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當年的高考是怎么樣的呢?那么你們想看看其他人的高考是怎么樣的嗎?接下來小編給你們帶來我的高考征文，供大家參考，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我的高考征文【一】

1985、1986、1987、1988年的黑色7月已離我很遙遠了，我卻經常在夢里見到中學校舍，考前的焦慮無助，眼前立著巨大的倒計時鐘……

1985年，16歲的我剛剛高二，學校從兩個“尖子”班中推選出7個“尖子生”參加高考練兵，報的均是高不可及的名校，紀念恢復高考40周年征文：我的四次高考。考試前我不當心淋了雨，3天考試一直發燒關節腫痛，結果是我以接近名校錄取分數線而名列7人之首。在眾人驚羨的目光下我開始了高三的全方位復習，花季少女的春風得意顯露無遺，我已經夢想著大學校園里的浪漫約會……

1986年，我高三畢業。考前，班里一名老實巴交的女生寫給一名英俊男生的情書落在我手里，我竟然偷偷當起了女包公，把女同學叫出去“洗腦”，而我以兩分之差落榜，周圍是眾人失望與驚詫的目光。

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來。我留在母校開始了痛苦的復讀歷程。復讀生的日子是日復一日的煎熬，所有的課本知識已經陳舊，味同嚼蠟。熟悉的老師與同學都小心翼翼地保護著我的自尊心，父親的過分理解與母親的過度指責讓我不敢回家，高考心理《紀念恢復高考40周年征文：我的四次高考》。平時的大考小考我仍然是名列前茅。

1987年，像是命運的戲弄，我再次以兩分之差落榜。母親憤怒了，我親眼看到她砍掉了大門外的一棵小桃樹來釋放自己的失望，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到當地最好的中學住宿復讀，那一年我18歲。

從車站到學校的路非常漫長，我帶著行李，又累又餓，終于看到一家路邊小店進去歇腳，要了五角一碗的牛肉面。店主人把核桃大的一塊熟牛肉飛快地切成細絲，與香菜一起澆在面上，那是我吃的一碗世界上最鮮美的牛肉面。我摒棄一切雜念，切斷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系，重新開始了備考。1988年元旦時收到已經進入大學的一位同學的賀卡，上書：今日之我不惜與昨日之我拼命一戰!

這一年，黃豆芽與白菜湯吃得我胃炎復發。每天天不亮就圍著操場跑步增加體能，我驚訝于自己頑強的生命力，能夠堅持到最后還有力量沖刺，而自己是個40公斤不到的黑瘦女孩子，畢業照上露出甜甜的微笑和亮晶晶的眼眸。

等待出榜的前一天，我住到同學的家里，一夜聆聽他們家的鴿子“咕咕”的叫聲。第二天一大早同學用自行車帶我去學校，路上就聽說自己考了全區的第一名。確認后乘車返鄉，天上飄下了微雨，父母聽說后相對落淚。

20年彈指一揮間，那4個遠去的7月成了我一生的傷痕與財富。

我的高考征文【二】

我從事教育和生物學教學工作25年了，與學生、同事、朋友交談閑敘，少不了高考的話題，每當此時，我總感慨萬分。

我記得1977年的仲冬，白雪覆蓋塞北一所縣級中學的校園，比我高兩屆以上的學哥學姐們神情莊重地跨過考試警界線，旁邊只站了1名穿藍衣服的警察。當時，我感覺高考是神圣的。后來從資料查出，這一年報考人數達570萬!

1979年，我參加了向往以久的高考，以292分的成績考入河北師范大學生物學系，當時考理化(史地)、數、語、政、英(英語只作參考分)，高考錄取率僅為4%，在我讀大三時生物學列入高考科目，滿分40分，讀大四時生物學占50分。

1983年，我畢業回到母校任生物教師，當時高考采用“文理分科”模式，生物占70分。至1992年9年的時光，我連續從事高三班主任和生物學教學工作，獲得市縣多項獎勵，發表了多篇教育教學論文。由于當時河北采取高考預選，我的部分學生無緣參加高考，至今回想起來心中隱隱作痛。

1992年，我參加省閱卷工作時獲悉，93年起生物學退出高考，當時心情很失落。但我并沒有放棄生物學教學研究，時刻關注高考的變化，9年中有部分省市以不同形式恢復生物學高考，尤其是中科院76位院士給教育部恢復生物學高考聯名信，我堅信生物學教學的春天會再次到來，但我的同學絕大部分改行，目前在中學任教的不到10人。高考制度也會影響一個教師的事業發展和方向。

2002年，生物學科以理綜形式又加入高考隊伍，高考采用“3+X”模式。由于工作需要，我2001年調到張家口市第一中學任教，9年的厚積薄發，激情再一次燃燒。至2005年4年間，我再次連續任高三班主任和生物學教學工作，教育教學水平又一次提升，我的學生中一大批考入清華北大等全國名校，近10篇教育教學論文發表于國家級生物學教學期刊，獲得市級名師等多項獎勵，成就感倍增，高考心理《紀念恢復高考40周年征文：我經歷的高考變化》。

高考試卷在穩中求變，由全國一張卷演變為分省命題和統一命題結合的多種形式。上海、廣東、江蘇采用“3+X+1”，其他采用“3+X”。這樣有利于各地中學根據當地的文化條件實施素質教育，有利于高校選拔人才。

高校擴招帶來了中學擴招，帶來了教師的需求和合理流動，2005年我調到北京潞河中學任教。感受到京城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的同時，也感受到京城部分家長和孩子非名校不上，非京城校不上而選擇復讀的艱辛和苦樂!

隨著“新課標”模塊教學的推廣，多樣化、選擇性和探究性，讓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是這一次高中新課程改革的亮點，高考制度將與之相適應，更加合理、和諧。例如：海南、山東、廣東、寧夏2007年高考采用與“新課標”模塊教學相適應的多元化高考模式。廣東省實行“3+文科基礎/理科基礎+X”方案。山東實行“3+X+1”方案。海南實行“3+3+基礎會考”方案。“寧夏實行“3+文綜/理綜”方案。“到2010年各地都將實施，有望改變“一考”變“多考”的模式。

縱觀40年高考制度的變化，每一次課程改革和高考制度的改革，都會對學生、家長、教師、學校和社會帶來深遠影響。高考制度的改革，一定要與課程改革相銜接，一定要以科學發展觀為基準，這是一個經歷40年高考變化教師的深切體會。

我的高考征文【三】

記憶打開了我腦海的閘門，1977年，中國教育戰線迎來了春天，這年夏天，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決定主抓科學教育工作，隨之由他主持召開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紀念恢復高考40周年征文：見證高考40年。當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示了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相隔不到10天，全國眾媒體相繼公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同時透露當年全國高考將在年內舉行。

當時，我剛從西語系轉到歷史系歐美史教研室從教。到任后的首項任務就是批閱1977年高考試卷，我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領導對我這個從未觸及史學教學者的信任，緊張的是肩負將參加高考的570萬青年中的合格考生納入大學的重任。批閱試卷時，常會碰到似是而非的答卷，既要參考標準答案，也須與同事仔細磋商，最后才標明準確分數。

恢復高考后的首屆新生入學時已近年關。我走近北大南校門，見馬路上空懸掛著大紅橫幅，上面書寫著“熱烈歡迎新生入學”，路兩側各放著一排桌椅，作為各院系的接待站，當新生們由學校派出的大客車從火車站接來時,接待站人員熱烈鼓掌表示歡迎，氣氛猶如新家迎來新人似的歡天喜地、熱情洋溢。

此后，從70年代末至90年代，幾乎每年新生入學時，我都會走到南校門前的那條柏油路，在迎新站前瞥見過腳穿草鞋、腿沾泥巴、肩挑手提行李的農村入學者，也見過著裝整齊樸素、風度翩翩的城市男女青年。很快從90年代踏入21世紀的新學年，逢新生入學時，除瞅見由學校派車接來的新生外，還見到不少由家長駕車遠道而來的新生，車牌上標著津、晉、豫、皖、鄂、贛……

在慶賀恢復高考后新生入學的同時，我也為自己重新登上講臺而慶幸。幾年間，我先后為77、78、79屆以及80年代初那幾屆恢復高考后入學的大學生講過一年級基礎課，高考心理《紀念恢復高考40周年征文：見證高考40年》。每屆新生約25人。上課時，我注意到數十雙??有神的眼睛，注視著我不時在黑板上寫下的少數生僻詞匯，聽到他們埋首記筆記時發出細微的聲音。課間休息時，有同學還主動為我擦黑板，令人感到作為教師必須認真對待教學，不能辜負他們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

尤其是77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他們進入高年級時，為執行中德文化交流協定我被派出國。當我回校開講專題課時，他們行將畢業，其中有幾位同學愿找我指導寫畢業論文。當他們完成萬余字的論文上交后，我仔細閱讀著他們的論文，感到他們盡管選題各異，卻個個才華橫溢。

畢業后，其中一位姓高的同學作為碩博連讀生留校任教，那時我已晉升為副教授。一次，他問我：“老師，您知不知道我們班25位同學有幾位在國內?”我說不知道，他即告我，連他在內只有5位在國內，另20位全部留學海外。對于文科畢業生有如此高的留學率我當然倍感驚訝。不久，這位姓高的同學獲博士學位后出國進修，且懂英、法、德三種外語，在我退休前他已獲教授銜。

他們班還有一位姓郝的同學，其畢業論文曾給我審閱，成績優秀。80年代末留美歸來。一天，同事告訴我，我的學生(即指這位姓郝的同學)被任命為北大副校長。晚上打開電視機，果然在校電視屏幕上見到他用流利的英語接待外賓的情景。沒過幾年，他又被教育部任命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

聽到這些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當然令人分外高興，他們人人學有所成，確實了不起。我暗自贊賞77屆畢業生。想到恢復高考給有志攀登學術高峰的年輕學者帶來多好的機遇，也為國家挖掘出不該埋沒的人才而歡呼。

光陰似箭，轉瞬40年過去，此時，我既為桃李滿天下而興奮而自豪，又難以抑制內心的愉悅而不得不盡情放聲高歌長嘯：“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