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下的花環觀后感(一)

星期四，我看了一個經典紅色影片《高山下的花環》，講述了革命戰爭的故事。

連隊的一位指導員拿上一個花環，獻給了可敬可愛的連長。記者采訪指導員，指導員回憶起當時的場景：

當時，連長吳三喜把指導員介紹給其他軍人，并讓他擔任指導員。有一天，指導員浪費糧食，把一個雪白雪白、干干凈凈的香饅頭扔進了水溝，連長全體教罵了所有軍人：不能浪費糧食，要節約。解散以后指導員坦白的告訴連長，饅頭是自己扔的。后來，指導員的媽媽寄信給兒子：你們軍隊要打仗了，十分危險，你趕緊撤離軍隊吧。指導員也很想逃跑，便和連長說：“我不參加這場戰斗了!”連長當著全體軍人的面罵了指導員，說他是膽小鬼，就知道當逃兵......指導員聽了連長的教訓后，決定參加戰斗。

連長對所有的軍人說：“每個人不能做逃兵，要去和侵略我們中國的人抗戰到底。如果犧牲了，要讓自己的兒女當抗日英雄。”指導員聽完后，把手指頭咬出血，在布上寫了6個字??我決不當逃兵。

經過一場激烈的戰斗，許許多多的人犧牲了，連長犧牲了，副連長犧牲了，還有一些戰士也犧牲了。

最后，指導員回到了家中。把連長唯一留下的紙條遞給了連長的父母，還到墓地給連長獻了花環。

軍人是多么的偉大，為了百姓能過上安定的生活，勇敢地犧牲了。

高山下的花環觀后感(二)

影片講述的是在對越自衛反擊戰時期發生的故事。一個官二代趙蒙生一心想要走后門調到機關去，就借下部隊為跳板，“曲線救國”??先做指導員，后調走。連長梁三喜本已經被批假一個月回家照顧已懷孕的妻子玉秀，不料，自衛反擊戰爭打響了，他不得不帶領連隊上戰場，而梁三喜為救趙蒙生犧牲了，只留下一張血跡斑駁的欠款單。趙蒙生的態度從此發生了巨大改變，一心留在部隊，并感恩梁的恩情。

在影片中最讓人潸然淚下的情節就是欠款單的故事。

“秀：我除了給你留下一張欠帳單外，沒有任何遺產留給你。幾身軍裝，摸爬滾打全破舊了，唯有一件新大衣……”

一句簡單話，道盡無數辛酸淚。梁三喜的遺言就是：一定要還欠款，窮也要窮得有志氣。與此形成鮮明的對比的是趙蒙生無憂無患的衣食生活，即使在條件艱苦的部隊里，他依然能得到家里的額外的補助??進口曲奇，進口美酒等。由此看來影片不是一部純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英雄主義的作品，而是帶有一定現實主義的批判性作品。這或許也就是影片的感人之處，不是描述社會的簡單化，理想化，而是呈現一定的復雜性與陰暗性。

讓我情不自禁地感動得流淚的是：為了償還兒子欠下的債，梁的母親拿出全部的撫恤金還不夠。為了省下一點車票錢，竟和兒媳抱著出生3個月的盼盼翻山越嶺走了4天。我們不為他們本身的貧窮而憐憫，我們憤憤不平的是：為什么梁三喜會有如此大的賬單，為什么撫恤金都不夠償還欠款，為什么同在一個部隊環境“身價”卻有如此巨大的差別?為革命做出巨大貢獻的老區人民為什么仍然生活在極度貧困中?烈士死后沒多久家屬的生活就得不到保障，那么二十年后家屬們還剩下些什么?這是我們這個社會環境下的一個真實的傷痛。

影片中還有個值得一提的人物??趙蒙生的母親。趙母可謂是“呼風喚雨”無所不能的“貴婦人”(影片中雷軍長如此諷刺她)，她為了兒子的調任，三天兩頭地往師里打電話，就算到了戰爭即將開始時，她還敢致電前線要求兒子回來。不禁要問：她為何會有如此大的權利?是誰賦予了她如此大的權利?這是又一個歷史的，延續的傷痛。

有傷痛不要緊，但是久病不醫，則會病入膏肓，無藥可醫。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針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歷史的傷痛開始時是毫無征兆，唯有火眼金睛的圣人才能察覺社會的隱疾。當傷痛的癥狀顯現，早已經積重難返。幸運的是，我們有能杜絕傷痛擴散的良方??制度的改革完善與自我道德的約束并行。

改革開放以來不平等的現象隨處可見，不平等有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眾所周知，城鄉的差距是越來越大，貧富差距是與日俱增，由“富二代”“貧二代”等詞就可看出這些現象。同時這兩個詞還帶有一定的褒貶色彩。我們對前者是十分歡迎的，甚至是十分追捧，從而產生的是精神追隨與盲從。我們將一切美好的，“高大上”的情感給予前者，留給后者的是少得可憐的憐憫，甚至有時這種憐憫是微不足道，落井下石的。面臨這樣的矛盾，制度的改革完善是必不可少的，不然“共同富裕”只是一個柏拉圖式的空想。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福利制度又是重中之重，社會福利關系到全社會的每一人，這同樣也是烈士家屬得到照顧的一個優先方式，最佳方式。社會福利制度受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影響最大。社會福利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一是物質基礎，二是政治條件。物質基礎決定社會福利資金的籌措，政治條件決定福利資源的分配與推行。但這不意味著先發展經濟，后來保障福利。這在解決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是行不通的，顯然在解決福利保障的問題也是行不通的。

制度在解決權力的問題也是具有重要地位。趙母能這么做的原因是：一來，她憑借的是對雷軍長的恩情??她把雷軍長從死人堆里背出來。這是人情社會的現象，我們中華的文明講究的就是儒家的忠、孝、節、義及仁、義、禮、智、信等道德，擁有這些道德的人成為君子，成為“人”。這種道德約束有其局限性，它在面對權力的，金錢的誘惑時顯得何其脆弱。這時道德的約束不夠，就需要制度的鉗制。二來，趙母利用的是她在以前積累的權力，人脈關系。歸根到底，是制度的問題。

10月20日，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就要在北京召開。就在一年前，絕大部分中國人和西方人根本不相信中共能調查政治局常委級別的前任高層領導。一年后，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的被抓讓“不相信”變成了事實。四中全會讓國際社會對中國反腐制度化建設有了更多期待。我們說要讓官員“不想，不敢，不能”腐，事實上呢，“不想”是行不通的，你無法讓別人不這么想，別人怎么想你管不著;“不敢”也是不可能的，“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就是有人膽大包天;最終切實可行而且也是必行的就是“不能”。那又怎樣讓他們不能呢?這就只能靠制度來“將權力關進牢籠”。

影片中有個色彩鮮明的人物，同時也是一個悲劇人物??靳開來，一個敢于說話的人，敢于說真話的人，一個直腸子的人。正是因為他的性子，上級不給他評為烈士，把他帶頭砍甘蔗看成錯誤。這個細節折射的也是制度的現實問題，沒有制度何來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這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但同時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沒有制度的保障，如何讓一群弱者發聲?即使弱者發聲了，又如何得到重視呢?

制度完善與道德建設之間也是有密切的關系的，任何的制度改革都需要人去推進，在中國的現行權力體制下，是否去推進，如何去推進都離不開個人的道德觀念與修養水平。只有二者并行，才不至于讓制度成為空言，無用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