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王君琦：在新一輪簡政放權改革中，當人們把注意力和關注點過于關注放多放少、管得如何的時候，實踐中出現的不規范審批依然是困擾社會、企業和市場的一大頭疼事，因為這些行政審批仍實實在在地影響著公眾的生活和生產活動。

行政審批的標準化缺失。譬如，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類別，但實踐中對非行政許可審批的界定缺乏一個統一標準，同一事項在不同的地方或部門，有的被界定為非行政審批事項予以取消，有的被界定為日常管理事項予以保留。實施標準不統一，不僅會增加清理工作難度，也直接影響簡政放權落地。

很多項目審批流程長、耗時多。某些產業項目審批耗時過長，有的甚至需要一兩年才能落地。很多項目拖拖就拖黃了，嚴重影響了企業和市場的積極性。我在調研中發現，有的城市投資項目，需經歷20個委辦局53個處室、中心、站，100多個審批環節，蓋108個章，全流程共需要799個審批工作日，另還需辦理36項繳費手續和繳費。其中開工前的三個階段，就需要259個審批工作日，相當于一年的工作時間。這么長的審批時間，既加大了投資風險和成本，有時會導致一些優秀項目流失、轉移，甚至還會導致一些違建現象出現。還有，行政審批權力過分集中、自由裁量權過大現象仍然明顯，必然導致“任性審批”、暗箱操作和尋租行為。

簡政放權是黨在新的執政條件下進行的政府自身改革

南京市社科聯研究員、博導荊小平：我們黨早就倡導簡政放權。我們黨在延安局部執政時期的精兵簡政實踐，就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減少了官僚主義，密切了人民政府與廣大群眾的關系，為抗日根據地的鞏固和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的簡政放權，是黨在新的執政條件下進行的政府自身改革，通過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一些行政弊端，使政府走上按行政管理規律辦事的科學軌道，大力提升各級國家機關的行政效能。可以說，簡政放權是建立高效、廉潔、法治、公正的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的重要途徑。全面貫徹落實中央關于簡政放權的各項舉措，不僅對解決當前政府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具有現實意義，對我國逐步建立起比較成熟定型的行政管理體制機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長遠意義。

簡政放權穩增長對于當前形勢的重大意義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簡政放權在加速推進。隨著經濟調整周期延長和弱勢復蘇格局延續，國務院近日進一步取消和下放117項行政審批項目，簡政放權穩增長、向市場要活力的用意更為明顯。

簡政放權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加快完善的必由之路。所謂簡政放權，從經濟運行現實考慮，應有三層含義：一是由上到下的放權，即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權，通過將符合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對穩增長見效快的項目的審批權下放，加快投資審批效率。二是由政府向市場的放權，即將本來由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審批等事務，完全交給市場，或者由事前審批改為事后備案，切實減少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作用，增大企業的投資自主權。三是由國有資本向民營資本的放權。經濟平穩運行既需要增強國有資本的影響力和控制力，更需要利用好規模龐大、靈活性強、投資意愿強烈的民間資本，而這就需要做到國有資本的有退有進，抓重點、放一般，為民營資本發展騰出更大空間。

國務院著力轉變政府職能、加大簡政放權力度，對于當前形勢下穩增長和控通脹都有重大意義。

一方面，簡政放權能增強經濟活力，加快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經濟動力調整是一個中長期過程，毫無疑問，現階段乃至未來一段時期，投資仍將是經濟增長的主動力。近期我國經濟維持弱勢局面，既有著消費持續不振的原因，也與投資增速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增速的回落有關(4月，制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增速都有不同程度回落，且基礎設施投資回落更明顯)。投資增速持續回落與社會融資顯著增長共存的情況說明，決定當前投資態勢的可能并非資金多寡，而是投資渠道和意愿。在投資領域簡政放權，將投資決定權交由市場，可謂是增強各類主體投資意愿、豐富投資渠道、提高投資效率的可行選擇。同時，將符合產業調整方向產業的投資決定權交給市場，也能夠加快這些產業的培育和成熟，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步伐。

另一方面，簡政放權能夠提高資本利用效率，弱化貨幣投放，減弱通脹壓力。美國次貸危機以來，與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盯住增長有所不同，率先企穩回升的國內經濟更需要在穩增長和防通脹之間進行權衡。當前通脹水平雖然溫和(今年前4個月CPI同比為2.4%)，但在當前經濟弱勢復蘇下，為穩定經濟增速，客觀上需要為實體經濟注入流入性、加大貨幣投放力度，而這將不可避免地推升物價，這與CPI內在運行的驅動因素一起，將逐步加大通脹上行壓力，這種局面應極力避免。通過簡政放權，將大量的民間資本利用起來，作好資本存量的優化調整，就能減弱為支持增長而需向社會投放的融資規模，也即以存量的加法作好增量的減法，減弱貨幣投放對通脹上行的推動。

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言，簡政放權“開弓沒有回頭箭”，未來這一思路仍需穩妥推進。當然，在向市場要活力的一般方向下，也要注重做好以下幾方面事情：

一是警惕地方投資的過度膨脹。中央向地方的放權，意味著在投資方面，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自主權。在GDP績效考核體系下，可能會激發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甚至會帶來重復建設和無序競爭。要防止出現像光伏產業這種全國一哄而上上項目的情況，避免出現新興產業產能泡沫。這就需要將審批的“松”與監督的“硬”結合起來，通過法律法規、產業政策、財稅政策等加強引導和約束，將地方政府的投資動能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

二是將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貫穿于簡政放權的始終。推動簡政放權，目的既是穩當前，更是利長遠;既要穩速度，更要增效益。正因如此，一方面，要通過適當的審批下放或取消，刺激投資意愿，增加投資規模，穩住經濟增長速度;另一方面，要將增速的短期增長與質量的長遠提高相結合，重點取消那些符合產業調整方向、利于增強經濟增長質量的行業審批權，重點為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加創造條件，將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貫穿在簡政放權的始終。事實上，本次政府簡政放權的設計上已經體現出這一思路，但仍須進一步強調和堅持。

三是防止地方政府過度舉債而增加系統性風險。審批權的下放將增加地方政府上項目、搞建設的意愿，這就需要相應的資金投入。在當前財政收入增速放緩(今年前4個月財政收入增速僅為6.7%，分別低于2011年和2012年同期24.7個和5.9個百分點)、土地財政受制于房地產調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增加投資必然會面臨資金缺口，如此一來，只能借助舉債實現。在應對2008年次貸危機期間，地方政府為保增長曾大幅舉債，債務負擔已明顯增加。雖然總體規模依然可控，但要防止地方政府過度舉債、不規范舉債、不透明舉債而引致的系統性風險。事實上，在現階段下，為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地方政府舉債是難以避免的，也是發達經濟體政府在城市基礎設施服務提供方面所慣常采用的手段。但問題的關鍵在于，要通過制度約束，促進政府舉債的透明化、規范化，要鼓勵地方政府借助市場化的舉債方式，通過公開充分的信息披露，增強對地方政府行為的約束力，避免債務負擔的過度膨脹和風險的刻意隱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