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干部講政治守法紀知敬畏強作風存在問題清單1】

對于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行為可以根據其在承擔政治責任時的意識狀況和主觀意愿分為兩種形式：積極承擔政治責任和消極承擔政治責任。所謂積極承擔政治責任即領導干部在主觀意識上達到了應有的高度，認識到承擔自己行為所引發的政治責任是必需的，是主動完成“在其位，謀其政，承其責”的合理行為。反之，則是消極承擔政治責任。

當前部分領導干部政治責任意識不強的表現

當前部分領導干部政治責任意識不強的突出表現是忽視思想政治工作，體會不到思想政治工作這條“生命線”的現實價值，看不清自己應履行的政治責任，工作上追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積極進取，反而得過且過，將功勞千方百計攬到自己身上，而對于工作中應該承擔的責任，卻是百般推諉，甚至放棄責任;也有部分領導干部知道要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但研究不深入，措施不得力，沒有真正落實自己的政治責任。實踐證明淡忘政治責任，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就會釀成大錯。

另一種表現是：凡事均“下不為例”，不能做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孟子?滕文公下》)。個別領導干部在“政績”和政治前途的誘惑下，在重大決策項目上，在重大工程建設中，違背基本的決策規律和管理規律，上馬大量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造成了巨大的浪費。以權代法、以言代法既沒有使部分領導干部受到應有的處分，也免去了部分領導干部的刑事責任，這部分領導干部就是孔子所說的“鄉愿，德之賊也”。領導干部不能切實履行批評的政治責任，“放棄批評，就等于放棄了領導干部的責任;丟掉批評，就意味著丟棄了自己守衛的那塊陣地。尤其是在當前建立和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新形勢下，各級都面臨著‘酒紅燈綠’和腐敗思想文化侵蝕的嚴峻考驗。在這種情況下，各級領導干部切實履行批評的政治責任，就顯得更為迫切、更為現實”。①

政治責任意識不強的最嚴重表現是完全放棄自己的政治責任，不僅不履行，反而是起破壞作用。比如領導干部的腐敗行為，濫用職權、營私舞弊、敗壞綱紀，不但不履行自己應當履行的政治責任，反而是處處破壞，使政府運行機制發生病變，更使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損害，使黨的形象遭到破壞，其負面影響是極其惡劣的。

當前部分領導干部政治責任意識不強的原因

當前部分領導干部政治責任意識不強與其缺乏政治知識有關。一方面：政治知識是增強政治責任的物質基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喜歡談論政治，越有影響政府決策的意識和能力。新形勢下，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各級領導干部必須跟隨時代的變化，大興學習政治知識之風，切實提高自身政治素質，努力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干部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十七大報告和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另一方面，政治責任有助于內化、提升政治知識，一個人有了政治知識并不意味著就一定有很強的政治責任，要將政治知識內化為政治責任。中國古代提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就是要增強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精神上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同樣的，精神上的政治責任是最有效的政治責任，唯有領導干部在精神上養成責任意識，才能真正地在行動中承擔其政治責任。

當前部分領導干部政治責任感不強還與其自身的道德修養、理論水平有關。某些領導干部道德修養水平不高，表現在一些與自己的年齡、身份不符的不文明用語常常脫口而出;基本的理論素質不強，開會發言由秘書寫稿、自己念稿、要求別人記稿，不能做到活學活用，不能以自己的知識涵養使別人欽佩。由于受轉型時期社會大氣候的影響，領導干部中的少數個人功利思想嚴重，以權謀私時有發生，這是消極承擔自己的政治責任，是某些領導干部政治責任意識不強的明顯寫照。

當前部分領導干部政治責任意識不強也與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有關。機制問題是關鍵，機制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機制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因而，監督制約機制的缺乏是領導干部政治責任意識不強的重要外因。

培養領導干部政治責任意識的有效途徑

加強領導干部學習古人“慎獨”精神的自覺性。楊震深夜拒金的故事在歷史上傳為美談,當今領導干部學習古人的精神品質，做到慎獨、慎權、慎欲、慎微。領導干部要切實學習領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實質，認識到群眾利益無小事�！懊袷虏豢删徱病币馑际钦f：“關心人民的生活是最緊迫的事”《孟子?滕文公上》。同樣在《孟子?梁惠王上》也有論述要求關心人民的疾苦，“文王以民力為臺而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古又能樂也。”②周文王能夠和民眾一起享受快樂，所以他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快樂。

與此同時也需要加強

對領導干部政治素質的培養。領導干部政治責任的培養及提升并不是一日之功，尤其是對于我國這樣一個曾經歷過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國家來說，領導干部要切實摒棄傳統思想遺毒的侵害，主動積極地汲取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講求道德教化，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行，那么就會“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不會出現部分官員因道德品質低而導致的政治責任缺失的事情發生。

領導干部提高自身的理論素質水平離不開學習，當前主要是加深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認識和領會。將其貫徹到自身的工作中去。

加強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約監督機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基本上認定人性是善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對人的要求是訴諸于道德自律，而沒有過多地強調從制度上加以制約監督。因此在增強領導干部自律的同時，仍需要加強外部的監督制約機制建設，通過外在制度的完善來規約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從我國的國情出發，通過建立健全各種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運作規范的規章制度并嚴格加以執行，從而對領導干部進行有效監督，以此來增強其政治責任感，是切實可行的。

加強領導干部自身修養，樹立勇于承擔政治責任的榜樣�！盾髯�?君道》“君也，儀也;民者，景也。儀正而景正�！薄墩撜Z?子路》“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墨子?經說上》“令，非身弗行”所論述的均是指領導干部要以身作責，領好頭，表好率的問題。領導干部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以此為日常工作的箴言，激勵自己盡職盡責地履行好政府官員的政治責任。

【黨員干部講政治守法紀知敬畏強作風存在問題清單2】

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黨內法規制度執行狀況仍不容樂觀，在一些地方和單位、一些黨員干部中，制度意識比較淡薄，遵規守紀的自覺尚未形成，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制定、輕執行”問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現象時有發生。主要表現在以下8個方面：

遇事忘法、拋在腦后。調查顯示，認為黨員干部、黨員領導干部“遇事想不起按法規制度辦”的，分別占58.10%、45.86%�，F實中，淡忘法規制度，單憑主觀意志辦事的現象仍然存在：有的研究工作，不是先看有哪些制度、是怎樣規定的，而是拍腦袋、想當然;有的一件事情做完了，才想起還有制度規定、工作程序，往往事后補一補相關手續了事;有的認為法規制度是業務部門、具體工作人員的事，不用自己去操心，聽聽匯報就行了;有的整天說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但說起來漂亮、喊起來響亮、做起來掛空擋;有的錯誤以為黨內法規大多是道德性約束，偶爾越一次規不要緊，存在僥幸心理。更為嚴重的是，極少數人目無組織、目無法紀，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什么話都敢說，什么事都敢干。比如，在湖南衡陽破壞選舉案、四川南充賄選案中，那么多領導干部、人大代表、黨代會代表一起堂而皇之大肆賄選，憲法法律和黨章在他們心里成了一張廢紙。

“制度政績”、裝點門面。如果為建制度而建制度，把出臺制度當成出政績的捷徑，制度就會流于形式、不起作用。有的把制度建設作為創新的看點、應對考核的“加分點”，只重數量、不重質量，只求跟得緊、不求落得實。有的制定時轟轟烈烈，下發后束之高閣，即使偶有督促檢查，也是時緊時松，制度出臺之日便是終結之時。還有的制定制度只是為了完成任務、應付上級，滿足于制度出了、文件發了，至于效果如何很少關心、過問。比如，在黨內集中教育活動中，有的地方為了建立長效機制，出臺了很多規定、辦法，但真正管用的并不多。

打折變通、選擇執行。調查表明，從黨員干部方面看，認為“搞選擇、做變通”的占73.18%，排在第一位。在制度執行上，有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增加收益、規避風險上，對己有利的用好用足，對己不利的千方百計規避躲避。比如，一些單位搞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最大化，利用一切機會搶地盤、爭資源，總想著本單位升格、擴編、加人，減別人不能減自己。有的把制度當成橡皮泥，合意的就遵守、不合意的就規避;容易的就執行、有難度的就拖著辦;要求嚴時就照辦、約束不嚴時就不執行，使政策制度在執行過程中走了樣兒。比如，《干部任用條例》和《黨政領導干部交流工作規定》，對選拔任用領導干部的基本原則、基本條件、任職資格和交流情形都作了明確規定，實際工作中卻存在不少違反規定的現象。像湖南湘潭縣一名副縣長5年換了6個單位9個崗位，江西鷹潭市一名團市委書記8年橫跨兩省5地換了8個崗位，就把年輕干部培養選拔搞偏了。執行上搞了“選擇”、做了“變通”，制度就會出現零效力甚至是負效力，成為稻草人、紙老虎。

降格以求、跑冒滴漏�！叭》ㄓ谏�，僅得為中;取法于中，故為其下�！睒藴蕸Q定質量，制度執行只有堅持高標準，才有實施的高質量。有的只求過得去，不求過得硬，一項制度規定下來，文件學一學、要求提一提，沒有拿出貫徹落實的真招實招。有的存在何必當真的觀念、干一下得了的想法、得過且過的心態，覺得不就是那么回事嘛，混一陣子、挺一陣子就過去了。比如，光我們管住吃喝、管住自己這張嘴，改革開放以后，嚴到當時“四菜一湯”定價不超過多少錢，到后來暢通無阻、肆無忌憚，天價宴會，造成那么大的反彈，就是不講認真、層層“放水”的結果。還有的擅自放低門檻、降低標準。比如，有的將干部提拔的任職年限隨意縮短，有的將企業因工作需要留用人員的年齡界限隨意拔高，有的將僅適用于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政策擴大到省級扶貧重點縣。事實表明，執行標準松一寸，制度實效就散一尺，政策的嚴肅性、權威性就打了一分折扣。

搞了特殊、下不為例。堅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執行制度沒有例外，不留“暗門”、不開“天窗”，制度才能真正成為硬約束。有的“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以言代法、以權壓法，信奉“黑頭不如紅頭、紅頭不如白頭、白頭不如口頭”。有的總認為高人一等，忘乎所以，妄自尊大，行使權力無所顧忌、無法無天。有的執行制度“對人不對己”，追究責任“追下不追上”，查處問題“對下不對上”，搞“看人下菜”。還有的對違反黨規黨紀的人和事，睜只眼閉只眼，執行制度失之于寬、失之于軟，不敢問責，怕得罪人。比如，黨內政治生活制度和組織生活制度，過去堅持得很好，后來慢慢變味，經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又嚴肅起來，這說明并不是制度不好，而是執行者不認真。問卷調查顯示，從黨員干部方面看，認為“領導干部搞特殊、搞例外”的占73.18%;從黨員領導干部方面看，認為“對違規行為睜只眼閉只眼”的占44.38%; 從黨組織方面看，認為“情大于法，搞下不為例”的占36.59%。

只問結果、不講程序。程序正義是實質正義的必要條件，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有的信奉“擺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穩定、沒事就是本事”，動不動就是“我不管你怎么辦，我只要結果”，把程序規定拋在一邊，甚至認為這是有魄力、會辦事的表現。有的輕視程序，認為走程序繁瑣、麻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省則省。比如，某省近兩年幾名市長轉任市委書記、市委副書記提任市委書記，沒有進行組織考察或任前公示;個別市長在任前公示尚未結束時即宣布任職，最短的僅公示了2天;一些地方廳局級、縣處級非領導職務轉任同級領導職務沒有進行民主推薦。比如，有的地方和部門一把手為實現個人意圖，形式上也召開常委會或黨組會進行民主決策，實際上在會前就通過暗示、授意等方式“統一思想”，把個人意志變為集體決定。問卷調查顯示，從黨員干部、黨員領導干部、黨組織方面看，認為“把工作干好就行，程序并不重要”影響制度執行力的，分別占37.20%、64.40%、50.56%。

推諉扯皮、空擋斷線。制度執行往往牽涉面廣，需要統籌協調、協同配合，才能形成綜合效應。制度執行過程中，有的抱著自己那些所謂利益不放，不考慮全局利益，相互扯皮甚至“依法打架”。比如，黨管干部是干部工作的根本原則，干部怎么選、怎么配是組織上的事。但在有的地方搞成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提拔本地本單位的干部，再差也要把他推上去，外來的干部再好也想方設法頂回去，存在“派不出、調不進”的現象。大家普遍反映，當前干部交流不暢，“好”部門的不愿到“差”部門去，發達地方的不愿到落后地方去，機關里的不愿到基層去。有的不是無條件執行，而是“三思后行”，困難的尤其是要啃硬骨頭的，就千方百計推遲落實，讓一些制度始終“走在路上”。

片面執行、過猶不及。黨內法規制度是經過精心考慮、精密設計的，科學正確地執行，才能發揮出應有的效用。有的缺乏完整準確的理解和把握，盲人摸象，抓住一點、不及其余。有的不顧實際、層層加碼，弄得適得其反。比如，一些地方和單位抓改進作風，搞成了“上面害病，基層吃藥”，“領導腐敗，群眾倒霉”，一些正當的福利補助甚至值班津貼都被取消了。再比如，為解決“四唯”問題，新修訂的《干部任用條例》提出了一些針對性的措施，實際操作中卻有走過頭的現象，說不唯票了就干脆不看票了，說不唯分了就一律不搞競爭性選拔了，說不唯年齡了就不重視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了，說不唯GDP了就不注重科學發展實績了。還比如，有的整治裸官問題，搞一刀切、一風吹，盲目擴大化，甚至把“*”專家也作為裸官清理了。執行制度一定要懂得過猶不及的道理，如果脫離實際，一哄而上、層層加碼，是會帶來負面效果的，也是難以長久堅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