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青海省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270元，青海省以前也保持兩年一調，上次調整的時間是2015年5月1日，距今兩年整。
今年7省份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上海高出青海920元
你所在的省份最低工資標準還調整嗎?凡是跟錢有關的政策調整很多人都很關注。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查閱公開報道統計，截至5月26日，全國已有山東、上海、天津、江蘇、遼寧、重慶、海南等7省份對今年最低工資標準作了明確。
“在當前經濟增速明顯下滑的情況下，可以適當減慢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次數，合理降低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幅度”，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面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形勢，為貫徹中央關于‘降成本’的要求，需要對現行有關規定和做法進行研究調整。”
已有7省份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最高最低省份差920元

截至5月26日，已有山東、上海、天津等7省份明確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還剩24個省份未宣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見圖表，標紅五角星的是今年調整的省份)。而在過去的2015年，全國至少有28個地區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上調的地區數量大大超過2015年。
目前，全國最低工資標準整體的狀況是：上海最低工資標準每月2190元，為全國最高，比位居第二位的天津高出240元，比位列第三位的廣東省高出295元;青海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270元，為全國最低。
上海的最低工資標準之所以拔得頭籌，似與經濟總量相關。翻看上海市2015年的GDP總量接近2.49萬億元，比同為直轄市的北京(2015年的GDP總量為2.29萬億元)高出0.2萬億元，相應的，最低工資標準也高出北京470元(北京2015年最低工資標準為1720元)。北京與上海的最低工資標準差距可謂不小。
而上海跟同為直轄市的天津相比，其最低工資標準差距卻沒有北京大。盡管天津2015年的GDP總量只有1.65萬億元，上海高出天津0.84萬億元，而天津2017年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950元，上海僅高出天津240元。
同為直轄市的重慶的最低工資標準就更不樂觀了。重慶2015年的GDP總量是1.57萬億元，經濟體量與天津相當，與上海的差距為0.92萬億元，但是重慶2017年的最低工資標準僅為1500元，天津比重慶高450元，上海比重慶高690元。
如果簡單地從經濟總量數據上分析，與上海相比，北京、重慶的最低工資標準都還有上漲的空間。
其實，上海不僅最低工資標準在全國拔得頭籌，最低工資標準的含金量也最高，這里說的含金量是指到手的純收入。上海明確規定，月最低工資標準不包含個人依法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延長法定工作時間的工資;中班、夜班、高溫、低溫、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環境、條件下的津貼;伙食補貼(飯貼)， 上下班交通費補貼， 住房補貼。
值得注意的是，在榜單中，青海省的最低工資標準全國最低，為1270元，與最高的上海相差920元。2015年青海省的GDP總量為0.24萬億元，在全國排倒數第二，似乎最低工資跟當地的經濟增速也密切相關。
對此蘇海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各省份在調整最低工資時不僅考慮經濟增長速度，還需綜合考慮包括物價上漲情況、社會平均工資提高以及就業狀況等多種因素。他同時建議，有條件的地方，還是要適時合理提高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畢竟這與2013年出臺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的要“促進中低收入職工工資合理增長”的說法相一致;但各地在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時，一定不能再像有的地方前幾年那樣去與周邊地區搞攀比，一定要把握好度，既要努力保障提供正常勞動的低收入勞動者實際生活不下降，同時要避免給企業形成過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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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日前從青海省勞動監察局獲悉，青海省海東市互助土族自治縣針對農民工工資清欠出現的問題，對農民工工資清欠工資高位統籌，加大源頭防范、動態監管和依法查處力度。今年1月至9月份，全縣共受理拖欠農民工工資投訴案件70件，涉及金額2266.95萬元，涉及人數2364人，目前已全部結案，結案率、清欠率均達100%。
今年以來，互助縣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成立由縣委書記任組長、縣長任第一副組長的縣農民工工資清欠領導小組，實行縣級分管領導包案制度。互助縣勞動監察大隊針對新建項目情況，對未繳納農民工工資保證金的工程項目，督促其在辦理《施工許可證》之前按要求繳納工資保證金。截至目前，全縣繳存農民工工資保證金1890.804萬元，充分發揮了保證金的“第一道防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