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理念

一應處理好脫貧與致富的關系。脫貧與致富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脫貧是生存問題，致富是發展問題;脫貧是公平問題，致富是效率問題;脫貧是政府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職責，致富是市場規律、能力角逐的結果;脫貧必須采取特惠性政策應保盡保，致富只能運用普惠性制度公平競爭;脫貧，政府必須全面兜底，確保生存權，致富，政府只能創造軟硬環境，提供發展條件，不可全部包攬;脫貧，必須微觀，精準到戶到人，致富，只可宏觀，針對大環境，搭建好有利致富的市場平臺;脫貧的責任主體應是以縣為單位的“塊塊”，致富的責任主體應是從上到下各涉農部門的“條條”及社會各方力量。在脫貧問題上應重點抓好四件事：一是基本生活保障，二是基本住房保障，三是基本教育保障，四是基本醫療保障。在致富問題上應突出抓好三件事：一是改善條件，二是提高能力，三是創造機會。

二應處理好個體與集體的關系。扶貧開發應既重瞄準個體，更重扶持合作。不合作無法抵御來自市場、自然、政策及國際的風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生產經營方式經歷了“合?分?合”的變遷，新型農民合作組織必須實現從“組織農民”向“農民組織”的飛躍，讓農民由“被動參與”變為“主動合作”，成為合作組織的真正主人、主導和主力。1898年光緒曾發上諭“各州府縣力推農會”，10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仍需要在這個問題上做出努力。盡管目前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發展到100多萬家，但貧困地區數量太少、體量太小的問題依然需要下大功夫解決。

三應處理好死錢與活錢的關系。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是必須的，但要想穩定解決溫飽并實現脫貧致富，還應推進政策性金融批量注入貧困地區，并大力發展互助合作式民間金融，把小錢變大錢，把死錢變活錢，讓農民在世界貨幣戰爭的“正規戰”中學會“游擊戰”，讓九億人口的中國農村不再成為貨幣戰爭的盲區。要克服貧困地區存貸比高達70%-80%的惡性循環現象。皮凱迪在《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近100年來，人類社會財富增長了8倍，而富人的財富增長了128倍。在金融成為經濟的重要主導時代，中國農村尤其是貧困地區的農村沒有較大規模的“活錢”注入，財富的增長就不可能有大的起色。

★協調推進

一應處理好短期與長期的關系。物理學上有能量守恒定律，在一定歷史階段，財富也是守恒的，而財富的分配則是不均衡的，有人富就有人窮，有人窮就得扶。貧困是一個相對概念，是一種動態現象，既要打攻堅戰，還要打持久戰。要不斷強化扶貧開發是國家意志、國家理念、國家戰略的政治導向。中央明確提出，通過五年攻堅，到2020年實現“兩個確保”(確保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確保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是基于現行標準的確保。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扶貧標準會不斷調整，每調一次就會有新的貧困人口出現。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必須深刻認識我國貧困問題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做好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即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我國仍處于，一定程度上的貧困問題仍然會存在。對于的這一論斷應全面準確理解和把握，決不能把扶貧開發當成一沖鋒就能徹底解決的短期行為，應充分認識到扶貧開發是一個國家永恒的課題這個社會現實，從法律、政策及理論架構方面建立扶貧開發的支撐體系。

二應處理好口袋與腦袋的關系。“讀書有風險，投資需謹慎”已在貧困地區流行。口袋裝滿了，腦袋空著，口袋照樣會癟下去，只有先讓腦袋不斷充實起來，才能讓口袋持續膨脹起來。首先，引導輿論重視知識，在全社會營造一個“讓有錢人讀書，讓讀書人有錢”的氛圍，把“經濟人社會”改造成“知識人社會”。決不能讓“生兒不用識文字，斗雞走馬勝讀書”現象重演。其次，從制度上規正人們對知識的偏見。憑什么會種田會養雞會養豬是低素質，會彈琴會唱歌會跳舞是高素質。再次，從體制機制上確保人們對知識的獲取，強化基礎教育，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強化職業教育，讓農民學以致用;強化農村繼續教育、終身教育。第四，改精英教育模式為生存教育模式。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從小就學習掌握一項生存與發展的技能，克服千軍萬馬都擠一條高考獨木橋的弊端。

三應處理好對上與對下的關系。對上負責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將上面的要求與下面的實際有機結合，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做好扶貧開發工作。對下負責就是要瞄準貧困戶、貧困村、貧困區域的實際需求去雪中送炭，讓“頂層”的溫暖真正傳導到“基層”的百姓。扶貧開發的目標是基層貧困群體，我們黨的宗旨就是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始終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因此，只有對下負責才是最好的對上負責，不能對下負責，就是對上失職。在具體工作中，既要注重多少人脫了貧這個“數字面子”，更應緊盯始終讓所有窮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個“實惠里子”，確保讓貧困人口有真正的獲得感。

★綠色引領

一應處理好溫飽與環保的關系。在“溫飽”已基本不成問題，“環保”卻成了問題的今天，必須按照“兩座山”的思想，正確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決不能讓“環保”成為“溫飽”之后的“瘟疫”。“溫飽”問題好解決，“瘟疫”問題解決起來可就難了。一是該堵的堵。如果引進來項目影響水綠山青，即使是金山銀山也應拒之門外。二是該罰的罰。實行“反向激勵”，嚴格落實責任終身追究制，避免“公地悲劇”成“公共悲劇”。三是該補的補。政府應拿出真金白銀，盡快補齊環保設施和監管能力欠缺的短板。四是該給的給。政府應從環境的外部性去考量，借鑒國際上“碳交易”的做法，要求發達地區給生態保護地區合理補償，而不是象征性地搞一點安慰。

二應處理好大開發與大開挖的關系。地下挖煤、劈山開礦是實現脫貧致富的有效方式，但大開發并非只是簡單的挖掘地上地下資源，它可以是人力資源的開發，也可以是新興產業的開發;可以是無中生有的再造，也可以是傳統技藝的繼承。當務之急，應從挖地開山的“大開挖”轉向無形資源的“大開發”，如發展鄉村旅游、深化農產品加工、活化傳統技藝。鄉村旅游是中國農民的第三次創業。第一次創業是發展鄉鎮企業，第二次創業是進城打工。開發鄉村旅游的第三次創業將使中國農村發生“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應從注重物的改造轉向人的改造，通過“人”的發展，解決“口”的問題。杜甫當年感嘆“國破山河在”，我們今天決不能讓“國在山河破”。

★開放互動

一應處理好職能部門與涉農部門的關系。中國扶貧開發大抵分為三個階段，1986年以前是通過五個“一號文件”推行普惠式扶貧;1986年開始各級成立扶貧機構，扶貧進入有組織、有重點、有步驟的扶持時期;自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城鄉統籌發展戰略，各涉農部門已由過去的配合扶貧變為扶貧主體，每年投入的資金比專項扶貧資金要大得多。各涉農部門應按照五個一批的要求，實行“誰的孩子誰抱走”，把部門資金和項目重點投放于貧困地區，?力同心為貧困地區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二應處理好政府部門與社會組織的關系。多次強調“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各級政府部門應充分發揮制度的優越性，層層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但是，政府決不能在攻堅戰中大包大攬，單打獨斗，應全面發動社會廣泛參與，可以進行榮譽激勵，可以花錢購買，也可以引進第三方等措施，讓一切愿意投身扶貧事業的個人、企業和社會組織能為、可為，讓各級政府部門和各類社會組織盡顯其能、相互配合、協力攻堅。

三用處理好財政撥款與社會捐助的關系。扶貧需要巨大的財力支持，僅靠財政撥款還遠遠不夠，應充分發動社會廣泛募集資金。美國每年的社會捐助和財政收入基本相當，我國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空間，《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大學社會捐贈總額在750億元人民幣左右，而美國高校僅就獲得捐贈374.5億美元，由此我國社會“眾籌”資金的潛力可見一斑。對此，應從道德層面給予激勵、從文化層面給予影響、從制度層面予以規正、從法律層面予以約束，構建一套完備的體制機制，引導更多的有識之士主動反哺窮人、幫助窮人、扶持窮人，真正把“達則兼濟天下”的傳統美德轉換成實實在在的扶貧行動。

★共享成果

一應處理好窮人經濟學與經濟學家經濟學的關系。經濟學家想通過市場降價減少生產，而窮人只會生產某種商品，降價反而會讓他們為保收入生產更多產品。本來養五頭豬的收入需要養十頭才能保住。生產沒減少，反而大幅增加了。經濟學家都通過提價節約資源，但富人不在乎那點小錢，照樣消費，而窮人面對生活必需品的漲價，只能減少其他開支維持生計，不僅沒能節約，而且降低了生活水平，更嚴重的是拖累了市場。經濟學家想通過統一標準提高質量，但標準一高成本就高，窮人買不起，只好消費更差的產品。扶貧開發必須真正弄懂“窮人經濟學”。懂得窮人經濟學，不僅要懂得窮人經濟學的特殊性，更要懂得窮人之為窮人的根源。如果還把窮人視為可憐可悲、低等下賤的形象，仍舊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俯瞰他們，以一種憐憫的姿態恩賜他們，而不從本質上去探討貧困的根源，那么再高深的理論都談不上懂得窮人經濟學。決定一個艦隊的速度不是看最快的那一艘，而是看最慢的那一艘。社會不能只研究讓有錢人掙到更多的錢，不研究讓沒錢人掙到生存的錢。只有克服歧視性貧困，才能真正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二應處理好傳統窮人與現代窮人的關系。傳統窮人解決基本生存可以自食其力，現代窮人則必須支付必要的生活成本。煮飯，傳統窮人可以自己撿柴，今天農民工到城市只能買煤買電;喝水，傳統窮人可以自己挖井，今天農民工只能買自來水、礦泉水;走路，傳統窮人可以多花時間步行，今天的高速公路必須花錢乘車;信息采集，傳統窮人口口相傳，今天的信息社會要花錢買電視、收音機、訂報刊。現代社會制度的設計本質上就不允許存在窮人，但由于各種社會保障的不完善，現代窮人又實實在在存在于現實社會之中，有些人“茍活于生存線之上、生活線之下”，中國五千年文明史，農民吃不上飯的時候很多，但喝不上水的事從來沒有過，今天農民工在城里沒錢就很難喝上水。因此，必須為現代窮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應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易地搬遷安置一批，通過生態保護脫貧一批，通過教育扶貧脫貧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過醫療救助保障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