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公益電影《一個人的課堂》觀后感1】

電影《一個人的課堂》以江西贛州地區寧都四中曾慶平老師為主人公原型，著力刻畫宋文化的敬業精神以及與留守兒童唐明明之間的師生之情。有人曾經說過:“生命就是他的追尋過程和創造過程，生命的意義并不在那個最終的結局上面而在生命的過程中，當生命把它所追尋所創造的全部內容都展現出來時，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也就實現了。”宋文化老師一直執著于講臺，哪怕只有一個學生都堅守在教學崗位上。當他把知識傳遞給明明，看著明明走進更好的學校時，他的生命價值便得以體現了。農村代課老師或許是落寞的，可是為了讓住在大山里的孩子有書讀，一切就變得有價值了。《一個人的課堂》題材充滿著溫情，雖然鄉村教師和留守兒童他們本身的命運是有一些悲涼的，但是他們之間的故事卻處處感動著我們。影片淡化了宋文化以及明明的悲苦，而多了一份溫暖。

整部影片的鏡頭是充滿詩意的，正如俄羅斯電影人德安德烈.塔爾科夫斯基所認為的，“詩”是一種對世界的了解，一種敘述現實的特殊方式，反映在電影中便是 “一種生命的準確觀察”。詩意是電影出彩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質樸的農村在鏡頭下是唯美、清新的，畫面時時展現著詩歌一樣的美感。無論是中國的詩歌還是國畫都在追尋意境美，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是中國美學委婉的表達。在《一個人的課堂》里導演力求實現自己唯美的審美風格。上天在某些方面一定是公平的。越是經濟貧困的山村，或許它的景色卻是出人意料得美。電影中并沒有炫酷的特效鏡頭，但每一場畫面都是精雕細琢，簡潔而洗練的。鏡頭下的山村風光也是沒得如出水芙蓉，天然雕琢。一個自然美麗的山村，雨中顯得特別空靈，故事就是在這里緩緩展開的。青翠欲滴的山，整齊的菜畦，黛瓦白墻的房子，蜿蜒的路，一切樸素的鏡頭都充滿渾然天成的靈氣。這里的人們雖然不富裕卻生活在一曲牧歌里。鄉村田園，令人沉醉。綿延不斷的綠色遍布大山，一條彎彎曲曲的山路穿過，學校從容不驚地座落在村子里。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里這樣寫道:“一首牧歌就是留在我們心中的一幅圖景，像是對天堂的回憶。天堂里的生活，不像是一條指向未知的直線，不是一種冒險。它是在已知事物當中的循環運動，它的單調孕育著快樂而不是愁頌。”確實無論是宋老師的堅守還是明明的陽光，都是在創造希望和價值。現實雖然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未來必定是充滿憧憬與希冀的。導演樸素地講述這個故事，并沒有刻意地博取觀眾的憐憫與同情，也沒有輕易地給出走出困境的途徑，影片結尾的時候，宋文化還是丟掉了老師的身份成為了大城市中的一個小民工，而明明在校門口不舍的眼神中也隱含了一些對未知的不安全感。他們的心中都有無奈和迷茫。但他們的心中是快樂的。

色彩會給觀眾帶來最直觀的感受，又能在潛移默化中渲染整部影片的氛圍。在《一個人的課堂》中，導演對色彩的運用也是獨具匠心的。綠色是整部影片的主色調。山村的顏色是綠色的，平和、寧靜。宋文化所從事的職業也是充滿著希望的，對于大部分山里的孩子來說讀書確實是改變他們命運的唯一出路。做為一名老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師這個職業影響了很多人的命運。正如大紅色調的《紅高粱》，以黃顏色為主色調的《黃土地》，綠色基調與《一個人的課堂》這部影片的主題也是相得益彰的。

對于一部節奏緩慢、故事情節比較單一的影片來說，演員的表演是非常顯功力的。孫海英和王乃訓在影片中的表演可圈可點。宋文化是一個典型的中國鄉村代課教師的形象，多少年一直在簡陋講臺上教書育人，用自己的大半輩子詮釋了一名老師默默奉獻、無私敬業的人生追求。影片中經常可以看到他騎著自行車穿梭在村子與學校之間，菜園子、山間小路、雨中的學校都顯得格外干凈，那是大城市很難擁有的純粹。而生活在這里的人也是格外純樸的。孫海英飾演的宋文化與王乃訓飾演的唐明明之間有著深厚的師生之情。宋老師的課堂從四個學生變成了明明一個人的課堂，但他始終如往日般一絲不茍地給明明上課，這是一個老師的堅守。當他面臨計算機考試的時候，他在紙上畫出電腦界面，為了練習電腦甚至去了網吧，最后暈倒在考場上。觀眾看到了一個鄉村代課教師的無奈處境，他是多么熱愛講臺，多么怕失去老師這個稱呼，多么希望能夠成為一名正式的老師，可是他還是會隨時失去“老師”這個身份。在宋老師心中教書是一種神圣的職業，所以無論課堂中有幾個學生，他一直堅持起立、升旗、打鈴這些傳統的上課儀式。宋老師為了明明放棄了去大城市的機會，更放下了曾經被辭退的尊嚴。當明明因為要照顧臥病在床的奶奶而無法去上學時，宋老師竟然背起了黑板，把教室搬進了明明的家里。他為明明所做的一切已經遠遠超越了老師這個職業的范疇。當鏡頭落在明明奶奶舒心的笑容上，這個笑容里帶有的不僅僅是感激，更是對鄉村教師這個職業無比的崇敬。鄉村老師對于留守兒童而言意味著什么在觀眾心中也有了沉甸甸的份量。

一部好的電影總是能夠傳遞一種文化，讓觀眾重新審視自己和周圍的一切。儒家文化對中國人的影響源遠流長，而其所提倡的“忠義禮智信”影響頗深。宋老師對講臺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守便是對“忠義”最好的詮釋。他無怨無悔地守在簡陋的教室里，給村里的孩子帶去知識是他最大的責任。他用大半輩子的時間默默地愛著他的學生和工作。宋老師每個月的工資并不多，但他并沒有接受學生的高薪工作邀請，那種甘于清貧卻始終堅守的精神是多少中國文人共同的品質。當然從影片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宋老師與明明之間深厚感情的含蓄表達。在明明參加跑步比賽前，宋老師陪著明明一遍一遍地練習起跑與撞線的動作，一次又一次宋老師陪著明明一起跑向勝利。或許那條并不平坦的山路已不再是一條普通的山路，那是奔向未來的沖刺，是明明也是宋老師對人生的憧憬。許多關于生命和生存的哲學寓于其中，為影片增加了生命感和厚重感。

《一個人的課堂》對留白、長鏡頭等電影藝術手法的運用，讓影片具有獨特的美感。導演對空鏡頭的運用通常能夠很好地實現留白這種藝術手法。空鏡頭常常能夠給人們留出足夠的想象空間，讓觀眾在畫面中融入自己的故事。就像中國的山水畫一般，“空”恰恰卻是一種飽滿的敘述。空鏡頭的運用不僅向觀眾展示了一個美麗的鄉村，同時也留下了思考的空間。美麗的山村風光與困境下的人們形成了強烈反差。學校里布滿青苔的空地，濕漉漉的空氣，影片中似乎很多時候都在下雨，一開頭故事便是從雨點聲中開始的。雨好像是一種充滿哀愁的東西，的確不管是鄉村代課老師還是留守兒童，他們的處境都是相對悲哀的。而極富東方美學的長鏡頭的運用讓整個故事如同娓娓道來般流暢。

電影是光與影的藝術。這部影片在用光方面也是極其考究的。故事中有一段場景是宋老師背著黑板去明明家上課的時候，室內的光線是比較暗的。而躺在床上的明明奶奶臉上的光卻是充足的，她的輪廓十分清晰，特寫鏡頭下她的每一個表情都在呈現她內心細膩的變化。整個場景就像一幅油畫。

《一個人的課堂》就像一首清新雋永的用鏡頭寫下的一闋小詩，它的創作帶有很強的社會現實記錄。其對鄉村代課教師以及留守兒童現象的探討與關注中表現了創作者對理想、生命的思考。沒有過多的戲劇沖突，只是慢慢道來的一個故事。一個教室里，兩個角色，卻是說盡了多少農村的現狀與處境。人物故事雖然簡單，透過平凡的故事呈現出生活中的真諦。電影作品最打動觀眾的地方往往不是多絢麗，多高深，而是真誠。在這部作品中我們看不到做作和煽情的痕跡，導演只是在很真誠地向觀眾講述一個故事，樸實地表達故事的張力。或許很多觀眾的童年都有留守兒童留下的影子，導演說這部電影算是對他自己成長的回顧，其中很多元素和環節都是他過去生活的一些影子。觀眾看到這樣的題材會感到特別親切。做為一部公益電影或許它的社會意義是遠遠超越商業意義的，其籌拍的艱辛也是可以想象的，導演為了拍這部影片等待了十年。《一個人的課堂》關注現代人的真實狀態，不僅紀實性地再現了鄉村代課教師與留守兒童的生活狀態，更帶著觀眾去探尋了他們精神層面的現狀與需求，用以一種溫情的方式去講述他們內心的真實向往。顯然這不是一部僅僅停留在視覺觀感上的電影，而是會讓觀眾思考的影片。留守兒童和鄉村教師都是生命的一種狀態，當我們靜靜地看著這個故事時，看到的也不會只是這個故事，而是對這些生活窘迫的群體關注。

【關于公益電影《一個人的課堂》觀后感2】

許多關于“弱勢群體”的故事片成為“弱勢群體”這一指稱本身所預設的“拯救”主題的簡單操練;與之相對的是另一類對于邊遠鄉村的詩學想象，它們可能會被冠以“苦難詩學”的名義大加鞭撻。這讓類似題材的故事片越來越難拍。除非作者能夠認識到問題的某種本質。我們來看第二屆浙江青年電影節參展影片《一個人的課堂》。

在問題戲劇的語境中，沒有什么比兒童更能顯示教育的本質。從戲劇角度而言，“留守兒童”問題可能是最后一個可供我們反思教育本質的“前現代”的戲劇場景了。如今人們對留守兒童已經不再陌生和驚訝。人們普遍相信，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從屬于社會機制的改良(譬如橫跨城鄉、蓬勃開展的“新村”建設)，因而只是暫時的。至于他們的教育問題則是排在第二位的事情。何況完善的、公式化的城市教育體制已經給人們提供了可供復制的答案。在城市教育中，諸多舉措的“數據有效性”舒緩了人們的神經:公式化的升學率方案如此穩定可靠，父母和老師的角色都變得模糊和被動，仿佛教育問題已經沒有戲劇性的緊迫感可言。當人們開始關注留守兒童時，他們的神經可能早已麻木，這讓他們的關注流于水平，并且離問題的本質越來越遠。影片《一個人的課堂》在結尾打出字幕，表明這部電影是關于留守兒童的。但影片的主角顯然不是兒童，留守兒童問題被作為一個教育者的遭遇來展示。不同于新聞報道和紀錄片手法的鏡頭美學策略(失學兒童的“大眼睛”特寫)，兒童在本片中趨向于沉默，這顯示了一種戲劇式的反思品格，也是本片的戲劇性所在。在許多戲劇行動中，兒童的功能都是類似的。戲劇行動中的兒童有一種天然的“沉默”特性，他們的在場往往指向戲劇行動的原因，而他們本身卻不需要過多地參與。讓兒童創造奇跡，或者讓兒童特立獨行，這并不適用于嚴肅的主題。類似的設計很容易讓人想到宗教上去(如查爾斯?勞頓執導的《獵人之夜》中的小兄妹)。沒有什么行動能夠比兒童的沉默更能打動人心了。我們將在影片中看到:留守兒童們一個個地消失不見，最終只剩下一個。如果導演不做妥協的話，這僅剩的一個兒童也將缺席。在這一點上，影片富有諧趣的筆調中透著一股冷酷的敏銳，催人反思而不是催人淚下。它講故事的方式讓那些敏感的觀眾聯想到的，可能不是《美麗的大腳》，不是《鳳凰琴》，甚至不是《一個都不能少》，而是《童年在瑞金》(黃軍，1989)。在以往，“休克體驗”對于觀眾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然而如今“休克”對于觀影體驗而言往往是災難性的。《童年在瑞金》那部影片給觀眾的休克體驗可能正是本片導演所要努力避免的，然而我們還是心有余悸。不必追問導演是否因此“降格以求”，總之導演將敘事的重心轉向了留守兒童教育的師資問題，并以此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原生教育環境的衰敗和消失。

影片中，西甲村正在逐漸成為一個死村。缺少非農工作技能的老人、小孩和家庭主婦維持著這個村子日漸凋敝的日常生活。村里的小學只剩下了幾個學生，并且最終只剩下一個。我們從影片中得到的好消息是，有些學生為了更好地接受教育而轉學去了縣里或者城里的學校。(他們面臨著另外的新的問題。)這讓村小學所剩的唯一的老師宋文化的處境顯得有些尷尬，并且讓宋文化的堅守顯得荒謬。感謝孫海英精彩的表演，他很可能為本片的作者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宋文化是個充滿諧趣的鄉村知識分子，帶點孔乙己和范進的味道。他做了36年的代課老師，工資少得可憐。但他看重36年所積累起來的榮譽，(他承認那是一些小事情，但他認為足以配稱得上榮譽，)并以孔夫子自比。他的愿望是盡快轉正，并為此“紙上談兵”(買不起)地去學習電腦。但他最終連打字也沒學會。考場上，他在電腦面前不知所措，基本交了白卷，并癱在地上。他也因此錯過了最后一次轉正的機會，并在不久后被一位大學生取代，做了農民。我們可能會像他老婆一樣惋惜或嘲笑他早已被時代淘汰卻不自知，但真正理解他所做的事情的人就不會覺得他荒謬。無論剩下幾個學生，他照例一本正經地打鈴，一本正經地舉行升旗儀式，一本正經的朗讀課文，既莊重又倉促，如一場扮演--他在以代課者的身份扮演教師。打鈴的工具是一根鄉下人家鎖大門用的舊穿鋌，鼻子已經缺損，鈴鐺則是一截鐵軌，俯拍的全景鏡頭中的殘磚敗瓦讓升旗儀式顯得十分蕭索而諷刺。但他并不為學生的流失和鄉村的凋敝而煩擾，(那是上面的事，他管不了，)即便他的超然是基于一種扮演，我們仍然為他的超然感到驚訝:他的信念與他的私心不分彼此，這讓他顯得笨拙。新來的那個大學生老師在高談人生理想后偷偷溜走，這種人顯得可笑。(宋文化最終證明他的方式更接近教育的本質。)宋文化以私心為他的信念辯護，正是這一點讓他與這個“以信念為私心辯護”的時代格格不入。這一點足以打退一切苦難詩學的指責，并讓諧劇精神占領這部影片。大學生老師溜走之后，上級領導又來求他繼續代課，他堅辭不就，認為自己的榮譽受到了損害。他們打算去廣州投奔女兒，打工為生。但在車站他讓老婆一個人先去。最終，他把最后一個學生送入初中后去廣州做了一名城市地下管道維修工。他再次證明了他的“多能鄙事”。

我們發現，故事從頭到尾，是一名“無身份”的教育者在從事著只有他才能勝任的教育工作。而整個充滿諧劇精神的故事中，并沒有太多的外部因素的干擾。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個“架空”的故事，類似于一個家庭教育的場景。(但那些代課老師的處境甚至他們的故事確實是十分真實地存在于現實之中的。正如伊朗電影《黑板》是個純寫實的故事卻給人“超現實”的感覺，這部電影也如此。)與成人不同，兒童天然地要求一種原生性的教育環境，唯有在兒童身上，人們才普遍承認:教育問題有其不能妥協之處。如果兒童有可能下降到最低，那么教育者也就必須回歸到父親(或母親)的角色。“留守兒童”這一群體最終會消失，留守鄉村最終大概也會消失，而先于它們消失的，是原生的教育環境，和那些“無身份”的教育者，這首先指的是留守兒童的父母們--對他們和他們的子女而言，無論什么樣的時代，家庭都是“一個人的課堂”。如果他們的身份繼續如“宋文化”一樣越來越模糊，這個“一個人的課堂” 最終會消失。宋文化的故事只是這一過程的一個尾聲、一個回聲。文明的信念是可疑的，文明的進程也是不穩定的。原生教育的問題不會消失，教育者的問題也不會消失。這些問題關系到家庭教育的特性，關系到教育者的載道和傳道精神，關系到教育的本質。社會的進程正把這三者分割、消滅。影片《一個人的課堂》抓住這一過渡性的社會進程的尾巴，給我們所有人提了一句忠告。它是諧劇式的，我們應該聽出它的弦外之音。這讓我們再次想到曾在開頭提到的放映于1989年的電影《童年在瑞金》，那時還沒有“留守兒童”這個詞，困境僅僅是經濟問題，因此那是一個近乎絕望的故事。它處處顯示著一種艱難的、隨時可能被摧毀的教育的處境。它包含了《一個人的課堂》所講述的故事，但又完全對立:文老師最終出嫁;平平升入初中，走出大山;但除此之外所有的孩子都滑入了未知命運的深淵。命運是不可摧毀之物的終極體現，它自然地指向悲劇:平平離村入學那天，細雨綿綿;杠杠披蓑戴笠在對面的山梁上放羊，他對平平喊一聲“看我的眼力!”，用他喜愛的彈弓在平平的油紙傘上打了一個洞，以這種令人百感交集的方式向平平告別;平平遠遠看看杠杠，拿出一張紙墊在傘洞上。被命運擺布的人不需要教育者。毫無疑問，就戲劇性而言，《童年在瑞金》更有力量，兒童的集體沉默最后演變成可怖的夢囈，家庭成為他們的夢魘。它在當時就有苦劇的味道，如今則恐怕更超出了觀眾的想象力和承受力。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個人的課堂》更有希望被現在的觀眾所理解和接受。這是一個諧劇的時代:教育觸手可得，支教充滿歡樂，慈善關愛一切。然而教育問題的本質不在于經濟問題，也無法在社會學范疇內找到答案。在這一點上，《一個人的課堂》所觸及的問題雖然無法像《童年在瑞金》一樣令人震驚，但卻也無法用一個簡單的答案敷衍過關。在這些問題面前，人們可能寧愿休克，也不愿思考。但愿本片不是枉做了牛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