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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墓碑記

明代：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義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毛一鷺，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頭而函之，卒與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

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待圣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發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于朝廷，贈謚褒美，顯榮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賞析

本文是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樹碑立傳的文字，探討了生死價值這樣重大的問題。全文以"義"，成功地運用了記敘、議論、抒情三結合的表達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義”，開篇抓住一個“義”字。五人是為義而生，為義而爭，最后為義而獻身。這就使讀者聯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可以說，本文是對孟子名言的生動詮釋。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賢無惡不作，殺害了許多正直之士。東林黨人與之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蘇州市民旗幟鮮明地站在東林黨人一邊，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正義。五人是蘇州市民的優秀代表。作者用飽蘸感情的筆墨，敘述了五人的動人事跡，歌頌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質。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大義凜然，驚天地，泣鬼神!語言簡練生動，鏗鏘有力。

作者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為，運用對比的手法加以表現。“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在閹黨橫行天下，炙手可熱之時，多數人采取了茍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而五人面對閹黨的淫=，無所畏懼，視死如歸。應該說，一般的老百姓對閹黨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為他們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境界投入到對閹黨的斗爭中去，并且慷慨赴死，義無反顧。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縉紳”，卻在閹黨的淫=下屈服了，變節了。作者問道：“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這一問，多少縉紳無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間，林彪、“四人幫”專橫跋扈，“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張 新，一個普通女干部，堅持真理，寧死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也有許多人投靠“四人幫”，出賣良心，出賣人格。歷史是如此驚人地相似。

張溥認為：“大閹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待圣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認識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這是非常可貴的。讀此段，讀者可能會聯想到魯迅先生在《記念劉和珍君》中所寫的句子：“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于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干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于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于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于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這樣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寫成的。張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魯迅君執匕首般的筆尖寫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夾敘夾議，反復對比，將文章的中心升華到一個理性的高度。作者將“高爵顯位”的辱人賤行，與五人的嘉節懿行比照論述，從而提出“輕重固何如哉”的問題讓讀者思考。接著，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義與假設五人壽終正寢作對比，從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這一富有進步性的觀點。讀者至此，是否聯想到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對比手法，但以“由是觀之”領頭，表明它與第五段不是機械的并列關系，而是由此及彼、層層深入的關系。“是”是一個指代詞，指代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從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看來，仗義而死與茍且偷生，其社會意義判若霄壤。作者以飽含諷刺的筆墨，揭露了“今之高爵顯位”為了茍全性命而表現出來的種種“辱人賤行”，提出了一個問題：這種種“辱人賤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輕重固何如哉”?茍且偷生，輕如鴻毛；仗義而死，重于泰山。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對比之后，作者又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五人”之死所產生的另一種社會效果。從正面說，由于“五人”“發憤一擊”、“蹈死不顧”而挫敗了濁亂天下的邪惡勢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從反面說，“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應該指出：這不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榮方面說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產生的積極影響方面說的。“四方之士”“過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現了對“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們學習的崇高感情嗎?而號召人們向“五人”學習，繼續跟閹黨余孽作斗爭，正是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這篇文章題為《五人墓碑記》，歌頌“五人”當然是它的主要內容。但社會是復雜的，事物是互相聯系的，要孤立地歌頌“五人”，就很難著筆。張溥在這篇文章中，與“五人”相對比，不僅指斥了閹黨，還暴露批判了“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縉紳”“高爵顯位”等等；與“五人”相映襯，不僅贊美了周順昌，還肯定了“郡之賢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這一系列的對比和映襯，才充實了歌頌“五人”的思想內容，加強了歌頌“五人”的藝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