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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實“減負”孩子才有全面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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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談談減負”系列評論之三

近來,“不要給孩子減負”“孩子就應該從小嚴格訓練”等聲音不斷見諸于媒體,透過這些聲音可以發現,“減負”正在遭受“合法性危機”。這種危機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否則“減負”可能陷入越減負擔越重的惡性循環。

為什么會出現合法性危機?這要從“減負”的改革邏輯談起。“減負”的主要對象是在校學生,所以人的發展邏輯與教育發展規律必然成為“減負”工作的邏輯,此外又與經濟、文化、社會等因素相互作用,與國家、學校、家長、學生、培訓機構等多方關聯,因此在“減負”推進中出現了多重邏輯。在多重邏輯并舉的情況下,如果主邏輯沒有引領輿論,而將改革陣地交由輔助邏輯主導的話,就會惡化改革環境,并引發合法性危機。

要想破解合法性危機,“減負”工作必須堅持主導邏輯,需要逐步構建起改革推進的合法性邏輯。但審視合法性邏輯時,我們發現“減的到底是什么?為何必須減負?”等重要問題因缺乏深入而客觀的分析而依然模棱兩可,而這種模棱兩可又給了家長、教師等無限遐想,并進而引發許多與“減負”初衷相背離的觀點。

所以,破解危機需要厘清根本性問題。“減負”減的到底是什么?“減負”不是單純的數學加減法,其本身具有教育、心理、文化三重含義。從教育意義上講,“減負”不是單純的在校學習量的減少,不是學生學習需求的遏制,更不是學校推卸教育責任,將學生的學習需求轉移到校外輔導班。“減負”減的是對學生發展而言過重的課業負擔,減的是不合理的課業負擔,減的是枯燥乏味反復訓練,減的是過量的作業負擔、頻繁的考試負擔;從心理意義上講,減的是因超綱學習和超前搶跑而給學生帶來的愈來愈重的心理負擔,因競爭帶給教師、家長的恐慌情緒和焦慮心理;從文化意義上講,減的是功利性意圖對教育環境的壓制,減的是競爭意識對教育氛圍的戕害,減的是畢其功于一役思維在基礎教育領域的蔓延。

為何必須要推進“減負”?筆者認為,還有兩個關鍵動因,這兩個動因與“減負”工作的一明一暗兩條主線密切關聯。

明線呈現在“減負”的整體制度安排和教育發展規劃的布局中,是在國家宏觀框架下,學校教育一種應對發展的“制度變遷”,是學校教育制度按照國家要求,即“減負”的主邏輯,進行的邊際調整,比如通過“減負”糾正和扭轉被片面的應試教育束縛的教育目的等。這種邊際調整既是根據國家要求、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學校教育對新時期教育形象的重新塑造,也是學校教育通過國家政策對偏離教育和人的發展規律行為的糾偏。

暗線則呈現在對人的完整性的關注上,人的完整發展需要寬松的時空、豐富的資源和個性化支持,而“減負”恰恰是為了還給孩子全面發展的空間。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所樹之人要想成為的合格建設者與可靠接班人,首先必須是一個完整發展的人,對于孩子而言,完整發展是其個性、群性和類性的共同發展。所以“減負”的價值在于從人的整體發展談起,減的是片面發展、過分功利化發展的負擔,回歸整體發展之路,實現孩子自然、精神和文化的協同發展,成為大寫的人。

此外,要確立“減負”推進的合法性邏輯,還需要深刻認識不斷變化的教育需求。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將優質作為教育的第一選擇,農村家長努力將孩子送到城鎮學校,城鎮家長則想著將孩子送進城市學校,城市家長則期望孩子進入更大城市更好學校學習,這種對優質教育資源的動態疊加與升級化需求,層層傳導,如果不加引導則可能會成為壓倒“減負”的最后一根稻草。

只有確立了“減負”推進的合法性邏輯,方可破解“減負”面臨的合法性危機。為此,必須在保證“減負”政策合理的前提下,引導社會輿論,提升公眾對“減負”的認可與信心,同時要將“減負”在校內外協同落地,將教育灌輸的環境轉變為孩子完整發展的空間,將書本知識的單向輸入轉變為孩子知、行、意的協同,將畢其功于一役的節點思維轉向對終身學習的關注。唯有此,方可還教育一片凈土,還孩子一個真正需要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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