要繼續認真核實貧困人口數據,進一步準確掌握貧困狀況,同時,按照農村低保對象直接納入扶貧對象的規定,建議結合貧困人口精準識別標準,統一細化全市農村低保對象的評定細則,對以往已納入的農村低保對象實行動態管理,建立進退機制。同時,針對全市貧困人口貧困狀況,適當提高貧困人口中兜底扶持人口的數量。
二、完善幫扶配套政策,提高幫扶政策針對性。精準扶貧是一項巨大綜合性工程,需要大量資金予以保障,建議市委、市政府加大資金投入力度,出臺完善精準扶貧各項優惠政策。一是完善保障式扶貧政策。重點是提高國家補助標準,如住房搬遷補助、低保五保殘疾人救助、農村合作醫療補助、農村養老補助等標準。二是完善資金配套政策。建議各級政府加大各塊資金的整合力度,完善配套政策,加快對貧困村組水電路訊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群眾生產生活條件。三是完善智力幫扶政策。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貧困村(戶)掌握技能的水平;加大貧困學生資助力度,為貧困戶脫貧提供智力保障。四是完善易地搬遷幫扶政策。出臺易地扶貧搬遷實施方案,落實到戶補助標準,對居住分散在交通不便、山高人稀的農戶,進行遷移式扶貧。四是完善對口幫扶政策。重點解決干部對口幫扶中的實效性,提高對接率,發揮廣大干部在幫扶過程中的作用和實效。
三、創新生產經營方式,提高產業扶貧作用。培育發展以莊園經濟、種植大戶、農產品加工企業為主體的農村產業幫扶載體和平臺,按照就近原則,整合貧困戶的土地、山林等資源,以掛靠、參股分紅等方式,推進農村生產要素集聚,釋放農村生產要素的整體效應。同時,政府出臺對“農家樂”、莊園經濟、種植大戶、農產品加工企業等的配套獎勵扶持措施,通過項目、資金、技術等支持,提高其參與農村貧困戶脫貧幫扶的積極性、主動性,擴大農村貧困戶脫貧幫扶工作的社會參與面。
四、破解資金投入瓶頸,提高扶貧資金實效。精準扶貧、產業幫扶和設施改善需要各地投入大量資金,由于各縣財力不一,資金保障能力有強有弱,加上各地的貧困人口有差異,所需資金也存在差異。就汝城縣而言,對照“四個一批”的資金投入,每年扶持資金需要上億元,對于一個國家級貧困縣而言,資金瓶頸更加突出。建議在“十三五”期間,提高市本級財政對4個片區縣精準扶貧的資金投入,保證縣級精準扶貧工作有序有力開展。充分發揮金融扶貧的撬動作用,實行貸款授信評級、扶貧貸款貼息,對授信貧困戶實行免抵押、無擔保貸款,對4個片區縣的扶貧小額貸款,由市級財政予以解決貸款貼息資金。同時,建立市級產業引導資金對片區縣扶貧產業項目、種養大戶、莊園經濟等專項獎勵扶持辦法,加大對片區縣的資金支持,推動片區縣培育壯大扶貧產業項目 。
【鄉鎮班子脫貧攻堅民主生活會對照檢查材料2】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特別是看貧困的老鄉,十八大以來,關于扶貧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現在大家都在總結“十二五”、謀劃“十三五”、奮力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甘肅省也正在集中力量做這方面的工作,這當中,扶貧工作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一、政策成效分析
數據顯示,從2010年實行新的扶貧開發綱要以來到年底,在新扶貧標準下,我國的減貧總量達到了9550萬人,貧困發生率從原來的17.2%下降到7.2%,減少了10%。2013年世界銀行報告指出,1980-2008年,在日均1.25美元貧困線標準以下的貧困人口,中國減少了6.62億,減貧成效巨大。
之所以有這樣的成就,我認為至少應該包括七個方面的因素:一是體制改革。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大包干,在7年時間(1978-1985年)內,按照我們當時的標準,實現貧困人口減少一半。二是農業發展。我國用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水養活了全球20%左右的人口。三是經濟增長。近30多年來,我國保持了年均9.8%的增長速度,這對于就業的帶動作用非常明顯。四是結構調整。這些年,無論是種植業內部、農業內部、農村內部還是城鄉之間,我國的經濟發展結構都在不斷調整,每次調整都意味著勞動力的解放,都給勞動力轉移和就業創造了條件。五是區域政策。包括西部大開發政策和片區支持政策。僅片區政策一項,在確立14個片區以來,財政綜合扶貧投入大體上每年增加700多億元。六是惠農政策。目前,惠農政策資金總量達到每年1.2萬億元以上,去年的增量在1000億元以上。七是專項扶貧。我國專項扶貧預算是433億元,2015年是467億元,如果再加上定點扶貧和東西協作,財政直接投入約為700多億元。從2015年財政部的預算來看,地方(省市縣三級)的扶貧投入是1000億元。
但是應該看到,隨著時間的推移,減貧幅度卻出現了明顯下降。2010-減貧幅度從26.1%下降到14.9%,減少了11.2個百分點。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2015年減貧幅度大約會在13.4%左右,相當于減貧940萬人。但現在我們提出的年度目標是要減少1000萬人以上,減貧幅度是14.25%,任務很艱巨。
從甘肅的情況來看,2010年貧困人口862萬人,417萬人,累計減少445萬人,成效非常顯著。但與全國一樣,甘肅減貧幅度從2012年以后也呈逐年下降趨勢,預計2015年減貧幅度為15%,對應減貧人口為62.55萬人。實際上,甘肅今年確定的減貧目標是100萬人,對應的減貧幅度是23.98%,這是過去從未達到過的高度,任務異常艱巨。所以總體上看,減貧效益遞減問題是非常現實、非常突出的一個矛盾,或者說扶貧這個“骨頭”越來越難啃了,必須以更大的決心、下更大的力氣來應對。
二、常規性的幾個問題
一是貧困規模。按照2300元新的國家扶貧標準(加物價指數為2800元),到底,我國貧困人口的規模是7017萬人,貧困發生率是7.2%。
二是返貧因素。影響貧困的因素既有宏觀層面的也有微觀層面的;既有群體因素,也有個體因素;既有體制機制方面的,也有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方面的,還有生態方面的。
三是發展不平衡、特困地區發展滯后。貧困的區域性在我國是非常突出的一個矛盾,特殊類型貧困地區生態環境脆弱、生存條件惡劣、自然災害頻繁、社會形態特殊、基礎設施薄弱、社會事業滯后,扶貧任務最為艱巨。
四是收入差距大、相對貧困凸顯。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92∶1,絕對差是18952元。從2009年開始,農民收入增幅一直高于城市居民,城鄉收入比從3.33∶1下降到2.92∶1,雖然城鄉收入比在降低,但是絕對收入差距每年增加約1000多元。除了城鄉收入差距之外,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在擴大。
中國公布的基尼系數是0.469。基尼系數與減貧的關系應該特別強調:普遍貧困狀態下,經濟增長對減貧作用十分明顯;但發展的差距越大(基尼系數越大),經濟增長對減貧的帶動作用就越小。目前,我國進入了一個從解決絕對貧困向緩解相對貧困過渡的特定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必須高度關注收入差距擴大可能產生的致貧因素。
三、思路與對策
我國的減貧事業正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換時期,總體上正處于從解決絕對貧困向緩解相對貧困的轉化時期。現在,溫飽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的不多了,而相對貧困問題越來越突出。
在云南考察時強調,要以更加明確的目標、更加有力的舉措、更加有效的行動,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在浙江召開華東7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時強調,要采取超常舉措,拿出過硬辦法,按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要求,用一套政策組合拳,確保在既定時間節點打贏扶貧開發攻堅戰。怎么來落實好指示要求?
(一)澄清幾個認識
首先,我們要始終認識到:貧困是相對的,扶貧開發是一項長期歷史任務。我們要消滅絕對貧困,也必須消滅絕對貧困,但相對貧困會長期存在,不僅現在有,全面小康了也有,中等發達了還有。想再過幾年就沒有貧困了,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第二,我國正處在從解決絕對貧困向緩解相對貧困過渡時期,加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所以我們只能提出有限的、階段性的目標任務,既要鼓舞人心,又要切實可行,無論如何不能說過頭話;既要有解決絕對貧困的任務,也要有緩解相對貧困的目標,二者不可偏廢。
對于絕對貧困來說,過去講“衣不遮體、食不裹腹、住不避風雨”,首先要消滅這三種現象,現在還要加上水的問題,就是要有安全的飲水。同時,恩格爾系數也是一個比較好的指標。從理論上說,恩格爾系數在60%以上還是絕對貧困,50%以下可以算是基本小康,有人提出,貧困人口到2020年恩格爾系數要降到50%以下,我認為,必須實事求是,能降下來當然好,能不能降到50%以下,還要仔細算算賬。
對于相對貧困來說,基尼系數是一個比較合格的指標。我國過去6年已經實現了基尼系數的下降,從0.491降到現在的0.469。雖然下降得很慢,但畢竟還是降了。既然過去6年已經做到了,就應該而且可以考慮今后提出基尼系數的目標,應該讓基尼系數盡可能靠近0.4。
當然,相對貧困不光是要看收入差距,還要強調區域差距,中國這么大,發展這么不平衡,東中西部地區發展的起點不同,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程度也肯定不同,不能強求一律。同時,我們還必須考慮群眾的獲得感和認同感,全面小康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小康的目標怎么定,自己跟自己比,有多大能力辦多大事兒,越到基層越要征求群眾的意見。
如果我們要提出2020年的減貧目標,應當更加具體,既要反映絕對貧困,又要反映相對貧困。恩格爾系數和基尼系數這兩個基本的指標只要能提出一個合理的奮斗目標,并年年公布出來,就會形成極強的社會動員力。
第三,一方面硬骨頭“難啃”,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要防止以“補短”的名義要錢,卻去打造“長板”。扶貧開發與新農村建設有密切聯系,但又不是一回事。扶貧開發永遠都是要去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它不等于新農村的建設。現在的情況是,許多地方都是以扶貧為理由向上級申請資金,但最終資金的實際用途卻不甚清楚。
第四,要標本兼治把完善機制放在重要位置。除了目標之外,方針、原則都要考慮致貧原因的多樣性。
(二)落實“三個結合”的具體措施
李克強總理提出“三個結合”的基本方針,即把片區攻堅與精準扶貧結合起來,把扶貧開發與生態建設結合起來,把外部支持與內生動力結合起來。按照這個目標和方針,在宏觀上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緊緊圍繞“兩不愁、三保障”目標,增加投入,特別是要加強片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二是貧困人口相對集中的西部省份的GDP增速應高于全國,不能一刀切。目前貧困地區的發展總體上還是靠投資拉動。三是鼓勵中西部地區的縣域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四是低保(養老)要有兜底性的制度安排,標準要提高、目標要精準,但是規模沒有必要再擴大。
(三)工作層面需要特別強調的問題
第一,統籌資源。“精準扶貧”不是扶貧系統一家的事。所有編織社會保障網的部門,都必須牢固樹立“精準”意識,按照“精準”的要求來完善、調整自己的政策,并切實抓好落實。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形成合力、擰成一股繩,使有限的財政資源發揮出更大更好的效益。
第二,完善機制。要注重內生動力和扶貧工作的可持續性。駐村工作隊是很重要的形式,但光有這一條還不行,還要有農民的組織化,還要發揮各類社會組織的作用,應該特別注意貧困群眾的廣泛參與,并把這作為一條硬要求、硬措施。
第三,突出重點。要強調“三最”??最困難地區、最困難群體和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三最”最能體現精準扶貧要求的。戰線不能搞得太長,戰線越長,越不可能實現精準。層層都有這個問題,能不能突出重點,是對我們工作能力、水平的一個檢驗。
第四,分步實施。不搞齊頭并進,更不追求所謂的“同步”。一提同步,一些地方勢必要把有限的資金去做“盆景”,這就不是扶真貧了。必須認識到,發展的差距是歷史形成的客觀存在,不可能在短期內就達到“同步”。所以,應該對“同步”有新的理解??你走一步我也走一步也是“同步”,而不是像多數人理解的那樣,走到一條線上、齊頭并進才叫“同步”。當然,我們希望貧困地方能夠走得快一點。
第五,簡政放權。要強調“中央統籌、省負總責、縣抓落實”。在這個大的原則下,根據不同的致貧因素來劃分事權??既要明確中央管什么,地方管什么,不能不分層級,“上下一般粗”,又要充分調動各部門的積極性,各司其職、各盡其責,扶貧系統不包打天下。要充分發揮省、市兩級以及第三方力量的監督作用。
(四)關于精準扶貧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是扶貧開發的主攻方向。回顧扶貧開發的歷史,可以說,精準扶貧是一個反復探索、逐步深化的過程,既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也還存在許多問題。比如在精準識別方面,存在著福利化、平均主義的傾向;在精準幫扶過程中,有三個問題繞不過去,一是不可能人人都成為致富能手,二是政策要求瞄準貧困對象但操作中很難實現,三是即便瞄準了也還存在著打不準的無奈;在精準管理方面,還存在著“被脫貧”或脫貧了卻難以退出等現象,還存在投入不足、扶貧效率不高等問題。回顧走過的路,我們是從模糊走向精準,但往往又從精準走向了模糊。我覺得在精準的問題上,不能太絕對,太絕對了可能做不到,也不利于團結各方面的力量,應該把著力點放在最突出的問題上、放在體制機制的改革與創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