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甘肅公車改革的最新消息

公車改革為何進展參差不齊

各地公車改革進度差距明顯，多數城市仍未出臺地方公車改革的初步方案

按照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和《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新政策及新方案【全文】》要求，底，中央和國家機關及其所屬參公事業單位公車改革將基本完成。各地方也將陸續上報車改總體方案。

年終將至，各地車改進度如何?近期，《?望》新聞周刊記者在江西、安徽、內蒙古等地調研發現，目前在這些省份，一些城市作為試點，通過大力推進公車改革已經取得了多方面成效。但與此同時，公車改革進度差距明顯、“改革者成為眾矢之的”、車補方案不貼近實際等問題也集中暴露，成為新車改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關鍵點。

部分城市車改先行成效凸顯

今年年初，江西省新余市正式啟動公車改革，成為江西省首個開展公車改革的設區市。《?望》新聞周刊記者了解到，目前新余市公車改革已基本結束，市本級清理出近800輛公車，最終保留134輛，報廢處理部分老舊車輛，其余近500輛車面向社會公開拍賣。

在今年新余市公車拍賣會現場，1300多名競拍者一大早就來此等候。上午10時，第一輛起拍價為8.7萬元的別克商務車經過19次激烈競拍，最終以 12.3萬元成交……隨后，另5場拍賣會相繼舉行，成交率達87.1%，拍賣款項2801.16萬元，比評估價溢價19.2%。

新余市車改辦常務副主任龍生仁介紹，新余市車改后保留的134輛公車由新組建的新余市公務用車服務中心集中管理，并統一標志，縣級(含縣級)以下公務人員用車實行市場化提供。

本刊記者在新余公車服務中心看到，保留下來的公車擋風玻璃右上角都貼上了“公務車”的標識及編號，墻上的公車服務指南中對如何租車、用車、管車規定得非常具體。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些車上都安裝了GPS，運行軌跡能實時監控，有效杜絕了公車私用。

在安徽，銅陵市2009年即啟動了公車改革，目前已推行市直機關、縣區、開發區公務人員全面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在實際操作中，銅陵市公車改革實行市級領導(廳級)選擇配車或車補的自愿原則，而縣區、市級部門主要領導則不再配備公車。

銅陵市交通局副處級公務員吳延功，是車改的親身體驗者。2009年剛剛啟動車改的時候，他是該市物價局的一名正科級公務員，并于2012年調入市交通局。他告訴記者，銅陵市車改最大的特點就是“徹底”，沒有不同級別、不同機關的差別，所有黨政機關公務員從領導到普通科員，一律取消公務用車參加車改。

“車改前，領導一般都有專車，公務員用車由辦公室等部門調派。2009年車改啟動后，物價局就已經沒有一輛公務用車了，全部交給市政府統一拍賣。2012年我調入交通局后，依舊是從局領導到普通公務員沒有一輛公務用車，公務用車都是開自己的車，或選擇其他交通工具。”吳延功說。

本刊記者了解到，銅陵市車改主要采取貨幣化補貼的方式，貨幣補貼標準按級別及是否購買私家車進行區分，比如正科級、副科級、科員級不購買私家車的公務人員，車補分別為每月330元、 320元和310元，以現金形式發放;若購買私家車，則再獲1.5倍金額補貼，即每月495元、480元和465元，該部分補貼以加油卡形式發放，只能用來加油。

相關地市反映，扎實推進公車改革，徹底卸下了政府部門長期從工作經費、小金庫甚至攤派“擠錢養車”的包袱，使政府預算更加規范合理透明。另一方面，黨員干部“專車專用”的“特權”意識也明顯降低，促進了黨風廉政建設。

除了“經濟賬”，公車改革還為政府推動其他方面工作帶來契機。比如，新余市以公車改革清退部分公車司機為契機，加快了清退政府編外臨時用工的步伐。

新余市委書記劉捷介紹，公車改革前新余市政府機構編外臨時用工5000多人，遠遠超過了公務員編制。這些人的工資都是從工作經費中解決，通過改革，新余一共清退了1500多名政府臨時用工，其余的都轉到勞務公司，通過勞務派遣或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形式規范了人事和預算制度。

此外，一些地方通過強力推進公車改革，探明了領導干部對于改革、對于個人利益調整的真實態度，凝聚了改革共識，為地方政府機構和人事制度、行政審批制度、財政金融體制等方面的后續改革積累了經驗。

車改進度不一車補眾口難調

今年7月印發的新車改文件明確提出，在底前基本完成中央和國家機關及其所屬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公務用車制度改革，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用2至3年時間全面完成公務用車制度改革。

時間行至底，在各界矚目下，公車改革更顯“時間緊、任務重”。然而從本刊記者調研的幾個地區看，普遍暴露的一些焦點問題，各地車改進展參差不齊。

首先是公車改革進度不一，不及群眾預期。目前，江西、安徽、內蒙古等地數十個城市的公車改革進度差距明顯，多數城市仍未出臺地方公車改革的初步方案。像新余市那樣，已經對公車實行公開拍賣的仍是少數。

《?望》新聞周刊記者調研發現，目前許多城市的市民都對競拍公車躍躍欲試：“公車質量有保障，價格有優勢，對我們很有吸引力。但多番打聽車改進展，還是聽不到有什么動靜，就怕這些公車已經被內部人搶先低價買走了。”

公車改革是對部分人利益的調整，本身缺乏內部動力。沒有切實約束的時間表，地方車改進度不一，導致多數城市之間對車改保持觀望情緒，反倒讓一些車改先行區有壓力。有車改試點城市領導對本刊記者坦言，公車改革雖然取得初步成果，但也承受了很大壓力，會聽到各方面不同的聲音。“有的地方對我們的車改力度不理解，甚至非議，有一種孤軍奮戰的感覺。”

除了車改進度不一，在率先車改城市，“以車補代替公車”的具體制度安排也遭遇眾口難調的處境。“車補”怎么發，直接關系到車改能否得到多數人擁護、保障車改落實到位。

本刊記者發現，不少車改城市規定，車補標準按級別區分，但部分公務人員對此有意見。銅陵市多位基層干部反映，當地車補標準差距較大，如副處級幾乎是正科級的一倍。但日常工作的實際情況是，一些基層公務員往往用車多、補貼少，在車改后，不少基層公務員甚至需要自行填補“缺口”。此外，自2009年啟動了公車改革后，銅陵市車補標準已經五年沒有調整，隨著油價、購車養護成本逐步上升，車補也該“往上調一調”。

內蒙古自治區有19個邊境旗市，這些地區大多地廣人稀，基層干部出行的成本支出很大。以烏拉特中旗為例，該旗面積達2.3萬平方公里，總人口14.5萬人。一位基層干部告訴本刊記者，農牧部門同志每年下基層的頻率高、時間長，且這些地區開展日常工作、災情查訪工作的用車成本、生活成本也很高。但公車改革后的車補標準按照人均計算，均攤到個人身上肯定不夠，“一旦用車支出超出用車補貼，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干部下鄉的積極性”。

車改可能帶來的其他社會問題，也必須提前預判。銅陵市反映，取消公車改革代之以發放私家車車補，可能造成私家車激增而產生連鎖反應。以銅陵為例，由于車補數額與是否購買私家車掛鉤，該市車改后，公務員私家車購買數量激增。“現在不光上班停車是個大問題，市區的擁堵也越來越厲害。”吳延功說。

公車改革后，新余市也出現一股公務員購車熱，致使汽車銷量大大增加。據統計，今年1～6月，新余市新增汽車6878輛，日均新增38輛，同比增長45.4%，漲幅比去年同期提高28.9個百分點，創多年來新高。

　　督促車改進度完善車補分配

針對上述現象，多個受訪地區呼吁，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希望國家一方面鼓勵各地大膽探索、先行先試，并及時對各地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改革探索加快推廣，“不讓改革者成眾矢之的”。

更為重要的是，公車改革還需要進一步精細化的制度設計，尤其是因需制宜分配車補，凝聚改革動力。特別是應確保公車補貼專款專用。“基層公務員公務繁忙、待遇偏低，這是一個事實，應有合理的工資、績效獎金、服務評價機制去提高公務員的待遇。公車補貼，該在什么地方提高、就在什么地方提高，要避免一些地方借車改改變干部待遇，變成一筆‘糊涂賬’。”北京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中心主任林雙林說。

針對社會輿論擔心的公車改革后可能出現的“既拿補貼、又用公車”，或是“外借公車”問題，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副院長范和生提出，公車改革要接受社會監督，補貼金額、補貼對象等都要做到公開透明;同時，公務用車的規范情況要納入建設效能政府、廉潔政府的考核指標體系中，一旦發現違規現象，從嚴處理，并向社會公示。

對于車補標準的制度安排，林雙林建議，地方車補金額的“參考值”，不宜單一地以行政級別、工資基數為標準，而應綜合考慮不同公務員本身崗位的公務出勤頻率、次數，長短途公務或差旅的差別，以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便利度等。

多地基層干部認為，公車改革應該考慮到城市地區與地域偏遠地區的不同情況，部分農村地區、邊境旗縣地區行政管轄區域大、人口居住分散，公車補貼應該對這些地區有更大幅度的傾斜或照顧。

本刊記者采訪發現，烏拉特中旗的巴音烏蘭蘇木面積6718平方公里，總人口7490人，平均行政服務半徑5公里，最大達20公里以上，每年開展日常工作、災情查訪工作的用車成本很高，日常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基層干部呼吁，在這樣的地區制定政策時突出差異性，可以采取實報實銷的方式，加強偏遠地區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為群眾服務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