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退休該如何推行?昨日在北京發布的一份報告建議,延遲退休可分“兩步走”:2017年完成養老金制度并軌,從2018年開始,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齡同步達到65歲。

昨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主辦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6》發布會在北京舉行。

這份報告建議按照并軌先行、漸進實施和彈性機制的原則逐步延遲退休年齡。

報告指出,首先,實現養老金制度并軌,將退休年齡歸為兩類:職工養老保險領取年齡和居民養老保險領取年齡。

對于職工養老保險的退休年齡改革新政策及新方案【全文】,報告建議分兩步走:第一步,2017年完成養老金制度并軌時,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區別,將職工養老保險的女性退休年齡統一規定為55歲。第二步,從2018年開始,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同時達到65歲。

我國退休年齡什么樣?

1、在單位參保，并且從單位辦理退 休的：男同志，工人和干部的退休時間是相同的，都是60歲退休;女干部，退休年齡是55歲，工人是50歲。

2、在個體窗口辦理退休的：男同志是60歲退休;女同志進入個人窗口參保繳費超過3年的，一律按工人辦理退休手續和待遇，50歲退休。沒有超過3年達到退休年齡的，干部55歲退休，工人50歲退休。

3、從來沒有工作單位的自由職業者，直接進入個人窗口參保并且退休的：男同志60歲退休;女同志55歲退休。

漸進式退休年齡是怎么回事?

以55歲退休為標準，假定每年延長退休時間為6個月，自方案實施起，逐年累計遞增，直到達到新擬定退休年齡。

假如每年延長退休時間2個月，1986年出生小伙伴退休年齡將為58.3歲，到達新的法定退休年齡前，漸進式的延遲退休將波及90后。按照現有預測，法定退休年齡有可能是65歲。

哪些人受到退休年齡最新規定的影響?

1、小于等于50歲的女性工人(1972年以及以后出生的女性)

2、小于等于55歲女性干部和男性工人(1967年以及以后出生的人)

3、小于等于60歲的男性干部(1962年以及以后出生的男性)

延遲退休成為必然

3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生顯著變化，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已是大勢所趨。尤其是我國正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巨大壓力，未富先老壓力陡增，勞動力供給形勢嚴峻。

數據顯示，年末，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逾2.12億人，占總人口比升至15.5%，據預測，這一比例在2050年將上升至38.6%。目前，職工養老保險的撫養比是3.04：1，也就是約3個人養1個人，到2050年將下降到1.3：1。顯然，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養老和醫療都會帶來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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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退休該如何推行?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等機構12月2日在北京發布的一份報告建議，延遲退休可分“兩步走”：2017年完成養老金制度并軌，從2018年開始，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齡同步達到65歲。

從應對未來養老金支付壓力、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等角度來說，的確有必要盡早推行延遲退休，但也有很多因素不利于早日推行。比如，公眾對延遲退休的認可度與接受度不高，我們的經濟轉型有可能會帶來就業壓力。盡管有關方面一再宣稱“延長退休年齡是大勢所趨”，但到今天為止，大多數人仍未能接受這一做法。在相關新聞跟帖中，多數網友明確反對延遲退休。只有說服多數人接受，這項改革的效果才能顯現。人社部之所以提出，在推出方案5年后才漸進式予以實施，這或許是因為共識尚未形成，延遲退休缺乏民意基礎。從推出方案到正式實施的這幾年間，實際上是一個“緩沖期”，以化解公眾反對情緒。應該說，這種“緩沖期”的安排是合理的。

不少人反對延遲退休，既是從利己角度考慮，也是因為應對老齡化還有很多選項，比如劃轉國資充實養老基金、拓寬養老金投資渠道、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倉促推行延遲退休，并不利于有效化解分歧。只有拿出有力論據來證明延遲退休很有必要，才能為改革創造有利條件。

如果說，一個國家就業崗位的總量是相對固定的，老年人延遲退休就會占據部分就業崗位，畢業生、年輕人必然就業壓力增大。目前，我們的經濟正處于轉型期，人社部設此“緩沖期”，或許也考慮到了經濟轉型與就業問題。那么，如果從2018年開始延遲退休，是否會對就業產生影響呢?又是否會對我們經濟的平穩與快速發展帶來一定的損害呢?

在人社部已明確延遲退休時間表的情況下，“2018年開始延遲退休”這樣的專家建議未必會被采納。但這也提醒我們，某些建議似乎有意忽視了公眾情緒。很顯然，只有官意與民意達成一致，延遲退休才能取得預期效果。

還有一點需要慎重考慮的是，改革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阻力。要化解推行延遲退休政策的阻力，不能簡單、急躁，而要有耐心有誠意去面對這些困難。反對延遲退休的公眾也不是不講理，關鍵在于如何去說傾聽、吸納民意，從而制定更為恰當的政策推行方案。如果充分考慮公眾權益，比如推行更具彈性的政策，把選擇權交給公眾，反對意見必然大幅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