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的具體表現一
圈子原本的一種含義是指人與人因為相同興趣、經歷或其他目的而結合成的非正式團體。志同道合而相聚一起，或結伴臨溪，流觴曲水，或坐而論道，疑義相析，都不失為一種人生樂趣。但是當下社會和官場上流行的圈子卻完全脫離了志趣的主題和情感的聯合。不少人削尖腦袋鉆進圈子，想方設法經營圈子，千方百計擴大圈子，形成了一種畸形繁榮的“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最注重界限。圈子看似松散，但卻“畫圈為牢”，水潑不進，針插不入。不管人與人關系多么錯綜復雜，一個人進沒進圈子，是誰的圈子卻分得一清二楚。在圈子內，可以呼朋引伴，稱兄道弟，觥籌交錯，互相照應，彼此絕對心照不宣;但對圈子外，或冷若冰霜，形同陌路，或表面和氣，暗中使絆，乃至排斥打擊，落井下石，斗爭起來毫不手軟。讓人感嘆圈內圈外是“兩重天”。
“圈子文化”很講究中心。圈子實行的是家長制。圈子中的人際關系如同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描寫的“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波紋的中心就是圈子的“家長”。“家長”掌控著圈子內外部資源的獲取分配和圈子的運作，圈子其他成員只能唯“家長”馬首是瞻，老老實實服從指示。圈子還實行等級制。圈子之內誰是老大，誰是心腹，誰是馬仔，誰也不會搞混。“上下有等、尊卑有序、貴賤有別”之類在圈子中最適用。
“圈子文化”最關鍵的是規矩。這種規矩是潛規則，擺不到臺面上，也落不到紙面上，但是誰要敢壞了規矩，那今后肯定是在圈子里“混”不下去了。圈內圈外，第一位的規矩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圈內人要是混出了名堂，必定要彼此拉一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要是出了問題，則必定要統一口徑，百般包庇。因此社會上常常聽見某個地方“拔出蘿卜帶出泥”，被“一鍋端”。圈子上下，第一位的規矩是“江湖義氣”。下屬對待老大要“忠心耿耿”，老大對待下屬則要“義薄云天”，你為我效犬馬之勞，我為你兩肋插刀。至于這種規矩是否符合黨紀國法，是否遵從組織原則，都在所不問。
這樣畸形的“圈子文化”讓一些領導干部成為利益團體的附庸，喪失獨立的政治人格、清醒的政治判斷。任其發展，將是對組織紀律的嚴重挑戰，將對黨的事業和黨的組織造成極大的傷害。
“圈子文化”從源頭上看是專制主義糟粕的殘留。專制主義延續幾千年的陳腐觀念、人身依附、等級制度、門客政治等在黨內仍未得到完全肅清，并且在思想日益多元、利益日益分化的今天還有所發酵。一些人錯誤地把組織當成了朝廷，仍然在搞任人唯親、任人唯派，進行人身控制，圍繞自己打造盤根錯節的現代“宗族”，將組織內純潔的同志關系江湖化、庸俗化。“圈子文化”從形式上看是黨內宗派主義的變種。每個小圈子就是一個小團體、小山頭，它們時常鬧獨立性，只強調局部利益，無視整體利益，往往通過內部被異化的偽團結，相互間無原則的爭斗，于無聲無息中解構了組織意志，綁架了組織意圖，裹挾著組織的運行。“圈子文化”從本質上看是利己主義的惡性發展。組織的運行圍繞一個“公”字，圈子的運行圍繞一個“私”字。混跡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但目的無非是為了獲利。歸根到底這類圈子都是個人利益關系的同盟。它們交織著權力、地位、關系、面子，將單純的利益交換關系發展為飽含“人情”的人際承諾，為其赤裸裸的目的蒙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
匡正風氣，破除“圈子文化”的途徑有很多，但最關鍵要擺正組織和個人的關系，學會正確對待組織和領導干部個人。每一個黨員都必須認識到，無論職務高低，能力強弱，貢獻大小，個人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都必須毫無例外地把自己置身于黨的一個組織之中。要自覺遵守黨的紀律，服從組織分配，積極參加黨內生活，認真接受黨組織的監督。
要時刻牢記感恩組織，而不是感恩個人。每個人都應該認識到自己的成長進步歸根到底靠組織關心培養，而不是靠圈子幫襯，更不是靠“貴人”相助。因此要對組織心懷感恩，心存敬意，更加自覺地相信組織、更加緊密地依靠組織。但是這種感恩的對象只能是組織，而不是組織里的任何領導，決不能因為某些領導曾經有過提攜之舉，就搞庸俗的“投桃報李”那一套。
要時刻牢記對組織忠誠，而不是對個人忠誠。領導同志作為組織的靈魂，對組織控制力強、貢獻大，很多時候是組織意志的代言者。但是每個黨員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任何領導都只能代表組織，而不能代替組織，在組織之內每一個黨員的政治人格都是平等的，絕不存在凌駕于組織之上的特殊黨員。要明白自己是組織的黨員，而不是誰的家丁、門客，不能將個人進步等利益訴求寄希望于對某些領導的“效忠”上。
要時刻牢記維護組織利益，而不是維護個人私利。決不能為了一己私利，損害組織利益，更不能拿原則送人情，做交易。
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的具體表現二
近兩年中央巡視清單和大量案例表明，相當一部分落馬官員的腐敗均存在“圈子腐敗”，13個巡視點5個被指“圈子文化”，26家央企五大突出腐敗問題之一即為“圈子文化”。
季建業因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他的落馬就源于“小圈子”腐敗。“回過頭來看，我的主要問題發生在一個20多年的朋友圈。”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在法庭上曾這樣陳述。
然而，無數事實表明，真正的“護身符”，不是“哪條線”“某圈子”“誰的人”，而是心中那把遵紀守法的戒尺。
酒肉朋友明“抬轎”暗“挖坑”
“有菜有酒多兄弟，遇難何處見一人?當你手中沒有了權力，還會有人送給你錢，還會有人來關心你嗎?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四川省成都市衛生局原局長周光榮落馬后懺悔道。即便在基層，也有官員陷入“圈子文化”無法自拔，少數官員被老板“朋友”抬著“轎子”送上法庭。陜西省安康市中級人民法院原院長周建明收受的大部分賄賂都是在工程競標完成后來自“朋友”的“感謝”。
近年來中國各地在加大力度“打虎拍蠅”的同時，也將打擊腐敗的重點瞄準這些不正常的“關系網”。
◎“齊頭并進”編“政商圈”：一些不法商人成“座上賓”，“朋友”一路相隨。今年7月，山西國投董事長上官永清被查，一個“山西汾酒會”的政商圈子漸漸浮出水面。“汾酒會”是對以晉官為主的經常在固定會場參加聚會的一個群體稱謂。據披露，該“會”總人數近40人，目前很大一部分已被調查。
官員“權力尋租”的欲望是形成官商“小圈子”的重要原因。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李松峰表示：“通過‘小圈子’，一些官員私售權力，商人奉送錢財，各取所需。”
◎“民俗異化”衍生“圈子文化”：少數領導干部將貪腐披上“民俗外衣”，利用“攀親”手段搞“小圈子”。四川青神縣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劉澤利與一名開發商老板“認干親”，先后收受開發商所送財物180多萬元，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
◎“攻守同盟”形成“對抗圈”：9月26日，中央紀委網站首次在對中央網信辦副局級干部高劍云的雙開通報中使用了“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調查”的表述。
黨的十八大以來，紀檢部門的公開通報中，至少有20名被查官員存在“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調查”類似行為。
圈內眾人尊奉共同“權威”
一邊是中央三令五申，黨內不容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另一邊是少數領導干部仍整天琢磨拉關系、找門路。
從近年來查處的腐敗案件看，都離不開利與私，公權與私利結盟，政治上互相依靠，經濟上互為利用。湖南省委黨校黨建研究部主任龔永愛分析說，在這個“圈”內，眾人尊奉共同的“權威”，共同維護并確保其話語權;層級之間抱團不斷輸送“利益”，形成隱形的“利益市場”甚至“交易價格”，這是吸引少數官員不斷陷入“圈子”最重要的原因，逐漸將“人際圈”淪為“以腐敗為榮”的畸形生態圈。
◎“一軸多圈”形成“利益”板結：今年以來，證監系統上下多名官員被查，其中至少7人，依附于證監會副主席姚剛的“朋友圈”。串案干部上下勾連、左右同謀形成利益板結，在板塊內和平共處、“利益”共享。
◎多樣“人情”掩護核心“利益”：朋友圈、同鄉圈、同行圈……不少黨員干部喜歡在“圈子”中來回穿梭、樂此不疲。萍鄉市政協原主席晏德文與原常務副市長孫家群有“師徒關系”，孫的提拔曾得到晏的諸多關照;市委原秘書長張學民與晏德文有同學關系，錯綜復雜的人情關系為他們共同的“利”提供便利條件。
◎借“關系”損“公”肥“私”：江蘇省南京市檢察機關日前通報，一名剛剛年滿50歲的企業領導干部，因“朋友義氣”，為“朋友”擔保欠下巨額高利貸，挪用公款補資金窟窿，淪為貪污“碩鼠”，鋃鐺入獄。
群眾急盼鏟除“圈子腐敗”
“圈子文化”滋生腐敗，人民群眾早已深惡痛絕，對如何改變也最為急切。
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制度的籠子越扎越緊。干部選拔任用突出對“一言堂”、“一支筆”的限制作用;通過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等措施壓縮權力尋租空間;完善行賄罪的財產刑刑罰規定，讓官員背后的腐敗“圈子”無處遁形。
今年10月，*印發了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訂立黨員領導干部能夠看得見、夠得著的高標準，開列“負面清單”，劃出了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底線”。
專家認為，讓干部升遷程序完全暴露在陽光之下，才能避免“圈子”滋生裙帶關系，避免互相提攜的出現。甘肅省委黨校法學教研部曹建民提出，鏟除腐敗生存土壤的“權與利”，真正建立“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制度機制，讓拉幫結伙、投機取巧者喪失存在的空間和發展的機會。
山東大學社會學教授王忠武表示，通過“橫下一條心”的“破”，把反腐利劍舉起來，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清除“共腐關系圈”;通過依法治國、依規治黨的“立”，把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作為從嚴治黨的基礎來強化。
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的具體表現三
“好人”本來眾心向往之，但“好人主義”卻不是個好東西。這既是某些地方流行“為官不為”的重要風氣來源，更是某些官場風行明潛規則的“哲學基礎”。*同志把“治理好人主義等不良風氣”作為“整治黨風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警醒全黨“十分注意”。就在近日網上熱傳的“十句硬話”中，就有著他對“好人主義”的一語中的??“你在消極腐敗現象面前當好人，在黨和人民面前就當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
“黨內生活中的好人主義”，首先突出表現在一些領導干部的“執政風格”上。一是不講原則、不敢批評。有的地方、有些單位，不正之風“風起云涌”，但是那里的“一把手”，聽而不聞、視而不見，聽憑風氣越刮越烈。二是不敢擔當、不負責任。深化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剩下的都是硬骨頭”，然而有些領導同志，卻奉行改革面前的“好人主義”。總之，他們決不冒“得罪人”的風險，決不愿背任何“罵名”，就要做一個維持現狀的“太平官”，尤其當一個維護既得利益的“好官”。
一些領導干部奉行“好人主義”，不但使一個地方、一個單位“批評與自我批評”蕩然無存，而且上行下效，形成了庸俗的官風和林林總總的潛規則。比如說，班子內“一團和氣”，出了事兒回避掩蓋，寧可得罪事業，也不得罪同僚，寧可喪失原則，也不傷害感情;又比如說，同志間“低頭不見抬頭見”，面子至上、友情第一，明知不對也少說為佳;再比如說，上下級講究“和諧”，下級有問題，“上面”包著、護著，下級則對“老板”隨聲附和、奉承捧場。
“好人主義”并不是什么真“好人”。八面玲瓏、當面討好的“好人”，往往心中有著一把算盤。比如說追求“群眾關系好”的“美譽”，“好人”往往得票多、爭議少、“大家沒什么意見”，又比如說某些上級考“官”，講的是“穩重、穩健、穩妥”，而“好人”們治下，往往班子“沒矛盾”，下屬“沒意見”，群眾也擺得平。縱然“無為”，但也沒有“麻煩”，不出“亂子”不捅“婁子”，他們常常成為干部隊伍中的普遍“示范”，“教育”了更多的官員，使其頓悟“上”與“下”的“秘訣”。
現在要干部能上能下，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庸官里頭，就應當包括那些“好人主義”者。一方面再也不能讓“好人”吃得開、得好處，以免形成更大的“導向”，一方面對造成重大損失的“好官”，也要抓幾個“下”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