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門聯合發出《關于認真組織學習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的通知》，認真組織學習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的內容，快來隨快車教育小編一起閱讀了解吧。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全文
第一冊：
目錄
第一章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第二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第三章 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
第四章 全民族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第五章 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國性勝利
小 結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原因、基本經驗和偉大意義
第二冊：
目錄
第六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從新民主主義到的過渡
第七章 在探索中的良好開端和曲折發展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和對內亂的抵制與抗爭
小 結 黨在1949年至1976年的歷史性巨大成就
第三冊：
目錄
第九章 偉大歷史轉折和的開創
第十章 改革開放新階段和把全面推向21世紀
第十一章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把不斷推向前進
后 記
詳述中國共產黨九十年
前 言
近來為慶祝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附帶說明一下，這樣稱呼絕無貶義，只是節省字符而已)成立九十周年，各種回顧黨史的文章和作品層出不窮。由于對黨史細節的描述越來越真正，這段本就極為波瀾壯闊的歷史更顯得精彩紛呈，引來無數現代史愛好者的極大興趣。照此勢頭發展下去，中共黨史故事很可能壓過三國故事風頭，成為未來國民最為喜聞樂見的歷史故事。
根據國內及海外已經披露的較為可信的黨史資料，加上科學合理的邏輯推演，詳盡客觀地敘述中共九十年來所有重大事件，一直是筆者的心愿。這次，借九十周年黨慶之東風，筆者想用一到兩年時間，完成這一心愿。希望能夠得到大家支持。
為了在敘述細節過程，不致因客觀分析引發讀者對筆者基本政治立場的疑惑，正文之前，筆者打算先花費約兩萬字的筆墨搞個總序。簡略評價一下中共九十年的歷史進程。
只有才能救中國，這句話最早是一句預言，到現在慢慢成為了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但為什么是，而不是君主專制制，不是君主立憲制，不是三民主義，不是自由資本主義，不是法西斯主義，不是無政府主義，能夠救中國?傳統政治教科書只通過事實列舉來加以論證，并未上升至理論高度。筆者想說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主張加強對社會微觀控制，保證政權穩固性;在經濟上主張實行有計劃發展，保持發展的可持續性。基本就是其理論體系中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也叫東方治水社會制度)在工業社會的翻版。作為實行典型亞細亞方式的農業大國，古代中國非但不具有從農業社會進化為工業社會的內生機制，而且由于內在農耕文化與西方社會制度無法匹配，靠移植西方社會制度完成工業化的道路也走不通。在叢林法則盛行的近代社會，一個大國如果不能完成工業化，等待它的就只有衰亡一條路。因此，是馬列主義規劃的制度，把中國帶出了茫茫苦海。
帶有東方治水特征的制度，在實際發展過程中，與崇尚個人自由意志的西方社會顯得格格不入。所以，這種制度沒能在任何一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相反，卻先在非典型亞細亞方式的俄國得以確立，繼而就在典型亞細亞方式的中國及與之毗鄰的越南、朝鮮開花結果。由于俄國尚有一定自由民主傳統，加之內部民族矛盾嚴重，執政者調整能力缺失，制度在他們那里延續了七十年之后被顛覆。
然而，制度經過六十年的不斷精心調整，與中國國情水土相符。它幫助中國完成了工業化，保證了社會穩定，成為促成中華民族復興的最根本原動力。可以說，只有這種制度，才能把中國由苦難帶入輝煌。而同時，馬克思主義所設計的制度這棵幼苗，若沒有中國這樣與之適合的土壤，也將暫時停止生長，而需再等待數百年，到資本主義制度山窮水盡的那一天才有出頭機會。因此，“只有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才能救”這兩句話，都是顛簸不破的真理。
那制度是怎樣幫助中國完成工業化，并且適應工業化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看看典型亞細亞方式是怎樣與中國農耕文明相結合的。稍加研究不難發現，中國古代亞細亞方式以君權神授的形式，建立起中央集權制度。它采用重農抑工商的宏觀經濟產業政策，保障社會勞動力流向耕織生產領域。它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興建和維護水利及交通、通信、國防等對國家生存發展至關重要的公共工程(當然稍帶著也興建供統治集團享受的宮殿與陵墓)。它征調和儲蓄全國資源，盡量救濟局部災荒地區的人民以保證社會整體穩定。它還采用以強調尊卑秩序和以仁德治國為根本特征的儒家學說，以此來凝聚全民意志，保衛皇帝和國家。總而言之，這種制度發揮封建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以此基本保證了在其眼中的“國際競爭”(其實是現在東亞地區區域競爭)優勢地位。但是，這種制度由于倡導的基礎產業是農業，靠其內生機制永遠也無法進入工業社會。當西方列強完成資本主義工業化，向這種制度發起挑戰時，它便一籌莫展瀕臨滅亡。
接著，再來看已經成形的制度又是怎樣與中國工業文明相結合的。同樣不難看出，當今社會制度用中共的神圣地位，替代了亞細亞方式中皇帝的神圣地位，建立起了適合工業社會發展的中央集權制度。她采取集中全國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式，把中國由落后農業國發展成目前初步發達的工業國。她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興建和維護交通、物流、電力、能源、通信、國防等對國家生存發展至關重要的公共事業。它能夠集中全國資源，當國家出現地震、洪水、瘟疫等嚴重災害時，以最快速度證災區人民實施救助，并幫助災后重建，從而既確保社會穩定，又培養人民對國家的向心力。她還提出以“為人民服務”總方針的執政理念，以此團結全國人民一心一意建設國家、保衛黨和國家。同樣用一句話概括，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已經并且繼續使中國迅跑在民族復興的大道上，最終將幫助中國重現她歷史上曾取得過的輝煌時刻。
僅僅正面驗證制度能夠幫助中國進入現代工業社會還不夠，還必須反向驗證一下其他主義為什么不能幫助中國進入現代工業社會，才能說明中國選擇制度的必然性。先來看君主專制，這樣的制度高高凌駕于人民之上，完全依靠暴力動員社會成員，而且統治階級腐朽貪婪，辦事效率極低，顯然不能承擔實現工業化的任務。具體實例就是洋務運動。再看君主立憲制，它倒是放棄了對社會成員實施暴力，但反過來動員力又極差。這樣的制度守著一個成熟的工業社會，還能過過日子，但要它完成從農業社會躍進到工業社會的任務，可就勉為其難了。
漳州戰役勝利后，總理于6月中旬在長汀召開中央局會議，決定恢復一方面軍番號，由老總兼任總司令、葉帥和稼祥分別兼任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但總政委一職務卻空缺，主席仍以政府主席名義“主持大計”。當時，蘇區面臨最大威脅是陳濟棠的粵軍，該敵從5月初逼退彭總西路軍以后，順勢侵入蘇區。西路軍已與其反復纏斗一個多月，無法取勝。于是，會議決定先集中兵力重挫粵軍，將其驅趕出境，然后再北上，執行臨時中央下達的赤化全贛任務。
但又沒想到的是，粵軍都跟19路軍一樣，既堅強又狡猾。其中，三軍團盡管在6月30日池江戰斗和7月3日梅嶺關戰斗都擊潰了敵人，卻對潰入大庾城之敵，從7月4日到7日圍攻四晝夜無果(依然是無攻堅能力的緣故)，于7月8日撤圍。而五軍團從7月8日到10日，在水口與逃敵第4師及自南雄增援的六個團鏖戰三日，最后在陳毅率領的獨立第3、第6師和一軍團先后加入戰場情況下，才將頑敵全部打垮。但疲憊的紅軍，也無力再攻逃入南雄的敵人。以上系列戰斗就是1932年第三次進攻，史稱“南雄、水口”戰役。該戰役雖擊潰敵軍十五個團，斃傷敵近三千人，穩定了蘇區南翼，但紅軍自身損傷兩千以上，并無繳獲，屬于得不償失。
不過在中央局大員們看來，這仍是勝利。于是到8月8日，經總理建議，主席終于被蘇維埃中央政府任命為一方面軍總政委。但這并不意味主席可放手指揮，建議人總理又親自來到前方，由他、主席、老總和稼祥四人組成最高軍事會議，并自任主席，做起了主席的“貼身婆婆”。
但此前，老蔣已重新整合好了國民黨政權內部關系，繼續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身份(委座之稱就源于此)，向各地蘇區發動圍剿。由于老蔣身邊德國顧問已看出，一方面軍善守不善攻、四方面軍特別善攻、二方面軍攻守皆弱特點，敵軍便采取了對中央蘇區取守勢，以主力圍剿鄂豫皖，地方雜牌部隊圍剿湘鄂西策略。這時，鄂豫皖已連連挨打，直向臨時中央呼救(湘鄂西因沒有電臺，想呼卻呼不出來)。蓋參對此不能熟視無睹，遂建議臨時中央加緊督令一方面軍向敵猛攻，以挽救另兩個蘇區的同志。但據筆者看來，在全國范圍內，國民黨軍兵力至少超過紅軍二十倍。中央紅軍即使號稱十萬，但要像解放戰爭那樣，在這個戰場打得敵軍減輕那個戰場壓力，是根本做不到的。比較現實策略是，只能是乘另兩個蘇區尚未完全失敗之前，多消滅些敵軍有生力量，以減輕自身未來壓力。
然而，由于一方面軍沒有圍點打援能力，依舊只能拔掉些守備不堅固的據點。在接到臨時中央命令后，紅軍于8月15日發動了樂安、宜黃戰役。紅軍在這次戰役中，攻堅能力有所進步。經過三天猛攻，一軍團于8月17日拿下樂安城，全殲守敵孫連仲部共三千余人，繳步槍2000支等軍械。經過一夜猛攻，三軍團于8月20日攻占宜黃城，擊潰守軍，俘敵1000余人，繳步槍1000支等軍械。攻下兩個縣城之后，分散之敵紛紛收縮集結，紅軍又兵不血刃占領了寧化、南豐兩座縣城。
此戰過后，四人組不按預定計劃西取吉安或北攻撫州，而是東進南城，設法打開贛東局面。這也是不錯的一招，但當主力于8月24日進抵南城近郊時，卻發現守敵已增至17個團。四人組經過商量(估計主要是主席主意)，紅軍改在南城周圍發動群眾，并伺機打援。沒想到援敵要么不來，一來就是六個師。四人組無奈，只得率部撤到寧都附近，打算用三次反圍剿戰法達到大量消滅敵軍的目的。可氣的是敵軍也不傻，見紅軍退了，就駐守原地，根本不追。這樣一拖就是一個月，到9月26日，四人組干脆發布一個訓令，意思是還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擺一個備戰陣型等敵人來攻。
這一來，無論臨時中央還是蘇區中央局(由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組成)都火了：湘鄂西和鄂豫皖眼看都快要垮了，你們還在這里躲清閑那!后方四人一怒之下，也不要紅軍去前線了，干脆于10月3日聯袂趕到寧都，同前方四人一起坐下來開會，這個會就是著名的“寧都會議”。后四人當然明白，主席就是前四人所做決策的靈魂所在，一開會便將火力集中在主席一個人身上，拋開很多虛的罪名，核心一條就是指責主席“誘敵深入”戰法是“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并要求把主席調離前線領導崗位。在筆者看來，這一論斷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由老總注入軍事思想的一方面軍所存在的嚴重戰術缺陷，但當時主席并未形成認識，自然起而爭辯，不予認賬(主席以后看了四方面軍戰法，在內心已形成認識，在嘴上仍不認賬)。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前四人中另三人也支持主席，會議必然形不成決議。但問題出在，除了見識有限卻秉承實事求是原則的稼祥支持主席外，老總和總理態度曖昧。老總態度曖昧原因，估計就是早已認識到，自己的軍事素養缺陷，才是造成沒有受過專業軍事教育的主席堅決主張誘敵深入戰法的根源。若出面挺主席，勢必引火燒身;若出面反主席，立刻就要突破他待人忠厚的底線，從此墮落成小人;故只好沉默不語。
而總理曖昧就復雜多了。任何一個單位都是一山不容二虎，他這頭中央御封新虎既然來到蘇區，取代主席這頭舊虎勢在必然。但總理盡管接觸軍事已有七年多，卻對蘇區這套游擊戰法并不熟悉，貿然取代主席，萬一打了敗仗怎么辦?于是，他最初并沒有輕易奪取主席軍權，而是經過大半年遠程和貼身學習，就如主席當年從老總身上學到了本事一樣，也基本掌握了主席的軍事訣竅以后，才動了取而代之念頭。而在日常工作中，主席個性上與總理格格不入的特點(主席喜在軍事會議上漫談，重宏觀而忽視細節，總理恰恰是重細節而輕宏觀)，也讓作為上級的總理更感忍無可忍。不過，總理畢竟不是殺伐果斷、不計后果的人，不會像國燾取代中生那樣，直截了當。況且他也清楚，主席是老斯選中的后備干部，說不定日后還有見面的時候(那面見得可大了)。因此，自己并不出面批評主席，只是在會議之前單獨給后四人打了一份電報，借談工作中苦衷，暗示自己對主席不滿。當然，對于握有尚方寶劍的后四人來說，總理不滿也好、滿也好，他們都要向主席開火。
經歷過紅四軍七大的主席，眼看八人中四人反對自己，二人態度中立，當然不能靜候投票結果產生，便聲稱自己身體不好，請假回后方養病，既給自己也給別人一個臺階。總理看到了臺階，馬上做起好人來，“堅決”挽留主席，提出或由主席幫助自己(真的)，或由主席決策自己執行(假的)。主席作為大政治家，自然看出留在總理身邊，有功歸總理，有過歸自己，最后會弄得連東山再起機會也沒有，遂毅然回絕挽留。10月12日，中革軍委發出通令，主席回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總理代理一方面軍總政委。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批準對總理的任命。
因為總理已掌握了主席的全套戰術，故之后與老總、劉帥(取代葉帥)搭班子，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在之后兩年里，主席離軍事指揮越來越遠，而只能以蘇維埃主席身份，處于半工作半休閑狀態。擺脫了緊張的政績壓力，主席便有足夠時間精心總結前段工作成敗經驗，眼光逐漸從單純區分敵我，上升到了如何利用敵人內部矛盾謀利的高度。等復出時，已經成長為了黨內唯一合格的“革命企業家”。從這個意義上講，寧都會議對中共甚至都主席個人，都是一件好事。但在當時，會議結果卻未必全是好事，欲知后事如何，請看第十八章《山雨欲來》。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促成漢卿起抓蔣之心的，既有主席自置死地和老蔣逼迫剿共的外部外因，也有漢卿聽取虎城建議和謀士勸說的內部外因。而在內部外因方面，除了黎天才之外，虎城建議其實就是來自于謝葆真吹出的枕邊風。眾所周知，即便現在受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多年的干部，都會被枕邊風吹得東倒西歪，虎城這樣一個傾向革命的軍閥，當然會被枕邊風吹著走的。當然，枕邊風和中共籍謀士這些當時中共掌握的秘密戰寶貴資源，都是由總理統一調度，而總理又根據主席統一部署行事。總結成一句話就是：西安事變表面是張、楊自發行為，但無論分析內部還是外部的外因，真正幕后總推手非主席莫屬。
有了兵諫這個底氣以后，漢卿于11月30日通過劉鼎致電中共，表示紅軍只要能設法牽延一二月時間，他就能成就西北聯軍事業。作為推手的主席收到電報，從字里行間看出漢卿已在內心里把兵諫作為最后手段，不覺心中暗喜。為了進一步推動兵諫，他隨即復電說，將在一周后派葉帥來西安，共商兩軍行動“新步驟”。而漢卿此時也只是把兵諫作為最后手段，于12月1日收到主席來電后，覺得還是有必要在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問題上，再向老蔣爭取一下。于是，他于12月2日又只身駕駛飛機，去洛陽見老蔣。即臨上飛機前，他叮囑劉鼎電告中共他赴洛意圖及老蔣最新“剿共”部署，聲稱國民黨軍各部將于12月10日全部按新計劃部署完畢，提請紅軍“立即準備作戰”。
懷著一顆紅心，做好兩手準備，漢卿當面向老蔣提出東北軍開赴綏遠抗戰要求，并增加了釋放七君子新要求。但老蔣不僅拒絕要求，還聲色俱厲地訓斥說：“我是委員長，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不服從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進來，不革命的滾出去!”見漢卿反對剿共，老蔣果然按主席預料，立刻決定親自到西安，靠前指揮剿共戰爭。漢卿前腳剛回西安，老蔣便后腳于12月4日，帶領陳誠、衛立煌、蔣鼎文、陳調元、朱紹良等重要軍事將領，浩浩蕩蕩開赴西安。同時，他還調集大批戰機飛赴西安，并宣布調30萬中央軍入陜，殺氣騰騰地打算將紅軍全部消滅。
老蔣這么做，等于是把漢卿往兵諫絕路上逼，軍統局長戴笠看出了些名堂，便勸說他不要去西安冒險。但在老蔣眼里，漢卿只是個紈绔子弟，盡管已知道他與中共有來往，卻根本不相信漢卿會幫屬于“敵我矛盾”的中共，來抓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自己。只是為防萬一，老蔣才沒讓夫人宋美齡及私人顧問端納，一同前往西安(沒想到留的這一手，后來竟成為救命稻草)，而且不住在西安城內，住到了距離西安二十公里的旅游勝地臨潼華清池。
安頓下來以后，老蔣立刻就分別找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師長以上軍官談話，要他們服從命令，繼續“剿共”。在自認為分化瓦解成功以后，他直接對張、楊攤牌，給他們出了一道選擇題。其中，選項A是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開向陜北前線，中央軍則在后面接應督戰;選項B是如張、楊不愿在陜甘“剿共”，則東北軍調到福建，十七路軍調到安徽，將陜甘兩省讓給中央軍“剿共”。
老蔣之所以讓漢卿做選擇題，是因為漢卿以多年從政經歷向世人表露，他不會自己出題目，但做選擇題能力卻很不錯，往往選對(如1928年東北易幟，1930年中原大戰，他都選對了答案)。故在老蔣看來，無論漢卿在A、B中選哪一項，都能達到消滅紅軍戰略目標。但讓老蔣失算的是，有人已經悄悄地在這道選擇題里添加了C項，那就是兵諫扣蔣，此人不是別人，正是老蔣想消滅的紅軍靈魂人物??主席。
當然，漢卿在堅決不選A、B同時，也不愿用自己身家性命，貿然選C。12月7日，他又去華清池晉見老蔣，希望老蔣能在選擇題里，另加聯共抗日D項。但兩人爭論達二三小時之久后，老蔣憤然把桌子一拍，厲聲說：“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已然走投無路的漢卿決定選擇兵諫，于當日下午急電*，邀請尚未出發的葉帥火速來西安，“有要事相商”。
作為整起事件總導演的主席，一看到“要事”二字，就知道漢卿想選C項了，心頭一陣狂喜。然而，在主席下的這盤棋局里，捉蔣只是中間過程，殺蔣才是最終目的。而且，最好給外界留下捉蔣殺蔣完全是張、楊所為、與中共毫無關系的印象(果然，直到現在大多數人依然這樣認為)，才能保證中共在因老蔣死亡國內形勢重新混亂的情況下，迅速發展壯大力量。所以，主席得隴望蜀，故意裝作不明白電文奧秘的樣子，把葉帥本定于12月8日出發日期，又往后推了一天，到9日再出發，然后于10日再電告漢卿，竭力不給他有同中共當面商討發動兵諫的機會(這種事情無法在電報里討論)。
那么，葉帥晚走一天，漢卿也可以推遲一天發動兵諫，主席這么做是否徒勞呢?答案是一點也不徒勞，因為12月9日有一道漢卿過不去的情感之坎，這道坎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紀念日。在這一天，即使中共地下黨不組織，西安所有大中學生也必然要上街游行加以紀念。而中共地下黨一組織，這場示威必然會把矛頭直接對準人在臨潼的老蔣，進而加速老蔣和張、楊矛盾激化，推動西安事變迅速爆發。
果然，12月9日上午八九點鐘，西安15000多名學生，就在中共西北特別支部組織下，舉行了游行請愿。他們先聚集在南院門廣場，通過《為督促政府動員全國兵力抗日停止內戰宣言》，然后推舉請愿代表團，進入西北“剿總”大門，遞交請愿書。漢卿讓“剿總”交際科長出面接受請愿，好言撫慰各代表。之后，當游行隊伍又先后去省政府、綏靖公署請愿。在此期間傳出清晨集合時，特務警察在東大街打傷一名12歲小學生的消息。游行學生愈加憤怒，決定要到華清池向老蔣請愿。
老蔣聞訊，立刻讓待從室主任錢大鈞給漢卿打電話，命令他阻止學生來華清池。但這時學生已經沖出西安城門，并沖破去臨潼公路上數道軍警組成的封鎖線，來到了灞橋前。此時，老蔣直屬衛隊??憲兵第三團，已在橋上架槍嚴守，并奉命在學生沖擊灞橋封鎖線時，可“以暴徒論處，開槍掃射，格殺勿論。”眼看一場大規模流血事件就要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