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家風故事征文六年級
小時候，父親經常教導我，做事要寧缺毋濫，學會去粗取精。但對于一個尚未入學的孩子來說，要消化吸收這種“高大上”的理論，顯然力不能及。直到有一天，他把我帶入一片莊稼地。
那是一片辣椒地，由于受干旱天氣影響，辣椒苗稀稀疏疏，在雜草間隱藏得很深，不仔細觀察，還以為這是塊草地。父親說，這些草如果不除，不僅會搶去辣椒苗的營養，使秧苗生長緩慢，還會影響年終收成，來年由于大量的草籽被深埋土層，雜草仍會瘋狂生長，到時又得大費周章。父親邊說邊教我撥草，告誡我務必要連根拔起，否則夏天雨水一到，雜草又會長出來。后來，我經過一片“獨具特色”的玉米地時，忍不住在土埂邊駐足觀望，眼前的景象頓時讓我詫異，鄰地玉米都長得粗壯清秀，唯獨這塊地的玉米，光雜草就有一尺來高，稀疏的玉米苗都開始枯黃了，就如同飽經風霜的長者，已近燈枯油盡之日。可是，它們還沒成長，就要滅亡，難免讓人暗自扼腕，很想出手拯救，但又感覺無能為力。我為此甚是納悶，同是土質優良的地塊，莊稼的長勢為何大相徑庭，回來一問父親，才知是因這地的主人好吃懶做，不為它除草、松土和施肥，故而長勢欠佳，也就不足為奇。從那時起，我似乎對去粗取精的含義有所理解。
在反腐力度逐步加大、干部隊伍日漸純潔的今天，那些貪污腐化、作風不端、干勁不足、敷衍搪塞的辦事人員，慢慢長成了群眾身邊的“雜草”，如不及時清除，任由其瘋狂生長蔓延，最終勢必會割裂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動搖黨的執政地位和群眾對發展的信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的黨中央，始終致力于同腐敗行為作斗爭，及時清除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計劃、薄熙來、蘇榮等一批害群之馬， 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潛規則”。據畢節市政府網站報道，畢節自推行“紀律作風輪流交叉察訪制度”以來，共發現“四風”問題線索1300余個，核實通報問題500余個，查處問題278起，處理335人，給予黨政紀處分114人，收繳違紀資金1000余萬元，先后8次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突出問題和40多起作風典型案例實名通報曝光。這些真實的案例充分表明，反腐敗斗爭是動真格的并且上不封頂，震懾作用極大，進一步凈化了干部隊伍風氣。
但是，反腐倡廉工作任重道遠，尤其在農村基層一線，群眾維權更是舉步維艱，且不說充分行使批評、建議和控告的監督權，單身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就需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所以，反腐倡廉工作的關鍵在于對權力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除需要不斷完善權力監督體系外，還要加強黨政監督，更要發揮群眾和媒體的社會監督作用，把權力尋租的空間壓縮為零，多綁幾道鋼絲，扎緊制度囚籠，切不可讓曾任性一時的權力再次“出獄”。
我市的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與全國全省同步小康，而要順利實現同步小康的目標，就必須堅決打贏這場時間緊任務重的脫貧攻堅戰。為確保扶貧工作實效，我市特地設立了扶貧專線，這是發揮社會監督作用的又一次有效嘗試，只要任性的權力之手一但伸出，勢必會被狠狠的打回去。縱觀之前的扶貧模式，只是一味 “追肥”，而忽視了“施肥”的效率，導致本該屬于貧困群眾的“營養”被某些“雜草”搶了去，群眾未真正得到實惠，導致脫貧攻堅實效大打折扣。
大力弘揚文朝榮精神，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需要，更是時代進步的需要。黨的優秀干部、群眾的好支書文朝榮同志一生致力于改變海雀村生態環境和群眾貧困面貌，帶領海雀村民不斷把荒山變成綠地，還給海雀村一片藍天碧水，為貧困落后的海雀村修建了一條“林茂糧豐”的致富路，這和那些喪心病狂、貪污挪用群眾“救命錢”、常搶群眾“救濟糧”、讓群眾長期“營養不良”的“雜草”相比，他那艱苦奮斗、無私奉獻、愚公移山、改變面貌、造福子孫的精神，就是加快農村脫貧致富的優質“肥料”。
即便有了這種肥料，我們還須及時有效追肥，仔細耐心除草，先除草后施肥，秧苗才會茁壯成長，莊稼產量才會提高，群眾生活質量才會改善，畢節試驗區“加快轉型、推動跨越、同步小康”的畢節中國夢才會實現。
清廉家風故事征文六年級
誰能告訴我，在銀河一粟的地球上，從古到今有多少偉大的女性?誰能告訴我，我們965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在繁華熱鬧的城市，在風雨飄搖的海島，哪里沒有女性的足跡和笑音?誰能告訴我，家庭的和諧與幸福，整潔與溫馨，哪能沒有女性灑下的汗水和心血?
女性的感情豐沛、溫柔細膩，為每一個成員構建了溫馨的精神家園，呵護著家人的身心健康;面對外界“黃賭毒邪”洪水猛獸般地向家庭這塊圣地肆虐而來，眾多的女性同胞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把誤入歧途的家庭成員拉出深深的沼澤地;當被金錢、美色沖昏了頭腦的達官貴人正準備伸出“貪污受賄”的黑手時，“廉內助”們深懷大義，紛紛自鳴警鐘，高筑防線，當好“監督員”、“守門員”，挽救了一個個瀕臨墮落的靈魂……女性以真善美的心靈，美化著家居環境，提升著家庭的文化品位，凈化著家庭乃至社會的空氣。
江西省安遠縣副縣長鄺光華的妻子朱紅艷是一位“十佳”廉內助，她時刻牢記著“公生明、廉生威”的古訓，始終幫助丈夫把好廉潔自律這道關。20XX年，老家來了一位遠房親戚，說是為了感謝縣長的幫忙送來20萬元。朱紅艷知道后，忙催促丈夫要把這筆錢退還人家，但他答應后依然把那個裝著錢的袋子放在書桌抽屜里，還經常呆坐在書桌前，把那個袋子拿在手里，滿腹心事地捏著、捏著。朱紅艷明白，因為自己的父親被查出患了晚期肺癌，急需藥費進行第一期的治療，而這錢正如一根救命草，究竟要還是不要?正值丈夫猶豫之際，朱紅艷主動地提出自己的想法：這20萬一定要退回，至于藥費就用兩人多年的積蓄解決，不夠，再向親戚朋友借。但朱紅艷父親在做完手術的第七天，拒絕吃藥打針，堅決要求出院，更反對做化療。當女兒哭著求他再接受治療時，他伸出瘦得皮包骨的手抓住女兒的衣袖說：“孩子，別瞎忙了，我明白這是一種啥病，你們已經盡力了。”朱紅艷悲傷地跑出病房，偷偷地淌淚，這時丈夫站在身后輕聲說：“我對不起你，是我讓你行孝不成，如果這錢沒退，你父親就有救了。”但朱紅艷堅決地說：“那筆錢絕不能要。”兩個月后，朱紅艷的父親終因病重不治離開了人世。對她來說，失去親人是痛苦的，可不取不義之財自己又是心安理得的。
“貪廉一念間，榮辱兩世界”，廉潔的家風是家庭萬事興的基礎。如果“內助”們時刻不忘自己是領導干部的配偶，從細微之處支持丈夫的工作，就能營造“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好家風，構筑幸福的家園。目前有些腐敗分子，他們的腐化墮落不僅有個人的原因，當中還包含了“貪內助”推波助瀾的作用。如山東省黃金工業局原局長薛玉泉248次索取和收受83個單位和個人的錢物總價值206萬元，這其中三分之一是他的妻子收下的。他妻子還公開對人說：“我不認別的，就認錢。”可見其在薛玉泉走上犯罪道路上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遼寧省沈陽市原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馬向東的妻子章亞非，在馬向東“出事”后，多次飛往香港和東南亞，轉移贓款，與有關外商訂立攻守同盟。同時，她找了一位大報記者給中央寫“內參”、“說明情況”，還多次花巨款到北京找人“打點”，她買通獄警，曾3次與馬向東直接通話，報告她的活動進展情況。最后，馬向東被判死刑，其妻也被追究有關刑事責任。如果之前她們能時刻保持警惕，常吹“廉政風”，管好家庭“廉政帳”，及時提醒督促家人做到“一身正氣上班去，兩袖清風回家來”，那么最后還會造成家破人亡的悲慘結局嗎?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同處一室，好女人就如芝蘭，彌久彌香，“廉內助”對丈夫的影響可見一斑。令我們欣喜的是，目前，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使社會迎來了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黃金時代，一大批“好妻子”、“好母親”、“好媳婦”、以及“好警嫂”、“廉內助”脫穎而出，以發揚傳統、與時俱進的精神，詮釋著這些榮譽稱號的豐富內涵，出則“巾幗不讓須眉”，入則“賢妻良母孝媳”，不僅贏得了社會的肯定，也贏得了男性的尊重。
大文豪歌德有句經典的詩歌：永恒之女性，引領我們向上。女性同胞們!在新的世紀里讓我們大力營造廉潔家風，讓我們的家園變得更加溫馨，更加美好。我們相信：現代之女性，將引領我們的家園走向和諧與幸福!
清廉家風故事征文六年級
魯迅和許廣平僅有一子，即周海嬰。兒子出生時，許廣平出現難產跡象，當醫生向魯迅征求意見是留大人還是留孩子時，他果斷回答：“留大人。”結果母子平安。
在兒子成長過程中，魯迅基本按照《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思想來實行，讓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說：“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據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介紹，魯迅的教育方式是“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有一天，周海嬰死活不肯去上學，魯迅用報紙打他屁股。后來，魯迅向母親寫信解釋道：“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
錢基博乃一代國學大師，是學者、作家錢鐘書的父親。
錢基博對兒子管教極嚴，錢鐘書十六歲時，還痛打一頓。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錢基博北上清華任教，寒假沒回無錫。此時的錢鐘書正讀中學，沒有溫習課本，而是一頭扎進了小說的世界。等父親回來考問功課，錢鐘書過不了關，于是挨了打。
1929年，錢鐘書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后，錢基博還時常寫信給他。一封信中說：“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隨后一封信則表示：“現在外間物論，謂汝文章勝我，學問過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稱汝篤實過我，力行過我，我尤心慰。”希望錢鐘書能“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
錢基博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保持距離，埋首國學，他這樣告誡錢鐘書，不過出于一個儒者的文化立場。
梁啟超有九個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導下，個個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甚至還產生了“一門三院士”的佳話。這“三院士”是建筑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另外，四兒子梁思達是經濟學家，次女梁思莊是圖書館學家，三女兒梁思懿是社會活動家。
梁啟超對于子女的愛，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求學，而且在為人處世，甚至理財、時政等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態度展開。閱讀《梁啟超家書》，就會了解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教育子女的表現堪稱典范。
寫信時，梁啟超毫不掩飾自己的愛。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寫道：“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對于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你們無論功課若何忙迫，最少隔個把月總要來一封信，便幾個字報報平安也好。”
在求學這一方面，梁啟超根本不看重文憑，而是強調打好基礎，掌握好“火候”。他對梁思莊說：“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么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墻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們求學問、做學問的方法??“總要‘猛火燉’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著用去”。
同時，梁啟超強調責任的重要。1923年，他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當然，寫信教導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沒忘了夸一夸女婿、兒媳。
1918年11月7日，自殺前三天，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時在北京大學任哲學講師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說罷，梁濟離開了家。
梁漱溟亦兩度欲自殺，但最終，現實中國的問題和人生問題縈繞著他，他不停思考，積極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寬、梁培恕，對于他們，給予最大自由空間。接受采訪時，梁培恕說：“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這種教育，也與梁漱溟受到梁濟的影響有關，梁濟對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說，這也是一種“中國式傳家”。
梁培寬追憶梁漱溟時，時常會提到一次考試。當時，梁培寬考了59分，內心忐忑地拿著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梁培寬說，他后來明白父親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負責”。
相比于課堂成績，梁漱溟更在意教人過社會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胡適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個子女，女兒五歲時夭折，長子胡祖望、小兒子胡思杜圍繞在江冬秀身邊，胡適忙于公務，無暇顧及。江冬秀雖然出身官宦之家，但僅讀了幾年私塾，又酷愛打牌，對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責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適雖然倡導“獨立、合群、重學”，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愛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適給胡祖望寫信，希望鍛煉他過獨立、合群、用功讀書的生活，其中說：“功課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趕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趕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課要考最優等，品行要列最優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這才是有志氣的孩子。”這時，胡祖望十歲，離開父母，獨自在外上學，父親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會感到“壓力山大”。次年，胡適即大失所望，接到學校發來的“成績欠佳”的報告單，怒道：“你的成績有八個‘4’，這是最壞的成績。你不覺得可恥嗎?你自己看看這表。”
最終，胡祖望雖然上過大學，但遠未達到胡適對他的期望;胡思杜讀了兩所大學都未能畢業，卻染上了不少壞習氣。晚年，胡適對秘書說：“娶太太，一定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別的方面有缺點，但對子女一定會好好管理教養的。母親有耐心，孩子沒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親的沒有耐心的關系。”可謂沉痛之語，意味深長。
在給江冬秀的信中，胡適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點不配做老子。平時不同他們親熱，只曉得責怪他們功課不好，習氣不好。祖望你交給我，不要罵他，要同他做朋友。”
豐子愷育有七個子女，他認為童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極力反對把孩子培養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豐子愷稱外出做事為“無聊”，和孩子們在一起則內心充滿歡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飯，唱小曲逗孩子，畫畫引孩子笑，和孩子們特別親近。有一次，長子瞻瞻要豐子愷抱他到車站去買香蕉，“滿滿地擒了兩手回來”，到家時，卻熟睡在父親肩頭，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豐子愷在《給我的孩子們》一文中感嘆：“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偽的!”
除了讓孩子在愛的空氣中自由成長，豐子愷還重視培養孩子的獨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與子女“約法”，強調最多的便是“獨立”，其中一條寫道：“大學畢業后，子女各自獨立生活，并無供養父母之義務，父母亦更無供給子女之義務。”同時，子女獨立后，要與父母分居，“雙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屬鄰誼性質，絕非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