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責任擔當是共產黨員的基本素質
每一位黨員在入黨時都會宣讀這樣一段入黨誓詞：“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履行黨員義務是每一位黨員必須牢記心頭的，那什么是黨員義務？在這里我們可以回顧一下黨章對黨員基本義務的八條規定，其中第二條和第三條跟講奉獻、有作為有著密切的關系。第二條規定，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帶頭參加改革開放和，帶動群眾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艱苦奮斗，在生產、工作、學習和社會生活中起先鋒模范作用。這就是講共產黨員要有作為。第三條規定，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貢獻。這就是講共產黨員要多貢獻。
黨章在黨員應履行的基本義務中明確規定黨員要講奉獻、有作為。除此之外，2015年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也對黨員的廉潔自律規范作出了明確規定。其中第一條規定了公和私的關系，講到“堅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第四條講的是苦和樂的關系，講到“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獻”。因此，每一位共產黨員在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那一刻，就要意識到自己身上肩負著一份光榮和使命，要處處以高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這不是一句空話，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講奉獻、有作為，有公共精神，起到表率作用。
黨內法規要求黨員要講奉獻、有作為、有擔當。十八大之后，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下，對黨員干部的要求概括起來就是忠誠、干凈、擔當，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體現。在許多場合都談到了好干部的標準。例如在2013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講：“堅持原則、敢于擔當是黨的干部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心底無私天地寬”，“擔當就是責任，好干部必須有責任重于泰山的意識”。
今天我們講的這個主題就是關于責任和擔當的。那么可能有朋友要問了，為什么共產黨這么強調責任跟擔當？
第一，責任和擔當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先鋒隊性質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兩個先鋒隊的根本性質和“三個代表”的先進性要求廣大黨員要兢兢業業、勤勤懇懇、艱苦奮斗。
第二，責任和擔當是由的復雜艱巨性決定的。今天，中國正處于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上，中國要同時處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格局，可以說，這樣的一個事業是非常之艱巨、非常之復雜的。同時，我們還要處理好穩定與發展的關系。正如小平同志所說：“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所以，發展，面對這樣一個艱巨復雜的局面，廣大黨員干部要發揮好中樞神經的作用，要承擔起歷史的使命與責任，這樣才能夠早日完成“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
第三，擔當精神是中華文明，尤其是儒家傳統的優良品質。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每一個中國人對這句話都不覺陌生，可以說這種擔當的精神已經滲透到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魯迅曾經在他的雜文中講到，中國的自信力應該來自于“中國的脊梁”。那么誰是中國的脊梁？就是那些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人們。這些人構成了中國的脊梁。正是因為有這些人，中華文明才能夠綿延不絕、生生不息。
我們可以一起回顧一下儒家經典中對于擔當有為精神的一些經典描述。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再如曾子在《論語?泰伯章》中講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從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儒家精神所倡導的一種君子品格。這種君子品格是一種剛健有為、勇于擔當的精神。
此外，儒家精神對于擔當的強調更有一種憂患意識，更有一種“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更有一種在探索中對美好社會政治秩序所承擔的品質。例如，《孟子?盡心上》中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北宋理學家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另外，我們非常熟悉的晚清名臣曾國藩，他本人是一個將儒家的修身與實踐結合得比較好的晚清名臣。曾國藩講：“以茍活為羞，以避事為恥。”這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擔當精神。在2013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這句話被引用。說：“為官避事平生恥”，這講的正是一種剛健有為的擔當精神。
第四，擔當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本色。講到這里，我們有必要比較一下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與西方資產階級政黨的不同。西方資產階級政黨成立于19世紀上半頁，其起源邏輯是先有國家，再有政黨，政黨是在西方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后，隨著代議制與選舉制的完善和發展而逐步確立。所以，自然而然，這些政黨的主要功能就是選舉。但是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講，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初期就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危難局面。在這樣的局面中，共產黨承擔起來的是國家主權獨立、政權重建、國家統一、人民解放、民族復興等一系列復雜的歷史任務。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脈絡決定了他與生俱來的使命就是挽救民族危亡，建立民主共和，實現國家獨立，所以必須要有非常堅強的擔當精神才行。
歷代中國共產黨人如何勇于擔當？
我們可以簡單回憶一下歷代共產黨人是如何勇于擔當歷史使命的。20世紀上半頁，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解決了內憂外患，挽救了民族危機，實現了國家的獨立統一。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開拓了改革開放的一個新局面。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發生了巨大的政治風波，國際上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這樣的危急關頭，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理論，完善了，把推向了21世紀。進入新世紀，我們經歷了非典、汶川特大地震等災害，并經歷了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在這樣的關頭，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科學判斷、果斷決策、成功克難攻堅，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十八大以來，面臨各種轉型期的復雜矛盾和棘手的問題，以*同志為黨中央以作風建設作為開篇布局，以“四個全面”作為全面戰略布局，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開拓了治國理政的新局面。可以說，每一代共產黨人都在他們所處的歷史階段，勇于承擔歷史使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貢獻了共產黨人的力量，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共產黨人的擔當。
二、全面從嚴治黨新常態下，為什么要強調責任擔當
十八大以來，中央強力反腐、正風肅紀，形成了有力的震懾，但是在部分官員中也滋生了一些不好的情緒，為官不為、怠政懶政的風氣開始抬頭，形象地說就是由過去的“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變成了“門好進、臉好看、不辦事”。因此，我們強調共產黨員的責任擔當就是針對在部分官員中存在的懶政怠政、為官不為的問題。
那么，部分官員為什么會存在怠政懶政、為官不為的現象？
十八大之后，黨中央高壓反腐讓部分官員產生了畏難情緒，部分官員認為今天做官不易了，無利可圖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出現了畏難情緒、觀望情緒、撒嬌情緒、頂牛心態等不健康的政治生態。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安慶市市書記虞愛華將為官不為的五種表現描述得惟妙惟肖。他說為官不為有以下幾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打盹型”，精神萎靡不振，遇事裝聾作啞；第二種類型是“木偶型”，工作不推不動，甚至推而不動，就像木偶一樣；第三種類型是“太極型”，有問題左躲右閃，遇矛盾上推下卸，就跟打太極一樣；第四種類型是“比劃型”，用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第五種類型是“說唱型”，動口不動手，務虛不務實。可以說，這五種類型反映了當前部分官員的一些心態。
其實，“為官不為”并不是一個新問題，它實際上是官僚主義的一個延續。1944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干部會議上為官僚主義做了一幅像，他說：“一聲不響，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正，六親不認。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九坐不動，十分無用。”除了三餐不食以外，一些干部跟“泥菩薩”也并沒有什么兩樣。1963年，在黨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周恩來同志也列舉了官僚主義的20種表現。在這次報告中，除了講到老爺式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官僚主義、自私自利的官僚主義、爭名奪利的官僚主義以外，還著重講了為官不為的官僚主義，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
周恩來同志講到第六種官僚主義就是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具體表現是遇事推諉，怕負責任；承擔任務，討價還價；辦事拖拉，長期不決；麻木不仁，失掉警惕。第七種是做官混飯吃的官僚主義，具體表現是遇事敷衍，與人無爭；老于世故，巧于應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圓。第八種是顢頇無能的官僚主義，具體表現是學政治不成，鉆業務不進；語言無味，領導無方；尸位素餐，濫竽充數。第九種是糊涂無用的官僚主義，具體表現是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過且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一問三不知，一曝十日寒。第十種是懶漢式的官僚主義，具體表現是文件要人代讀，邊聽邊睡，不看就批，錯了怪人；對事情心中無數，又不愿跟人商量，推來推去，不了了之；對上支支吾吾，唯唯諾諾，對下不懂裝懂，指手畫腳，對同級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可以說，這五種官僚主義集中反映了不負責任、不敢擔當、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所有表現，直到今天，這些表現仍然是困擾著我們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問題。也正因為如此，十八大之后，黨中央首先以反“四風”拉開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序幕。曾講到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與奢靡之風這“四風”，可以說是群眾反映最為強烈的問題，也是當前群眾最深惡痛絕的、最嚴重影響了干群關系的問題，是嚴重違背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因此應該下大力氣解決。
關于為官不為，剛才我們講了一些非常生動的描述，下面我們通過幾個典型案例具體想一想為官不為的表現和危害。
第一個故事來自于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可以說，老百姓既不要貪官，也不要“癱官”。第一個“貪”是貪污的貪；第二個“癱”是癱瘓的癱。童名謙在擔任衡陽市委書記期間，并沒有正確履行衡陽市嚴肅換屆紀律第一責任人的職責，在他任內發生了震驚全國的衡陽人大代表賄選案，涉及人數之廣、金額之大可以說是觸目驚心。也正因如此，8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童名謙作出了一審判決，以玩忽職守罪判處童名謙有期徒刑五年。這個判決在十八大之后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之際是比較罕見的。一般來講，人們會認為貪污受賄是老百姓最為痛心疾首的事情，而玩忽職守、為官不為的危害比較隱性，但童名謙的故事告訴我們，做太平官和好好先生其實會助長一方的不良政治生態，會帶來難以預估的、比較惡劣的政治后果。衡陽賄選案之后，人民網輿情頻道報道，庸官不同于貪官,是童名謙案的輿情引爆點。新華網、人民網等官方媒體都發文稱童名謙是一個庸官，而童名謙曾主政的湖南湘西、邵陽、衡陽三地，其庸官作為在當地早已家喻戶曉。平時他給人的感覺是謙遜低調，在官場一直是明哲保身、絕不多事。在衡陽人大代表換屆選舉時，他作為嚴肅換屆紀律的第一責任人，其實已經接到了省人大代表對于有人賄選的反映，但是他并沒有采取嚴厲措施責令調查處理，而是掩蓋了破壞選舉的事實。最后，由于他不聽、不管、不查、不作為，縱容了非法拉票行為的蔓延，導致人大代表選舉遭到了大范圍嚴重的破壞。
人民網在評論童名謙時說，童名謙是主動的“廉而不為”。十八大以來，隨著反“四風”力度的加強，一些黨員干部感嘆為官不易了，所以就抱著一種不良心態，認為只要不出事，寧愿不做事。飯不吃了，酒不喝了，但是事也不辦了。這些官員的行為是一種被動的“廉而不為”，這種行為的背后是一種心理失衡，認為無利可圖了。這樣的行為會帶來非常惡劣的后果，決不可等閑視之。
第二個故事是“班子成員生病而班長吃藥”。2015年9月6日，中央紀委轉發《中共河南省委關于新鄉市委原書記李慶貴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新鄉市紀委落實監督責任不到位問題的通報》，這個通報內容被認為是主體責任不到位的一個典型案例。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在4月到2015年1月李慶貴擔任新鄉市委書記期間，新鄉有三名廳級領導干部因嚴重違紀違法被省紀委定案查處，其中兩人是新鄉市委原常委班子成員。這個現象暴露了李慶貴在選人用人上的失察，可以說，李慶貴也是一個“好好先生”。具體說來，新鄉市委有一位班子成員向李慶貴行賄，而李慶貴既沒有當面拒收，也沒有向組織匯報，而且在干部換屆選舉調整中，還向上級推薦了這位行賄的干部。還有一次，新鄉市政府原副市長崔學勇得到了李慶貴的推薦重用。其實，當時李慶貴已經掌握了對崔學勇舉報的材料，但卻沒有深究。后來，這些經李慶貴推薦任用的干部先后被查處。可見，如果地方黨委“一把手”在選人用人上偏袒、失察，不擔負起地方黨委主體責任的話，很可能會養癰成患，給組織帶來難以預估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