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軍改的幾大亮點

從上世紀80年代百萬大裁軍開始，中國軍隊已經經歷三次比較大的軍改，第一次是1985年裁軍100萬，第二次是1999年裁軍50萬，第三次是進入21世紀以后裁軍20萬，這次裁軍之后中國軍隊員額230萬。去年9月份，*主席又宣布裁軍30萬，這意味著這次軍改后中國軍隊員額上還有200萬。

在喬良將軍看來，這一次軍改與前幾次不同在于，前幾次所謂軍改其實就是裁員，這一次也有裁員，但不僅僅是裁人頭和增減機構這么簡單。這次軍改最大特點是全軍上下全動，不是某幾個部門動，甚至是從中央軍委到野戰部隊都要動。四總部整編后變為了軍委內設的辦事機構，結束了以前在軍委之下另外設“四總部”這樣的領率機構層級，原來的小軍委大總部變成了今天的大軍委小總部，這也為中央*集中指揮、統一領導全軍鋪平了道路;也對于政出多門這種現象進行了抑制。以后軍令政令的政策規定都將出自中央軍委一家領導機關。這是從結構上實行調整，可以說是軍改的第一大亮點。

另外這次軍改也是我軍歷史上第一次從職能上把軍政和軍令部門分開，把行政管理和作戰指揮兩大職能分開，這是第二大亮點;第三大亮點是戰略支援部隊的成立，這相當于中國軍隊現在除了陸海空火四大軍種以外又有了第五大軍種。這個亮點不僅僅是又成立一支新的部隊，而在于中國對于現代戰爭有了深刻理解之后，實施的一個重要舉措。因為現代戰爭首先是網電空間的戰爭，而要爭奪網電空間，離不開天，就是太空，戰略支援部隊容納的就是這兩個方向。還有一個亮點就是陸軍司令部的成立，這解決了我們幾十年來沒能解決的老大難問題，第一次使中國的陸軍由七支陸軍，變成一支統一的陸軍，過去我們各個軍區平級相當于有七支陸軍，現在有一個統一的陸軍了。然后陸海空三軍并駕齊驅。這次軍改把我們過去許多模糊的和沒有厘清的頭緒基本上理清楚了，大的關系基本理順，這是我們把軍改推向深入的前提。

軍改同樣需要創新意識

喬良說：“過去談我軍組織機制改革時往往忽略兩個問題：一是總部過于龐大，有些總部的職能互相重疊，而總部過于龐大就容易產生官僚化。而且容易政出多門，讓下面的部隊無所適從，應接不暇，這就讓部隊拿不出更多的時間去考慮提升戰斗力的問題。二是大陸軍的問題。‘大陸軍主義’由來已久，它既記錄了我軍輝煌歷史，同時也成了未來我軍向小型、靈活、精準方向發展的障礙。”

28年前，喬良和劉亞洲、王湘穗一起寫了《關于中國軍隊改革的思考》，其中就建議成立中國陸軍司令部。當時決策部門認為條件不成熟，而所謂的條件不成熟大都背后隱藏著利益分配不好解決的問題，各個軍種都有自身的利益，還存在組織機制方面的一些問題。喬將軍認為，我軍很長時間一直是軍政軍令一體，這與我軍過去長期習慣了打游擊戰有關。游擊隊哪還顧得上軍政軍令分開?游擊作戰的“十六字訣”，要求的是統一指揮快速行動，因此需要“政令一體”。而軍政軍令分開是對正規軍隊的要求，那時候我們不與敵人正面作戰，也就不需要這樣一種體制。后來我們搞軍隊正規化又主要是學習前蘇聯的模式，前蘇軍的模式軍政軍令就是不分開的。這就是中國軍隊軍政軍令長期沒有分開的原因。

軍政軍令不分開的一個直接后果是，軍人晉升最主要的績效考核應該是考察其對部隊的戰斗力提升有何貢獻，如果軍政軍令不分開，那么掌握軍政軍令大權的人就可以對一名軍官這方面的能力給出一次性的評估，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這就使各位官兵們的前途幾乎完全仰賴于這些軍政軍令大權集于一身的長官。軍政軍令職能分開后，部隊的行政管理由行政首長負責，而官兵們作戰能力如何，對部隊戰斗力的提升有多大貢獻則由軍令部門來評估，它就不會是一個長官說了算。這樣一來，不同的評價體系不同的評估系統的使用，不僅對于官兵們的考核更全面，對官兵們的晉升也顯得更公平。

在把軍隊戰斗力擺在第一位的情況下，作為指揮官僅僅具備行管能力是不夠的。所以說這些舉措對中國下一步把軍改的成果持續深化有久遠的意義。不過，我們不能指望一次軍改就解決一切問題，此次軍改只是新的長征邁出的第一步，各種問題、矛盾的解決和化解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一步步來完成。有的制度改對了，要堅持下去，不可能什么地方都改對，不對的地方還要糾正過來。或者是對于沒有改對的地方既要糾正又不是回到起點，而是要發明設計一種新的形式，“我認為更多的是需要我們發現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后及時糾正，但不是回到原點。可以肯定，軍改更多的是發明設計新形態新模式、新的組織結構方式，軍改不僅僅是糾錯，同樣需要創新。”

改革可能遇到最大難點

用喬將軍的話來講，此次軍改最大的難點是“拆廟容易換人難”，“換人容易換腦難”。因為軍改成功與否不在于你“拆多少廟換多少人”，在于你能否改變制約軍隊進步的觀念。所以說我們把這次軍改看成是一次“騰籠換鳥”的話，那么它的落腳點就一定要落在“騰籠換腦”上，需要軍人境界的整體提升。大家都知道改變觀念重要，那么改變什么觀念呢?首先是要讓軍人知道不光是要牢記我們這支軍隊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聽黨指揮。但是最后還要落在軍隊能否打勝仗，而有了打勝仗這個目標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了嗎?不，還需要更加細化：為什么打勝仗?怎么打勝仗?

對于中國軍隊來講，是要為我國這個正在崛起中的國家全方位提供安全保障。國家利益的領域在拓展，利益邊界在拓展，國家的獲利方式在改變，比如中國產品走出去，中國人走出去，中國的貨幣走出去等問題，那么中國軍隊如何為此打勝仗，軍隊打勝仗跟這些是什么關系，不是說只給軍隊一個打勝仗的指標，軍隊能打勝仗就行。軍隊不理解這兩點就實現不了這個指標。

要想實現改換觀念，還有一點必須了解，世界上曾經和現在已經崛起的國家，他們是怎么做的，它們是如何通過軍事手段為它們的國家獲利的，它們是如何為這個國家的獲利去打仗的，如果對這些事情要都不了解空喊打勝仗，就是嘴上談兵，紙上談兵。思考這些問題將促成當代軍人觀念的改變。現在，早已不是簡單的保家衛國就能夠把我們這支軍隊的職能職責講清楚，單拿反恐作戰來說，有時候消滅恐怖分子，需要跨境作戰，這意味著我們軍隊的任務早已不是簡單局限在國門以內看家護院這么簡單。

那么，我們的軍隊有遠程投送能力嗎?有跨境作戰能力嗎?有在異域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自然條件下作戰的能力嗎?有能夠為中華民族的崛起、中國的全球化利益保駕護航的能力嗎?這些都是我們要重點思考的問題。現在中國軍隊已經開始走出去了，比如我們在印度洋打海盜、第一次派出作戰維和部隊，這些中國軍隊走出去的一小步，對中國軍隊來說卻是巨大的一步。以后類似的事情我們還會不斷遇到，軍隊的改革必須適應這一趨勢。

政治部門小而精絕非弱化政治工作

從革命戰爭年代至今，中國軍隊“支部建在連上、黨指揮槍”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但搞好部隊政治工作是否需要一個龐大的政治機構去保障，喬良認為這是兩個概念。現在軍隊的軍官可以說絕大部分都是黨員，他們也很講政治，不能理解為只有政治干部才講政治，因此，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不是一定需要通過一個龐大的政治機構才能實現，政治機構不一定要龐大，但是它的政治動員能力、思想動員能力、鼓動能力一定要強大，要實現小而精。所以這次總政治部變成軍委政治工作部，機構沒有原來那么龐大了，但是不等于政治工作弱化了，他至少由于機構比以前精簡而更加精干。

喬將軍告訴記者，我們首先要破除一個觀念：政治系統越龐大，政治思想工作就越強大，龐大不等于強大，而能不能強大主要取決于你的方式和工具。那么改革之后的政治工作，首先要改的是政工的話語體系，讓話語體系直指人心兵心，只有掌握了這樣的話語工具，政治動員能力、思想政治工作才會強大。我們傳統上那種四六句的方式曾經非常有效，因為我們過去的戰士文化程度比較低，通過幾句簡單的口號士氣就能動員起來，一次憶苦思甜大會，大家的戰斗熱情就被激發出來了。今天這些士兵文化程度較高，信息獲取渠道很多，再拿這么簡單的四六句小兒科的東西去引導部隊，很難服眾。如何能把今天的形勢，軍隊面臨的任務、國家面臨的未來，準確地表達出來，讓每名軍人都明白自己的崗位職責和使命。現在的士兵比我們父輩那一代軍人頭腦要復雜的多，視野要開闊的多，知識要豐富的多，現在拿教育我們父輩的那套方法教育我們的孫輩，怎么可能達到我們的目標?我們要正視面對一個前進中的世界和前進中的人，我們不能去削足適履，讓下一代人適應我們，而我們要適應下一代人。

所以說優良的傳統要繼承，如何繼承要花樣翻新，包括講英雄故事，講英雄壯舉，還要講英雄壯舉背后綿延不絕的精神。例如我們講抗美援朝英雄楊根思，我們的歷史教材是這樣說的，當美軍海軍陸戰隊沖上陣地洋洋得意地把他們的軍旗插在陣地上，可就在這時，一個人在一群志愿軍的尸體中搖搖晃晃地起來，抱著炸藥包沖向敵群與敵人同歸于盡，這人就是楊根思。而作為當時戰場親歷者的一名美軍士兵在回憶錄中寫道，這個人沒有拿著炸藥包沖向敵人而是沖向美軍的軍旗與軍旗同歸于盡。這說明什么，這是遠比炸死幾個美軍更加重要的精神上的勝利，炸掉你的軍旗向你宣示的是“我的精神永遠不可能被征服，而我永遠在精神上壓過你”，因為軍旗是一支軍隊精神的向征。你想想如果我們今天再講英雄故事時這樣去講，比起我們原先的教科書來，該是一種什么效果!它一定是可以直指人心，可以直指兵心。所以我們現在的思想政治工作怎能不使用最新的話語系統，不使用最新披露出來的史料?一味講述傳統的老段子，對于今天這些見多識廣的孩子們當然就會缺少打動人心的力量，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創新，軟實力一定要創新的根本要求。

此次軍改有助于部隊廉政建設

喬良認為，軍令軍政分開對于軍隊制約腐敗非常有利。歷史上各國軍隊，在軍令軍政不分開的情況下，都很難杜絕腐敗現象，軍政軍令分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分權體制，我們知道制約腐敗的一個重要手段其實就是分權，今天很多人在談軍政軍令分開時，更多的是從它有利于提升戰斗力有利于打勝仗來講，其實還忽略了一點，就是這種模式有利于抑制腐敗。

還比如軍法系統和軍事紀檢部門已經不在政治工作部的管轄范圍之內了，成為單一的機構，這對反腐來說也是意義深遠的，軍法系統從以前軍隊同級黨委管轄之下分離出來，這對于軍隊的嚴格執法、遏制腐敗很有好處。試想，軍法系統和軍事紀檢部門歸本級黨委領導，又怎么有效監管本級黨委?

喬將軍說，是否能大力促進部隊的廉政建設更重要是要看接下來出臺的政策和制度設計。中國歷朝歷代不管在早中期出現多少盛世，最后幾乎都完結于腐敗，軍隊也是如此，早期再輝煌不等于能把這種輝煌持續到晚期。原因何在，我們沒有意識到，雖然我們在一直想努力地防范腐敗，但是我們在制度設計上總是把道德規范和嚴刑峻法聯系起來，我們以為一方面提高人們道德水平，一方面提高嚴刑峻法人們就不會腐敗，可是歷代都是用這個辦法為什么腐敗還層出不窮，這就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人是個體生物，天然就會有個體的欲求，這些不是靠道德能夠填飽的，雖然嚴刑峻法可以從某種程度抑制它，但是也不能根除它。高尚的道德規范可以讓那些自律的圣人做到，而大部分的人是做不到的。因此合理的制度設計是：基本滿足人們合理的需求，又有嚴刑峻法與之配合，所以說只拿道德規范與嚴刑峻法配合，還是拿滿足人的基本需求與嚴刑峻法配合，這是兩個不同的思路，所以我們下一步的制度設計必須深刻思考這些問題，我認為，后者應當才是我們反腐制度設計的出路。

軍改提升戰力要通過遠程投送能力檢驗

喬將軍接著說，此次軍改，首先要解決統一號令統一指揮聽命于黨中央聽命于最高統帥的問題，不能讓官僚層級太多層層分解軍隊的統一號令，和最高統帥的統一指揮，但最后的落腳點是軍隊要具備多種能力，其中軍隊的遠程投送能力是最大的考驗。你能不能打仗要看你的遠程投送能力，你能不能在國家最需要你的地方打仗，這更考驗你的遠程投送能力，你能不能在遠離國家的最遠端打仗考驗的還是你的遠程投送能力。因為遠程投送能力不僅要看你能否把軍隊運到遠離國土的地方，還要考慮運到那里能不能打仗，這就要求軍隊有很強的素質，既能打還能走，而且走到哪兒都能打。遠程投送能力要求軍隊的保障遠比在國內打仗時高得多，而且這個遠程投送能力和綜合國力的提升是同步的事情，密切相關。

現在我國在制造大型運輸機、大型運輸船方面都有令世人瞠目的進步，中國國力的增強使我們在這方面能夠做的事情越來越多，一是中國走出去對軍隊的需求變強了，自然向軍隊的傾斜也就會加強，中國是一個制造業大國，但我們的資源不足，我們國家在上游需要資源國家的資源，在下游需要產品市場的市場，當我們把資源運回國后變成產品，我們又要把產品運向全球的市場，我們是一個中游國家，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存在是個全球化的存在，這樣我們對海外基地的需求就會大大增加，這就必然要求中國軍隊跨出國門的遠程投送能力，也要相應大幅度提升。

借鑒外軍更要考慮中國軍隊的特點

此次軍改，我們也借鑒了外軍的機制。喬將軍說，軍令軍政分開，我們肯定會學習美國和西方軍隊的一些做法，戰區制是學習美軍，五大軍種并列是學習俄軍。軍改后建立的機制一部分借鑒外軍是必要的，但更多地還是考慮到中國軍隊自身的需求和特點。另外軍隊機制的變化和人員成分的變化與武器裝備的變化有直接的關系。武器裝備的變化必然要導致人員成分體制機制的變化。現在各種新式裝備陸續來到部隊，軍隊體制機制怎么可能不變化呢?之所以要借鑒外軍，是因為外軍有成功的經驗，許多裝備都是外軍先擁有，他們的裝備是跟人員結構相匹配的。我們有了這樣的裝備也必須有相應人員結構的改變、編制體制的改變。對手既然在這樣武器裝備的情況下做出這樣的體制編制，它是經過實踐實戰檢驗的，在這方面的借鑒沒有階級屬性，也沒有敵我之別，它是客觀需求所牽引。

從中國軍隊已經30多年沒有打仗或沒有打稍大規模的戰爭看，我們的確沒有一個檢驗軍隊戰斗力的機會，檢驗戰斗力首先是在戰場上，其次是在演習場上，再次才是在訓練場上。我們在過去的30年里，大部分軍隊的戰斗力只能在訓練場上檢驗，只有近十年來才在演習場上檢驗，但始終沒在戰場上檢驗。那么我們就沒有足夠的經驗和教訓加以總結。按照喬將軍的話講，這次軍隊的改革，我們只能在看別人怎么打仗的情況下照葫蘆畫瓢，這是我們軍改的一個重大的缺陷，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先軍改然后準備我們將來可能打的仗。世界各國的軍改一般都是在打過一仗后才進行，往往還是打了敗仗的軍隊軍改更徹底，因為它痛定思痛。我們今天痛在100年前甲午戰爭，痛在70年前抗日戰爭，因此我們現在人許多軍改之痛往往是從百年前，70年前的恥辱中尋找我們的痛，新中國的軍隊還沒有今天的痛，但是我們在還沒有痛的情況下就已經有危機感這是個好事情，因為現在“三海”的威脅和西部分裂主義勢力的冒頭，已經使我們警覺，實施軍改，這可以看出是中央的一種深謀遠慮。

軍改也是國人共同的期盼共同的呼聲，這一問題上可以做到上下同心，這在當今中國人的思想越來越紛繁復雜，人們的訴求越來越多樣化，個人的選擇越來越多樣性的情況下，是不多見的，這是中國軍隊改革最有利的心理因素，說明水已到，渠將成。這是非常積極的因素。再加上此前軍隊反腐，踢倒了軍隊改革的第一大障礙，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預期各種軍隊改革舉措陸續出臺就有了實現的可能性。但是，基礎具備了頭三腳也踢開了，最后的結果怎么樣，這次軍改能走多遠，能不能完全達到預期的目的，包括建立陸軍司令部、實現戰區制、建立新的軍兵種部隊，這些舉措最終會不會流于形式，還是能使軍隊有實質性的改變，它的指標最后都要落在戰斗力的提升上，而這一步比開始軍改還要困難。因為編制體制是可以在一夜間改變的，執行這些編制體制的人卻不會一夜改變;就算執行這些編制體制的人可以一夜間換掉，但新換的人頭腦也不可能一夜間改換。

雖說是頭三腳難踢，更重要還是頭三腳踢完之后改革之路怎么走。美軍從越南戰場上回來后就一直在改革，現在已經改了40年，美軍改革的步伐還沒有停下來。中國從百萬大裁軍開始改到現在也改了30年了，而我們只能說中國軍隊的實質性改革從現在才開始。所以說，我們要做好這樣的心理準備，軍改是一個持續進程，當我們把這一輪改革目標全部實現之后，中國軍隊還要面臨新的改革，不是說一次改革就能讓部隊具備預期的戰斗力，軍隊的改革要持續不斷的隨時隨地的進行下去，要隨著各種環境因素和戰斗力標準的不斷提升，而不斷實施改革，這就意味著軍隊改革是一場沒有盡頭的馬拉松，他永遠要跟著國家需求走，永遠跟著新的的戰斗力標準走，一直走到人類不再有戰爭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