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節選韓愈《原道》，有刪節）

譯文：

《禮記》說：“在古代，想要發揚光大圣明的品德于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國家；要治理好他的國家，一定要先整治好他的家庭；要整治好他的家庭，必須先加強自身的品德修養；要加強自我品德修養，必須先端正自己的思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必須先使自己具有誠意。”這樣，那么（可見）古人所謂端正思想和具有誠意，都是為了要有所作為。現在那些修心養性的人，卻想拋開天下國家，這就是要滅絕人的本性中本來的東西，（這些和尚、道士）可是他們不把他們的父親當作父親，（他們也都是臣子）可是他們不把他們的君當作君，（他們都是民）可是他們不做百姓該做的事。孔子作《春秋》，中原地區的諸侯采用蠻夷禮節，就把他們當作蠻夷看待；蠻夷進入中原地區而采用華夏民族之禮的，就把他們當作華夏民族看待。《論語》說：“夷狄雖然有君主，還不如中原沒有君主。”《詩經》說：“夷狄應當攻擊，荊舒應當懲罰。”現在，卻推崇夷禮之法，把野蠻人的道理加到中國先王的道理之上，這差不多（讓中國人）都淪為野蠻人的地步了吧！

所謂先王之教，是什么呢？就是博愛即稱之為仁，合乎仁的行為即稱為義。按照仁義的原則去做就是道。內心具備仁義的本性、不需要外力的支持和幫助叫做德。教化人民的教材是《詩經》、《尚書》、《易經》和《春秋》。體現仁義道德的法式（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是禮儀、音樂、刑法、政令。社會階層應該是士、農、工、商構成，社會關系倫理次序是君臣、父子、師友、賓主、兄弟、夫婦，人民衣服是麻布絲綢，人民的居處是房屋，人民的食物是糧食、瓜果、蔬菜、魚肉。它們作為理論是很容易明白的，它們作為教育是很容易推行的。所以，用它們來教育自己，就能和順吉祥；用它們來對待別人，就能做到博愛公正；用它們來修養內心，就能平和而寧靜；用它們來治理天下國家，就沒有不適當的地方。因此，活著為人處事合乎情理，死了也順應自然。有人問：“你這個道，是什么道呀？”我說：這是我所說的道，不是剛才所說的道家和佛家的道。這個道是從堯傳給舜，舜傳給禹，禹傳給湯，湯傳給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傳給孔子，孔子傳給孟軻，孟軻死后，沒有繼承的人。只有荀卿和揚雄，對儒家學說認識、選擇的不精當，對儒家學說論述過于簡略還欠詳細。從周公以上，繼承的都是在上做君王的，所以儒道在具體事務中能夠得到推行；從周公以下，繼承的都是在下做臣子的，所以他們的學說能夠流傳。

那么，現在怎么辦才能使儒道獲得實行呢？我以為：不堵塞佛老之道，儒道就不得流傳；不禁止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推行，必須把和尚、道士還俗為民，燒掉佛經道書，把佛寺、道觀變成民房。弘揚先王之儒道來教育人民，使鰥夫、寡婦、孤兒、老人、殘廢人、病人都能夠生活，這樣做大概也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