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干部圈子文化對照檢查材料精選篇

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7月19日上午，省政府召開黨組會議，深入學系列重要講話特別是關于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重要指示精神，圍繞整治“圈子文化”進行專題學習討論，聽取關于省政府機關開展“兩學一做”教育情況的匯報，審議《省政府領導班子對照檢查材料》。省政府黨組書記、省長陳求發主持會議并講話。 會上，省政府黨組成員從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高度，緊密聯系各自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實際，把自己擺進去，談認識、談體會，深刻剖析“圈子文化”產生的巨大危害和惡劣影響，進一步統一思想，明辨是非，提高認識。 會議指出，黨的政治紀律是全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動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約束，是黨的全部紀律的核心。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必須從遵守和維護黨章入手，牢固樹立黨章意識，用黨章規范自己的言行，真正做到在任何情況下，政治信仰不變、政治立場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堅持不忘初心，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會議強調，要抓好中央巡視組反饋意見的整改落實，整治“圈子文化”，認清其惡劣性質和嚴重危害，堅決肅清其消極影響，凈化和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和從政環境。一要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夯實管黨治黨責任，省政府黨組要扛起全面從嚴治黨政治責任，在省政府系統大力營造旗幟鮮明講政治、從嚴從緊抓紀律的氛圍，從政治上鏟除“圈子文化”的滋生土壤。二要創新體制機制，扎牢制度籠子，堅持高標準和守底線相結合，嚴格尊崇黨章，嚴格執行廉潔自律準則和黨紀處分條例等黨內法規，從制度上破解“圈子文化”的生存空間。三要強化黨內監督，狠抓執紀監督，維護黨紀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從監督上消除“圈子文化”的形成條件。四要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筑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想之舵，從思想上清除“圈子文化”的生成基礎。五要嚴格執行干部任用條例，牢固樹立正確用人導向，按照 “三嚴三實”、“忠誠、干凈、擔當”、“講誠信、懂規矩、守紀律”的要求，把好干部精心培養起來、及時發現出來、合理使用起來，從組織上根除“圈子文化”的依附關系;同時，要加大干部交流力度，鏟除“圈子文化”形成的人文環境。

黨員干部圈子文化對照檢查材料精選篇

遼寧省委最近召開的 一次常委擴大會議，議題很特別—— 專題研究整治“圈子文化”和拉幫結派問題。

中央巡視結束之后，針對某一特定問題進行“專題研究整治”，這是十八大以來的第一次，可謂遼寧省委的自選動作。會議指出，要嚴肅認真對待中央巡視組指出的“圈子文化”和拉幫結派問題，嚴肅黨內政治生活 ，從嚴從實召開民主生活會， 以王珉、蘇宏章、王陽、陳鐵新等反面典型為鏡鑒，深刻汲取教訓，深入查擺剖析。

發現，上文點名的幾個人在搞“小圈子”、拉幫結派方面都是老手。王珉在吉林當省委書記時，有一名得力干將——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田學仁。田任職地方期間，口碑不好，坊間關于其受賄賣官的傳聞很多。王珉卻不管不顧，讓田主抓國企改革。2011年田學仁落馬后，被證實在國企改制中存在大量權錢交易。

黨員干部圈子文化對照檢查材料精選篇

2011年11月，沈陽市委副書記蘇宏章在遼寧省黨代會上“意外”當選省委常委。今年4月，蘇宏章落馬。據《中國經營報》披露，蘇的家中搜出的現金數額驚人，隨著調查的深入，他向上級領導送價值大額的黃金制品一事亦浮出水面。目前，該領導已被中紀委通報，接受組織調查，并被免去職務。

王陽在鞍山任市長期間，與市委書記谷春立不和，被當地人稱為“一個槽子拴不住兩個叫驢”。王陽背后有某山西籍大人物，他經常與對方通電話，甚至在開會中谷春立講話時，他也照打不誤。據媒體報道，谷春立制止王陽打電話，第一次勸，王陽沒搭理，再次制止他時說：“別打電話了，咱們這開會呢。”王陽說：“你知道什么玩意，你知道我和誰通電話呢?”

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 此前曾介紹過： 5月29日，中央第三巡視組向遼寧反饋巡視“回頭看”情況。遼寧的反映速度、整改標準讓人眼前一亮：反饋當天，省委就召開了常委會，部署整改工作。五天后，省委再次召開常委會討論此事，從下午兩點半一直開到了晚上六點半。會議既有全面部署，又有查擺問題，還有專項攻堅，可見重視程度。

反腐不是一陣風，巡視也不是一陣風。但在某些地方，存在干部“巡視時哆嗦，巡視完得瑟”的情況，巡視組一走就萬事大吉、依然故我。正因為此，中央才會部署“回頭看”，對上一輪巡視的整改情況進行檢查，杜絕“屢巡未改”問題。

中央巡視組已完成了對遼寧、山東、安徽、湖南四個省份的首批“回頭看”。從“回頭看”問題清單中可以發現，各地均有對上輪巡視整改不到位的情況，違規經商、“雁過拔毛”、干部“小圈子”、違規用人等一些老問題巡而未改。這反映了一些地方黨委沒有跟上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步伐，思想深處未能引起足夠重視。

昨天，中國電信原董事長常小兵被“雙開”，中紀委通報明確指出其“對中央巡視組反饋的問題整改落實不力”。這一提法，在中管干部中屬于首例。中紀委通報向來惜字如金、指向明確，在第二輪巡視“回頭看”啟動之時拿出這個反面典型，其中震懾之意不言自明。

遼寧是首批 “ 回頭看 ” 省份之一。上一輪巡視整改時，王珉時任省委書記，而后自己也落馬，由他主持巡視整改工作，確難讓人放心，也難怪中央要啟動“回頭看”了。如今，新的省委班子如此扎實推動整改，新氣象、新面貌、新作風，讓人眼前一亮。

黨員干部圈子文化對照檢查材料精選篇

報道7月15日，省人大常委會黨組中心組(擴大)舉行學習會議，圍繞堅決破除“小圈子”、搞“幫派”積弊，自覺抵制“圈子文化”問題進行專題研討。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任李峰主持會議并講話。

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分別聯系各自思想、工作、生活實際，進行了深入思考，既深刻認識到了“圈子文化”的嚴重危害，也提出了破除“小圈子”、搞“幫派”積弊的意見建議，使思想達到高度統一，進一步堅定了立場。

會議指出，整治“圈子文化”迫在眉睫，必須旗幟鮮明、態度堅決、措施有力地對“圈子文化”予以清除和抵制。整治“圈子文化”，是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的必然要求，是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不斷推向深入的重要舉措;是凈化遼寧政治生態的關鍵之舉，是營造良好從政環境的迫切要求;是省人大常委會黨組履行主體責任的重要體現。要毫不松懈，繼續堅持問題導向，整改追責、警示教育、建章立制三管齊下，當前堅決整改、長遠有效防范。

黨員干部圈子文化對照檢查材料精選篇

【摘要】 “差序格局”的文化心理產生了“圈子”現象，圈子既可為善也可為惡。問題不在關系本身，而在于一個沒有底線的社會中，任何治理手段，關系也罷、法律也罷，都會被濫用。

【關鍵詞】 社會關系 社會治理 圈子文化 【中圖分類號】 C912 【文獻標識碼】A

從古至今，圈子文化就是政治文化中一道獨特的風景。在官場，個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因此“聰明人”往往會認清陣營和形勢，想辦法進入某個圈子，如此才有發展前途;身居一定位置的，也必須要建立起自己的圈子，方能產生影響，做成想做之事。

“圈子”盛行的文化基礎

我們不禁要問，圈子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對于中國社會的人際關系格局形成原理的分析有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而形成這種“差序格局”的文化基礎，就是梁漱溟所談的“家倫理本位”文化。正如《論語》里所講述的，對于父親偷羊的正確處理方式應該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就是誠實是應該的，但在特殊情境下父為子、子為父說了謊，還是能被接受的 。儒家是以“己”為起點從親人間的“孝悌”入手推廣到他人，這種思想應用到日常人倫中，愛變得有差等，于是形成了社會關系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的文化心理讓中國社會的各個地方都形成了“圈子”現象，尤其是在商場、官場上，那些有資源、有權力的人形成的小圈子更可成為有足夠實力的小團體。既可以為善，變成辦事有效率、有效能的團隊，一加一大于二，發揮小集體的戰斗力;也可以為惡，將權力私人化，為小集團的利益不惜損害整體利益。善惡之間，關鍵就取決于小圈子里從領袖到成員，其行為有沒有底線、有沒有愿景、能不能做到“禮法并治”，也就是說，有沒有大家都會遵守的非正式規范或正式法則，并能有效地動態平衡禮與法的矛盾，化解原則與利益的沖突，以及平衡圈內圈外的不同利益。

“圈子”與良性治理的矛盾

“圈子”由關系連接而成，當極端的情況出現的時候，搞關系的人會用一切手段來拉近自己與圈子中核心人物的距離，從而換取最大利益。因此我們看到，不論是政界、商界，還是文化界、學術界乃至普通百姓，人人似乎都以自己屬于某個圈子為榮，想盡辦法進入圈子，尋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依靠圈子的力量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在極端情況下，法律、道德往往讓位于圈子的利益，公共權力成為各種圈子的私家領地。種種這些，都對社會的良性治理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對此，有人主張用法治取代德治，有人主張去關系化，還有人主張以契約道德取代傳統道德。盡管目前社會上存在法治不彰的現象，加強法制建設也是應該的，但是要用法來取代道德，或以契約交易的關系取代講仁義、講博愛的人際關系，則既違背了中國人的民族性，也會喪失良善的人際關系而帶給社會的善治，可謂因噎廢食，得不償失。

從古至今，“徒法不足以自行”這一觀念就被印證是正確的。去關系化的社會，只會讓人變成原子化的個人。用契約道德取代傳統道德，是將人與人的關系用買賣交易這種工具性的關系來置換講仁義、講博愛的情感性關系，這種主張更是違背了我們骨子里面的仁愛情感。事實上，是我們的社會沒了底線，錯誤地使用關系，才造成了很多“關系社會”、“人情社會”的負面結果——問題不在關系本身，而在于一個沒有底線的社會中，任何治理手段，關系也罷、法律也罷，都會被濫用。“關系社會”、“人情社會”有它的優勢，也有它的缺點，我們應該客觀地分析研究，找到發揮其優勢、減少其缺點的治理之道。

事實上，那種主張以法律取代道德、以契約關系取代情感關系或是去關系化的做法，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不切實際的。一方面是因為“圈子”這個現象并非中國所獨有，即使是處處講求法治的美國也意識到其重要性，也才因此發展出了對社會網的理論分析，如今在美國，社會網結構和關系研究已成為顯學;另一方面，任何社會只要沒了底線，任何治理手段都可能成為作惡的工具，崇尚法治的美國同樣有安然案、安達信(美國最大的會計事務所)造假案，以及華爾街肥貓們有意設計有毒資產進而引發金融海嘯等不法行為。盡管如此，我們也都知道這些并不是法治的錯，同樣的，為一己之私、追逐小圈子利益而犧牲社會整體利益的現象也不是圈子和關系本身的錯，而是貪婪縱欲、好大喜功又短視近利的錯。社會也罷、組織也罷，要實現良性治理，需要做的不是消滅圈子，也不是簡單照搬照抄西方的治理體系，而是要順應中國的社會現實，充分了解這種“圈子文化”，通過制度的改良和優化最終實現良性治理。

“圈子文化”的改良方向：自組織與自治理

所謂“自組織”，是與被一個權力主體指定成立并賦予任務的“他組織”相對而言的，在管理學中通常指 “網絡”，社會學中則常常是指 “社區”或“社群”①。人際關系會帶來信任，信任的存在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以信任關系為基礎的自組織治理模式則是良善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環。簡言之，中國人的圈子文化可以為惡，使公共權力私人化，也可以為善，形成很多自組織團體——表現在組織內會是最有活力、戰斗力與創意的團隊，表現在社會上則是現代復雜社會中的公民團體，如職業、行業協會、慈善團體、社區組織、各類興趣俱樂部等等，可以其內部的社群規范與倫理建構出自治的良好秩序。如何揚其惡而發其善?古老的中庸之道其實正提供了我們需要的智慧。

中庸的第一條就是“放”，運用于現代自組織治理模式，就是給予社群一定的發展空間，借以形成社群倫理，靠社群內部的相互監督形成自律的風氣。找到合適的方法開放自組織，也可以讓多元的聲音找到一個合理的表達渠道，找到合法、公開的利益代言人，形成一定的公開發言權，相互競爭又相互融合，而不是抱團暗斗，奪權謀私。這樣，通過合法的、公開的團體，將圈子文化引向一個健康的發展軌道，讓公共權力回歸到本來的軌道，最終實現良性的治理。

中庸的第二條是“誠”，中庸之道從天下至誠開始，只有真誠才能建立愿景、價值觀和團體文化。如此，自組織的圈子成員才有行為的規范與行動的方向，可以自治，自定目標、自選工作，正面發揮圈子的功能，而不會沒有底線地抱團循私。

中庸的第三條原則是“以身作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從領導開始上下一致守法、上下一致守禮，愿景、價值觀和文化才會真正深入人心，法制與規范才會得到大家的共同尊重與遵守。

中庸的第四條原則是“動態平衡”，即要尋求治理模式在動態中的平衡。自上而下的層級控制要有節度，自下而上的自組織也要有節度，在層級治理和自組織治理之間把握一個平衡點。作為圈子核心人物的領導者也要保持好圈內與圈外的平衡。一個小團體的核心人物，可能也是一個更大的網絡的核心人物，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只考慮小圈子里面人的權利，而應該把均分的原則運用到更大的層面上去，隨時動態平衡情感性與工具性動機，平衡人情法則與均分法則，平衡圈內與圈外利益，時而三七分、時而五五分、時而六四分，總之要在底線之上動態調整。

《尚書·大禹謨》中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相信放開自組織之門，強化社群精神，建立社群規范，并掌握層級與自組織之間的動態平衡，我們的圈子文化就不僅不會造成權力的異化，反而會成為國家和社會良性治理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