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書生

趙亮宏

譚南周

編者按

高考，關乎個人夢想，亦牽系家國前程。

在40年前的這個時刻，雖已寒冬卻春意盎然，全中國570萬名考生一同走進重又打開的高考大門，最終27萬名考生脫穎而出，成為“文革”中斷十多年后經高考選拔出的第一批人才。高考，改寫了無數人的命運，也推開了改革開放的大門。

這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拐點。高考制度恢復，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讓中國重新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重新打通了普通個體公平向上的通道，讓中國重新回到現代社會的軌道上，同時也為我國在新時期的飛速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從此，大國崛起有了最核心的人才鼎力。

2017年是恢復高考40周年。在這四十載歲月流轉之中，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滄桑巨變，中國高考制度也經歷了種種變遷。然而，高考所承載的個人夢想與中國夢始終并肩前行。

站在2017，回望1977。今天，我們邀請三位恢復高考的親歷者撰文，從1977年高考的政策恢復、命題、閱卷三個方面，回憶當年恢復高考政策出臺的臺前幕后和點點滴滴，謹以此紀念40年前那個時代的拐點，那個新春天的到來。

春雷動地

??恢復高考制度記略

趙書生

在十年動亂的歲月里，由于“四人幫”的干擾破壞，新中國成立以來逐步建立起來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統一招生制度被徹底否定。1976年秋天，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共和國大地百業待舉。人民渴望教育的振興，建設呼喚著千百萬人才。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提到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

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極“左”路線在十年間造成的危害和影響，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除。圍繞招生工作中恢復統一考試制度的問題，在1977年曾有過一個復雜的過程。

這一年的6月29日，由教育部組織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在太原晉祠賓館召開。會上，代表們揭發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及其代理人破壞教育事業的罪行，研究了招生工作的各項政策。但是，在涉及招生對象等一些敏感而帶根本性的問題上，未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在討論招生對象時，一部分同志認為，要繼續貫徹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招收學生”，文化程度仍為初中以上。絕大多數同志則認為，周恩來總理在1972年曾根據毛主席關于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指示，提出招收有研究才能、鉆研有成績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應該落實周總理的指示。

8月4日，教育部向國務院報送了《關于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的情況報告》�！秷蟾妗吩陉P于招收新生文化程度問題上指出，普通高等學校招收的學生“一般要有高中畢業或相當于高中畢業的文化水平”。同時，考慮到1968年以來在工廠、農村勞動的初中畢業生上大學的要求，因而“根據各專業的不同情況，對文化程度的要求可以有所不同”。關于試招少數應屆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的問題，《報告》指出：“今年先在少數高等學校進行試驗，以便取得經驗，明年推廣�！痹陔S《報告》附上的《關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見》中提出，“重視文化程度”，文化考查方法“采取口試、筆試等多種形式進行，提倡開卷考試，獨立完成”，同時提出“不要憑一次考試決定棄取”。足見，招生制度的總體框架并沒有受到觸動。

恰恰在教育部報送《報告》的同一天，鄧小平同志在北京飯店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此之前，鄧小平同志剛剛恢復工作。5月24日，他在同中央同志談話中指出，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指出“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并且提出從小學抓起，“五年小見成效，十年中見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見成效”。

座談會開始后，武漢大學查全性教授等呼吁大學應該恢復從高中應屆畢業生中直接招生。8月8日，鄧小平同志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的膽略和氣魄，旗幟鮮明地指出：“對全國教育戰線十七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面是紅線。”并且肯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談到關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質量問題時，他說：“一個是高等學校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的問題。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教育工作出現了重大轉機。教育部撤回了8月4日向國務院報送的太原招生座談會的情況報告。8月13日，根據鄧小平同志關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開了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時間最長的一次招生工作會議，歷時44天。會議開始時，京城酷暑難耐、蟬鳴如濤，散會時已是金風送爽、月明中秋了。這次會議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實現了兩項重大的撥亂反正：一是推翻了“文革”中壓在上千萬中國知識分子頭上的“兩個估計”；二是決定恢復高校招生統一考試制度。

會議開始后，首先傳達了鄧小平同志“八八講話”及其他一系列談話精神，代表們深受鼓舞，同時也通過多種渠道，不斷地向黨中央、小平同志表達要求徹底推翻“兩個估計”撥亂反正的強烈愿望。

經過代表們討論的招生工作意見，及時報告了小平同志。他對文件詳細審閱，并親自動手修改。如關于考生的政治審查問題，他認為太煩瑣，改為“主要看本人表現”。在鄧小平同志親自指導下，招生工作取得了撥亂反正的重大成果。新中國成立以來逐步建立起來的符合中國國情和需要的統一招生考試制度得以全面恢復。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招生工作的文件。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接見了出席招生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干部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的均可報考。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收的人數占招生總數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忌哂懈咧挟厴I或與之相當的文化水平。招生辦法是自愿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學校錄取。錄取原則是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謴徒y一考試，由省級命題。招生考試在1977年冬季進行，新生1978年春季入學。

在撥亂反正的大潮下，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情況。當會議確定了招生對象后，代表們估計報考人數肯定超過500萬�？僧敃r紙張極為緊缺，到哪里搞那么多紙印刷試卷呢？只好再報告中央。后經中央決定，允許動用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印刷試卷。結果這一年有570萬人報考，也可算一項“世界之最”。

鄧小平同志親自領導恢復招生考試制度已經過去40年了。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探討這項改革極為深遠的意義。當時，全黨全國的政治生態是“左”字當頭，“兩個凡是”統領各領域。恢復高考制度，不僅從此在根本上改變了我國教育的面貌，而且成為全黨全國思想解放的先導，撥亂反正的先行者，如同春雷動地，震蕩神州。

當春雷震蕩大地的時候，人們感到了春天的氣息，而春雷滾過大地之后，萬紫千紅的春天就來到了。

（作者系中國教育報刊社原黨委書記、社長，中國教育報原總編輯，1977年在教育部計劃司招生處工作）

責任如山

??恢復高考后第一次全國統考命題工作的回憶

趙亮宏

“文革”后教育戰線上的撥亂反正是從高校招生工作開始的。高校招生工作撥亂反正的核心是，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制度，恢復實行入學考試。

1977年入學考試由各�。ㄗ灾螀^、直轄市）分別命題和組織考試。第二年，恢復全國統一入學考試，高校招生及其入學考試工作從此步入正常。

1978年春節剛過，教育部由剛剛恢復建立的學生管理司就如何實施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次全國統一考試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怎么組織命題，命題以什么為依據。由于“文革”以后全國沒有統一的中學教學大綱和教材，各地教學內容和教學水平差異極大，高考命題缺乏依據，考生復習也無所遵循。因此，研究的結果是，應該以教育部的名義頒發一個復習大綱，指導考生復習應考，同時也是命題的依據。教育部領導同意了這個意見。司領導指定由李鍵（時任學生司辦公室負責人）和我（從清華大學借調到這里參加招生工作）具體負責此項工作，并請求高教司、普教司派人參與。

按照考試科目設置情況，我們從大學、中學和省市教育部門和教研機構請了一些人員，分別組成幾個編寫小組，每組五六人，由權威學者牽頭。

在多方努力和協調下，大綱經教育部領導最后審定后，于4月初付印、下發，包括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外語8個科目。

從4月份印發高考復習大綱到7月份實施考試，對于考生和考試工作組織者來說時間都很緊。

為保證能按時考試，學生司對高考命題工作進行了安排，指定宋葆初、李鍵和我三個人具體負責組織命題，并商請當時的高教司和普教司派代表參加。宋葆初同志在“文革”前就從事這項工作，經驗豐富，他是我們這個小班子的牽頭人，這次參加命題的許多老師也是他提名推薦的。

1978年是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次全國統考，考生近600萬。對此，我們都深感責任重大，不敢有絲毫懈怠，只能全力以赴投入其中。

命題工作地點的選擇也是個問題。幾經討論，看中了青島。司里派李鍵同志持教育部介紹信去青島聯系，青島市領導欣然接受安排命題場所的工作。

命題工作從5月下旬開始。山東省和青島市對這項工作在場所選擇、對外聯絡、生活保障、安全保衛等方面做了精心安排。

命題人員的選定參照了選擇編寫復習大綱人員的原則，即組成人員由大學教師、中學教師和高中教編教研人員組成。大學教師是我們根據高校學科的特點請有關學校推薦的，其中一些參加了復習大綱編寫工作；中學教師和教編教研人員是請一些省市教育局或招辦推薦的。選定的命題人員按考試科目分設小組，其中外語按7個語種分開。命題小組根據考試內容情況，每組七八人、五六人不等，組長由該學科領域的權威專家擔任。

因為命題工作需要高度保密，同時又要對外聯絡，我們對外用了“教育部教材編審會議”的名稱。工作第一天，在住所的餐廳召開全體會，教育部分管招生工作的高沂副部長講話，學生司張君實副司長出席，宋葆初同志就命題原則、指導思想、試題內容和分量，以及一些程序性安排講了具體要求。

從命題開始到考試實施，總共兩個月時間，其中后一個月要留給各省市印卷并將試卷分到各考點，前一個月用于命題、審題、印刷排版和制型（當時的印刷技術需要先在印刷廠排版并制好紙型，再由各省市用紙型澆成鉛版來印成試卷）。因此，真正命題的時間不過半個月。這樣，各命題小組必須在一個星期內拿出試題初稿，再用幾天時間反復推敲，完成一個送審稿，時間緊任務重。

各學科命題組組長的臥室就是工作場所，另外，安排了一間較大的房間作為保密室保管命題資料，由宋葆初同志負責，兼作臥室。與命題內容直接有關的資料都存放在保密室的大鐵柜中，每個組的資料存放在一個提包中。每天兩次上班開始工作前，各組保密員（從各組老師中分別指定）到保密室領取提包，下班時交回。每本筆記本和每頁工作用紙都打上號碼，不能缺失，交接時要查驗。

命題人員每天都在兩棟小樓內工作和生活。我們規定，命題人員不能同外界通信、通電話，散步只可在樓外限定區域且必須兩人以上同行。所有人、所有工作，只能通過我們幾個工作人員同外界聯系。

通過老師們的努力工作，各組都按期交稿。這份恢復全國統考后的第一份試題經教育部領導審核后定稿。上述人員立即將稿子送到早已聯系好的1201工廠排版，再把排好字的鉛版送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廠打成紙型。

由于需要保密而又不影響工廠正常生產，以上工作都安排在晚上進行，負責審核的老師和工作人員每天晚飯后從所住的軍事學院招待所到工廠去，第二天早晨再返回住處。在炎熱的夏天和條件簡陋的車間，他們連續多天通宵達旦做著這項不容出現絲毫差錯的工作，其艱苦程度非局外人和現在的人所能想象。

以后連續多年我們都是這樣干的，直到后來用上先進的排版印刷技術。紙型制好后，通過中辦的機要交通渠道送到各省市，由各省市在當地選定印刷廠將紙型澆注成鉛版，再用鉛版印制成可用的試卷。

（作者系教育部考試中心原主任，1978年參與組織高考命題時為教育部學生司工作人員）

筆下千斤

??恢復高考后參加第一次閱卷工作的點滴

譚南周

恢復高考制度已經40年了。每當談及恢復高考之事，不禁回想起1977年底參加高考閱卷的情景。

是年10月，黨中央作出恢復中斷多年的高考制度的決定，從學校到社會，從學生到家長，從城市到農村，無不歡欣雀躍，尤其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與服務于各行各業最基層的青年勞動者，更是興奮異常，皆有躍躍欲試的心情。為了適應這種形勢，讓廣大青年有較好的狀態進入考場，各種補習班如同雨后春筍般地興辦起來。許多中學，包括一些高校參與其中。

當時我是廈門市華僑中學政治教師，并擔任政治教研組長，從事高中畢業班政治學科教學。華僑中學也不失時機地舉辦幾個補習班，我擔任了政治學科教學補習課教師，補習內容主要是哲學、政治經濟學、時事政治。

一晃到了12月，首年高考開考。我被抽調參加閱卷工作。參加閱卷的主體是高中學科教師，因為他們了解學生的知識狀況，了解當時中學教學的基本內容，尤其是參加過補習班授課的老師，更是熟悉久違學校、久違書本、久違考試的大孩子們。

廈門地區的高考閱卷工作由福建省與廈門市的教育行政部門組織，閱卷點放在陳嘉庚先生創辦的集美學村的集美中學。這里安靜、寬敞，可容納三四百人的吃住與工作，還便于集中管理與安全保衛。我們住在學生宿舍與學校簡易招待所，相當多的人住在教室里，吃飯在教工食堂。白天評卷，晚上還要討論評卷時出現的一些問題，比如統一評分標準、有爭議的答題答卷、不要“前緊后松”、細化評卷標準中的掌握度等。

盡管條件較差，閱卷時間超過一周，報酬又很少，又極易“審美疲勞”與出現重復性勞動的“無趣”，但深感自己身上擔子的重要，筆下千斤，因為它關系到每一位考生的命運。

恢復高考制度，一方面改變了國家的命運與教育的命運，是對“文革”十年的最大撥亂反正，另一方面改變了學生的命運與教師的命運，再也不是“讀書無用”，再也不是“教書無用”。廣大已經離開學校多年的知識青年看到了希望，在校學生看到了努力方向，廣大教師感到自身搞好教學、育就人才的責任重大，責任心、緊迫感與自覺性油然而生。

當時的情況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一張考卷決定了每位兵士與每匹騏驥的前途與命運，而我們手中的筆又對他們的前途與命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慎重地批閱每份考卷，是教師職業道德的表現，是教師高度責任感的凝聚。

由于是恢復高考的首次考試，考生無論年齡還是知識、閱歷面參次不齊。有的超過30歲，甚至年紀更大，娶妻生子的不少；有的是“文革”前的所謂“老三屆”，有的則是剛剛高中畢業的應屆生；有的上山下鄉、服務于基層企事業單位，有的則剛剛走上社會，無事可為；有的作了較為充足的準備，有的則是“匆促上陣”。因此，答題五花八門，不可能規范、不可能按照知識點要求來答題。怎么辦，唯有“從中找分”。平時我們在校改卷是“找錯扣分”，為的是讓學生在知識點上不出錯，加深知識印象。而首考評卷，是找閃光點，找正確處來“給分”。有的考生答卷真是不知所云，或語無倫次，或片言只語，或潦潦草草。我們一點一點來摳來挖來找，使之得一定的分數，這樣“良心才安”。

評卷最容易“審美疲勞”。一個星期下來，早緊晚松、前緊后松的現象極易出現。為此，我們不時地帶著具體問題學習評分標準，回顧前面的評卷情況與掌握分寸，力求一致，至少不出現太大差異。須知一分之差會斷送學生上大學的機會。你評這題差半分，他評那題差一分，幾題積累下來，就可能給這位考生帶來傷害。

評卷也最怕不同老師掌握評分標準不一致，尤其是語文、政治等文科。為防備與改正這種情況，我們每天上午評卷前與下午評卷后，往往以一小題或一大題組，議論一下對評卷標準的認識度與掌握度，碰到有爭議的看法，停下評卷進行討論，力求統一認識。

一個星期下來，我們順利地完成評卷任務，沒有出現重大差錯，沒有感到良心不安，道德感與責任感驅使我們不負千斤之筆。評卷結束后，我曾寫詩紀念：“奉召閱卷潯江畔，萬馬千軍選俊賢。一自烏云驅散后，莘莘學子見青天。”“停卻高招已十年，而今撥亂譜新篇。須知筆下千鈞重，取士遴才擔在肩。”

1978年以及接下來的3屆高考，我都被抽調參加高考政治學科的評卷工作，從考試答卷感到中等教育逐步走上正軌，我們依舊執著地追求“筆下千斤”。

我每年都教高中畢業班，有一段還擔任畢業班的年級組長。后因評卷采取高中畢業班教師“回避”政策，高校老師逐步成為評卷主體，我再沒有參加高考評卷。再后來，我從華僑中學調至廈門市教科所，一直干到退休。在市教科所的20多年里，我也一直關注高考的改革，關注著高考政治學科的走向。

（作者系中國教育報廈門記者站原站長、廈門市教育科學研究所原所長，1977年參加恢復高考后首批閱卷工作）

□鏈接

40年，高考大事記

●1977年 因“文革”中斷十余年的高考制度恢復

●1983年 國家教委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1985年 43所高校進行招收保送生試點

●1990年 高考正式實行標準化考試，共考9個科目

●1999年 高校擴招，推行“3+X”科目考試方案

●2001年 取消考試年齡和婚姻狀況限制

●2003年 夏季高考提前到每年6月舉行

●2012年 國務院辦公廳要求各地出臺異地高考辦法

● *政治局審議通過《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標志新一輪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啟動，作為試點，上海、浙江率先出臺改革新政策及新方案【全文】

●2017年 上海、浙江兩地迎來全新的“3+3”模式：外語可考兩次，自選3科學業水平考試成績計入總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