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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聚精會神抓黨的建設,特別是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之決心狠剎“四風”,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之勇氣狠抓反腐敗斗爭,使黨的精神面貌和政治生態為之一新。前不久*又提出全面從嚴治黨,一場黨的自我凈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新的黨建浪潮正在掀起。在“從嚴治黨”之前冠以“全面”一詞,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尚屬首次;把全面從嚴治黨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一起,作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三大戰略舉措之一,合稱“四個全面”,使之相輔相成,協調推進,更是具有極其重大的新的現實意義。
關于黨的建設的學說,馬克思、恩格斯雖然講得不多,但是對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和建黨原則,黨的性質、宗旨、綱領和歷史使命等重大問題都有所闡發。尤其是作為國際共運第一個黨綱的《共產黨宣言》,把無產階級政黨稱為共產黨,并對它的先進性作了經典式說明。而要建立和建設這樣先進的革命的共產黨,一切方面都要從嚴,是題中應有之義。
列寧在馬、恩的基礎上構建了完整的建黨學說,其中一個極重要內容是黨執政以后如何保持先進性、純潔性,防止腐化變質。他曾經說過:執政黨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權的黨,黨不能敞開大門而只能讓有覺悟的真正忠于共產主義的人留在黨內,清洗那些一心想從執政黨黨員的地位“撈到”好處而不愿為共產主義忘我工作勇挑重擔的人;對于執政的共產黨來說,最嚴重最可怕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群眾;我們內部最可惡的敵人就是官僚主義,如果有什么東西能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自己不敗壞自己,那就誰也敗壞不了它;黨的任務與其說是擴大黨的規模,不如說是提高黨員的質量;我們要維護黨的堅定性、徹底性和純潔性,應當努力把黨員的稱號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列寧還特別痛恨共產黨員搞經濟犯罪,多次給黨中央寫信表達嚴懲腐敗的決心。俄共正是據此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記黨員,實行清黨,純潔黨的隊伍。
毛澤東從中國的特殊國情黨情出發,于1939年指出要把黨建設成為“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確定了黨的建設總目標,把它稱為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在延安時期,他提出“只能依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解決相當一部分黨員思想入黨問題,正式確立了思想建黨的原則。在1945年的七大上,他首次概括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自我批評三大作風。他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要求全黨勝利后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提出“兩個務必”著名論斷。建國后他又根據執政黨的新特點新任務,嚴肅告誡“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和產生“既得利益集團”,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重大戰略思想。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把黨建的意義提到新的高度。1980年,他說“文化大革命”對我們黨的損害極大,現在我們黨在人民當中的威信不如過去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現在面臨的迫切問題是恢復黨的戰斗力。為此,首先要解決新老黨員要合格的問題,同時改善黨的領導工作狀況和領導制度,嚴格維護黨的紀律,極大地加強紀律性。1982年,他針對改革開放以后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搞經濟犯罪的嚴酷事實,指出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1986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1989年6月16日,即國內政治風波過后不久,他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對我們來說,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新的領導要首先抓這個問題。“常委會的同志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他在1992年春的南方談話中,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作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的重大論斷。這既是對發生政治風波嚴重教訓的徹底反思,也是對黨和國家一直在迂回曲折中艱難前行的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由上可見,列寧、毛澤東、鄧小平建黨思想的核心要義,就是以從嚴治黨來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否則黨就不可能取得勝利,勝利了也會因腐化變質而喪失執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