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血尋梅》改編自2008年發生在香港的真實肢解兇殺案改編案件??“王嘉梅命案”，講的是隨母從內地來港居住的16歲援交少女王嘉梅被嫖客殺害殘忍肢解拋尸骨于各肉鋪的故事。

2017年《踏血尋梅》觀后感【篇一】

這部電影獲得影評人一致贊許的原因在于：影片真正的主角，是香港。

本片劇本改編自轟動一時的王嘉梅命案。2008年，16歲的湖南少女王嘉梅，因母親改嫁而移居香港。本來成績不錯的她因與繼父不和，離家輟學“援交”賣淫，卻遇上變態嫖客。最終，她被殺害后遭殘忍肢解，港媒還語調聳動地報道過“其部分人骨被混入街市的肉檔出售”。

內地觀眾至今無緣得見此片，主要原因是尺度太大。正因為本片的大尺度，幾乎所有的分析文章，都將“援交、碎尸和兇殺”放在文章的標題中，仿佛獵奇就是《踏血尋梅》橫掃金像獎的關鍵密碼。可實際上，援交、碎尸和兇殺和電影得獎并沒半毛錢關系。

無論影片充斥著多少港式偵緝、雨夜追逐、血腥暴力、色情獵奇的商業元素，它的本質都是有關一個援交少女、一個變態屠夫和一個孤獨警探，在香港這座寂寞都市里交集，夢想、幻滅、絕望、愛戀、迷失，上演各自悲喜交加的香港故事。

香港似乎很少有這種將盡皆過火盡皆癲狂的港式風格與文藝片嫁接的電影類型，《踏血尋梅》補上了這個短板，也因此顯得特別。也許正因為這種稀缺，它有些被過譽了，可是在今天的香港影壇，似乎又只有它當的起這份過譽。

不知這是《踏血尋梅》的孤獨，還是香港電影的孤獨。

向左走是《人肉叉燒包》，向右走是《踏血尋梅》

《踏血尋梅》說明：同樣一個香港都市傳說，你可以把它拍成cult經典《人肉叉燒包》，可以拍成不入流的港產三級片，也可以拍成一部香港金像獎大贏家。

此前的香港電影，從來不缺乏這種“很黃很暴力”的奇案三級片。從70年代的桂治洪、程剛、孫仲到90年代的王晶、鄧衍成，這類灶底藏尸、紙盒藏尸之類的案件一直是香港電影午夜場的常客，幾乎不會有香港導演會想到，這種題材還有別的拍法。

可是本片導演翁子光是香港影評人協會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正式會員。這樣一個導演，好不容易拉來了郭富城這樣的卡司，不可能滿足于拍一部《人肉叉燒包》。

他甚至連懸疑驚悚也不打算好好拍，一開始就讓兇手被捕認罪，觀眾一開始就知道，在命運盡頭等待少女的，只能是扼斷她咽喉的粗壯雙手和寒冷的刀光。

懸念梗就這么破了，可是電影還有很長時間，怎么打發?答案是，導演把一頭白發的邋遢老警察臧sir郭富城變成了自己手中的提線木偶，他要借助這個人物繼續把案查下去，去說出自己想說的話。

在影片中，臧sir要調查的真相是：女孩曾要求兇手殺死他，兇手也是按她要求行兇，這里到底有沒有隱情?可是導演真正想追問的真相是：香港這座城。

翁子光想拍出人為什么殺人，結果只拍出人的孤獨

翁子光真正想拍出的是：人為什么會殺人。

所以他要借助臧sir的調查，將受害者、兇手、探案者構成一個拼圖，以他們各自的孤獨和絕望，營造出一個寂寞隔閡的香港社會，去探問自己對于香港的迷惑。正是在這樣的敘事下，觀眾才認識了受害者王嘉梅，我們知道她是個香港新移民，有一個明星夢，卻被迫做援交妹。由此，我們才了解她的孤獨與絕望。

也因為如此，我們才發現木訥、面目可憎的兇手也有溫柔的一面，只是一生都活在從小家人遭遇車禍的陰影當中。

某種程度上，《踏血尋梅》確實將這段香港人耳熟能詳的故事，解讀出不一樣的新意。可惜的是，導演意圖未能執行到底，細節的缺失與故事的不合理，最終將電影停在了距離經典的最后一公里??

觀眾不理解王嘉梅為什么如此信任一個面目可怖的陌生人，無法理解王嘉梅的不幸和新移民境遇之間有怎樣的邏輯關聯，也看不出兇手的童年陰影和他殘忍殺人有什么關系。

最重要的是，我們到最后也不能理解，這些影片中的角色人物，和香港到底有什么關系。這種刻意追求深度的表達，不僅稀釋了影片真正的深度，也讓本該一路疾馳的戲劇張力，頻頻漏氣，讓人出戲。

最終，深刻的主題歸于茫然。觀眾感受到的，只是人物抽象的孤獨。

某種程度，《踏血尋梅》的毛病，也是新導演的通病。一部真正厲害的文藝電影，是杜可風華麗的攝影，杜篤之完美的音效，張叔平無暇的美工，和扎實可信的故事，嚴絲合縫的邏輯、真實可感的人物，多位一體，緊密結合的結果。可是在《踏血尋梅》中，我們只見佳章，未見佳篇。

可是《踏血尋梅》依然配得上金像獎，因為三個好演員

有一種電影，是靠好演員演出來的，比如《踏血尋梅》。是演員出色的演繹，將一個有可能并不太可信的東西，演到讓觀眾信服。這就是給電影加分。

一般的電影，有一個為電影加分的演員就不錯了，而《踏血尋梅》的運氣在于，它有三個。

幾乎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認，春夏一出場，就把電影點亮了。在此之前，春夏在《大好時光》等劇中的表現并不亮眼，但是這一次，她真的遇上了適合自己的角色。

這個援交少女角色的難度在于，電影的核心疑問都在她身上，比如兩個孤獨的人本應相互歡愉取暖，為何會演變成一場毀尸滅跡的肢解命案，為什么援交少女會對尋歡客說“我想死”?這些戲如果演得不好就會很假，但是春夏用一雙大眼睛告訴觀眾，這些都是真的，即使它不合理，但是春夏讓觀眾信了，就合理了。

話劇舞臺出身的白只也是如此。塑造一個心理變態的人物是需要有演技的，演出來的角色和演員不是一個人，可是白只演這個角色，是完全看不到塑造的痕跡，觀眾看到他，就認同了這個角色，面對他的殘忍、絕望與委屈，我們不知道該同情他還是憎恨他。

相比之下，郭富城只是延續了《殺人犯》等片中一貫的神經質演技，就輕松演出了角色需要的“軸”的感覺。

然而香港電影的未來，不會是《踏血尋梅》

《踏血尋梅》對香港電影究竟意味著什么?有人說，它代表著港味港產片的回歸。

可究竟什么才是港味?按照傳統對于港味的理解，本港特色的三級、恐怖、驚悚等重口味片，不僅場景集中于本港，而且故事發生于本港，有港人熟識的口語、場景、社會現象，這才算港片。

可是拿今年獲得最佳導演的徐克來說，他早年的《黃飛鴻》系列、《倩女幽魂》系列，有多少是符合上述條件的，又有誰能說那些不是正宗的港片?

真正的香港電影，可以是心心念念的香港情懷，是包羅萬象的電影技法，是靈活多變的創作態度，是類型雜糅的cult片風格，唯獨不是簡單的場景故事。

即使《踏血尋梅》代表著某種意義上的傳統港片風格，從華語電影大環境上來說，港片堅持的純正和港味，終究如同時代面前的螳臂當車。能支撐香港電影工業的，不可能是《踏血尋梅》這樣少見的精品文藝港片，時代大勢之下，誰也無法拒絕大陸這個磅礴市場。

即使《踏血尋梅》再精彩，也只會是一個特例，它成為導演一次港片試驗的成功之作，卻也因為它的獨特，變得難以復制。

如果說《踏血尋梅》有什么啟發性的話，那就是它是一個很好的樣本，探索了香港電影更多的可能性。當港片迷茫失路，就必須要有一個探路和重塑的過程。香港電影要找回自己，不是簡單地將港片劃分為北上合拍片或港味港產片，而是應該有一種超越的思維來重拾港片非凡的創造力。或許，這才是本屆金像獎大贏家真正教會港片的“踏雪尋梅”之道。

2017年《踏血尋梅》觀后感【篇二】

禁片，毫無意外的刺激著一大波真愛影迷、獵奇心重的路人、向往烏托邦社會的鍵盤俠以及暗藏反社會因子的生活盧瑟，有人渴望一窺生活全貌、有人單純尋找怒罵的理由、有人為裝逼層次的不斷提升而洋洋自喜、有人執著于通過自己的判斷選擇一部電影可看與否。而《Ten years》的被禁，連累著給他頒獎的金像獎主席爾冬升被炮轟，但仔細想來，在頒獎前，他被問到在頒獎典禮上能不能提到shi nian兩個字，他則引用了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名句，“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按照我對這句話的理解，人們并非要恐懼一件事發生可能帶來的后果，而是不要因為害怕有后果就不去做你有權、有需要、有義務去做的事。《shi nian 》對于政治來說不是一個好故事，但它是一部電影，也是一部好電影，值得并有權利堂而皇之的登上香港金像獎的寶殿。這是爾冬升維護香港電影爭取公平公正自由權益的表現，而非港燦的表現。

對于影片本身，它的反烏托邦背景設定、分段式故事結構、港味極濃的影像風格、精煉的故事創作、以及配樂等等都十分符合我的口味，單單從電影來說，我為它鐘意。然而在我所接觸的反烏托邦故事中，基本上構想的對整個世界形而上的未來式悲觀遐想，并非特指某個國家、某個政黨，而是針對某種獨裁的制度、某些不公的法律、某類荒誕的社會現象，這些光怪陸離的恐怖構思一遍遍引起人們對現有生活里自由和平等的反思。比較烏托邦的理想模式，反烏托邦社會更容易發生也更符合缺乏引導和辨別能力的人性自由式發展規律。而本片建立在政治如此敏感的真實國家問題上，整體的悲觀氣氛清楚的反映了導演的立場，那么它的被禁便不是毫無道理。呈情表愿固可貴，祈福求進價更高。自由之聲喚民從，卻非眾民皆清醒。

五個故事分別從“zf聯合陰謀”、“故土人情不再”、“民眾信念粉碎”、“本土文化流失”、“極權主義再現”幾個方面表達香港人民對未來生活前景的恐慌和失望，以及對五十年自治時限到來的又一次身份缺失和權益保障的焦慮。盡管每個故事的精致都令人心動，但它所表達的對祖國的妖魔化幻想卻著實令人心寒。激烈的以偏概全和幾近幼稚的陰謀論所反映出來的思想境界似乎還停留在上個世紀香港未回歸時對大陸的輕視和恐慌中，其中代表作《恐怖雞》就是一部非常優秀的cult片，但也是妖魔化大陸人非常嚴重的電影;《打蛇》直截了當給出了港民將非法偷渡客稱為“人蛇”的蔑視稱呼，難道這就是自認為的“文明和思想、制度與法律遠超于大陸”的發達地區能做的?鄙夷落后、發展中、緩慢，跪舔進步、發達、高度，如此的姿態不是越發有島國人風范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