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醫生，最初名字叫“赤腳醫生”，誕生于20世紀50年代。鄉村醫生前身——赤腳醫生是文革中期開始后出現的名詞，指一般未經正式醫療訓練、仍持農業戶口、一些情況下“半農半醫”的農村醫療人員。

鄉村醫生工資待遇底下毋庸置疑，養老問題也是一直沒有得到解決，這兩個問題也是社會熱議的話題，下面看看鄉村醫生待遇和養老的真實情況。

做了45年鄉村醫生的徐玉倫，年過七旬卻開始為自己的養老問題犯愁。像徐玉倫這樣的鄉村醫生全國還有102萬人，大都年過半百，是時候考慮他們的養老問題了。

“苦我吃了，貢獻也做了，該說的我一定要說。說不說是我的事，辦不辦是你的事。”近幾年來，泰安市東平縣戴廟鄉中金山村70歲的鄉村醫生徐玉倫一直想找個合適的渠道，說說鄉村醫生的待遇和養老問題。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河南村醫馬文芳議案解決鄉村醫生的待遇和養老問題，這讓徐玉倫重新燃起希望。

春節前一連26天，60歲的馬文芳乘坐長途汽車、公交車行走于河南、山東、湖南三省的100個自然村，共走訪了100位鄉村診所醫生，其中就包括徐玉倫。

徐玉倫的衛生所，鄰近主街，沒有掛牌子，甚至連一個標志性的紅“+”字都沒有。

“村里人都知道，不用掛牌子。”房子是近年新建的，錢是由徐玉倫的子女湊的。“以前的房子成危房了，在山上，村民去找我看病也不方便。”徐玉倫說。

房子從外面看上去還比較“場面”，堂屋三間，西側房屋是儲藏室，里面堆放著一些農具，還有一個鐵皮的糧囤，算是最值錢的“家底”了;東側兩間房，一間是廚房，一間是臥室，沒有客廳。

臨街的兩間東屋，就是徐玉倫的診所了，藥架上擺滿了藥，桌子上堆放著一些醫學書籍。墻角處堆放著幾十塊煤球，“天冷的時候才點爐子，防止藥凍了，失效了就麻煩了。”

診所的墻壁上掛著“新農合定點醫療”的牌子。

平時，他的診所門是關著的，“一天來不了幾個人，我不能老在這里靠著，地里有活的時候還是得下地干活，有人生病了就到地里去叫我。”

看到記者嘴上長泡，徐玉倫說：“你這是上火。”說著，從藥架上找出一盒藥，倒上水讓記者服用。

“你看到了吧，你來這么長時間了，一個來看病的都沒有。”徐玉倫拿出一盒藥，“這一盒藥好幾塊錢，只有1毛錢的利。我還不收診斷費。”

徐玉倫說，有時候他一天接不到一個病號，也有可能一天來兩三個，“一個月也就100多塊錢的收入。”為維持生計，他還要下地，靠3畝地種植小麥、棉花和南瓜生活。

“還真不如開個小賣部，至少不用承擔如此高的風險啊。”但他舍不得就這樣把自己一輩子的“手藝”丟了。

當然，有更多的人不想脫離鄉村醫生這個隊伍，否則，就是徹底的農民了，他們之所以一直在堅持，是希望有朝一日國家能夠給“鄉村醫生”一個說法。

徐玉倫一直在等待一個消息：“第10235號議案立案沒有?上面有沒有什么答復?啥時候給答復?”

他清楚地記得，3月3日下午3點10分，北京的一個記者給他打過一個電話，詢問行醫的收入情況、種地的情況等，他知道，這應該是馬文芳在兩會上議案的功勞。

今年春節前，馬文芳曾找到他，調查關于鄉村醫生的現狀。

馬文芳是一位名人。他是河南省通許縣大崗李鄉蘇劉莊村村民、鄉村醫生，行醫42年。

馬文芳頭上的光環很多：全國勞模、全國優秀鄉醫、全國健康衛士楷模、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手、感動中原人物，曾受到胡錦濤和溫家寶總理的接見……

但是，最讓馬文芳感到自豪和管用的還是“全國人大代表”的頭銜。今年的全國兩會，他已經是第四次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呼吁關注鄉村醫生的待遇和養老問題了。

以前的3次呼吁都沒有引起重視，他認為是“很多人不了解這個群體”。

于是，今年春節前，他自費對鄉村醫生進行了走訪和抽樣調查。

調查結果讓馬文芳憂心忡忡，“在調查的100個鄉村醫生中，年齡最大的78歲，最小的53歲，平均年齡63.14歲;行醫時間最長的60年，最短的31年，平均43.6年;月收入最高的1000元，最低的50元，平均月收入342.7元;身體健康的84人，有各種疾病的16人。”

“鄉村醫生隊伍后繼乏人，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正面臨著‘人走網破’的威脅。”馬文芳直言，而這些衛生所還要擔負著公共衛生服務，擔負著村民的健康管理。

今年33歲的褚衍棟，從棗莊市衛校畢業后，一直在家鄉的衛生室一邊行醫一邊種地，他曾告訴馬文芳，“每年收入四五百塊錢，養老也沒有保障，不想再干了!”

據統計，目前全國鄉村醫生共有102萬人，擔負著農村防疫、醫療、保健、協助重大公共衛生事件處理等工作。

馬文芳的議案，受到了很多鄉村醫生的關注，這其中就包括行醫45年的徐玉倫。

“議案提交后得三個月之后才給答復。”馬文芳告訴本報記者。也許，沒有人比他更想知道答案了。

去年9月份，徐玉倫寫了一份《干了一輩子農村醫生老來無人管》的文章，“寫好之后我專門找了個大學生看了看，內容沒犯什么錯誤吧，犯錯誤的事情我不干。”他把這篇文章郵寄到北京一家報社，卻如泥牛入海。

從2008年開始，戴廟鄉的一些老鄉村醫生就推薦他為代表，為大家奔走呼吁養老問題。

他不想被戴上“越級上訪”的帽子，因此從鄉醫院開始，縣、市、省衛生部門逐級反映。

“苦我吃了，貢獻也做了，該說的我一定要說。說不說是我的事，辦不辦是你的事。”他說話很大膽，但是他辦事很謹慎，擔心犯錯誤毀了自己一輩子的清白。

馬文芳的出現讓徐玉倫看到了希望。馬文芳認為，要解決鄉村醫生的后顧之憂，國家應盡快出臺鄉村醫生養老保險指導意見，明確鄉村醫生身份，將鄉村醫生的人事關系納入鄉鎮衛生院管理，提供一定工作經費和人員工資，保障工作人員基本生活。同時逐步建立鄉村醫生養老保險、聘用與退休制度，切實解決鄉村醫生老有所養的問題，這樣才能筑牢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的網底。

今年4月初，有媒體報道，山東省政府將采取以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多渠道加大對鄉村醫生的補助力度，安排一定比例的基礎公共衛生服務工作由村衛生室承擔，對所需經費，按照政府購買服務、績效考核、以考定補的原則，從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人均經費中按不超過30%的比例統籌安排。

去年11月份，徐玉倫去了一趟北京，去找他的一位初中同學，目的就是看看這位同學能不能幫他解決老有所養的問題，“以前的同學都比他混得強”，徐玉倫的老伴插了一句。

那是他第一次去北京，經過天安門時，他駐足，盯著毛主席像，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輕時背著藥箱，意氣風發地走在鄉間小路上，村民們熱情地揮著手向他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