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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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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解讀

從理論建構到哲學反思

――“‘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基礎”理論研討會綜述

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標志著黨和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上的進一步深入。為了深入領會和切實貫徹其中包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思想,明確并規劃未來幾年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主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于 2015年12月19―20日在河北大學召開“‘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基礎”理論研討會。來自*黨校、中央、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編譯局、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上海財經大學、河北大學、河南大學、浙江師范大學、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安徽大學、山西大學、北京市委黨校、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河北省社會科學院、人民出版社等教學和科研機構的4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理論研討會共分兩個時段、四小階段,共有23位專家學者作了主題發言。

一、“五大發展理念”的理論建構

侯衍社教授分析了“五大發展理念”提出的時代背景。他認為,“五大發展理念”提出的著眼點正在于解決當前中國面臨的發展問題。這種解決方案一方面是對國內外發展經驗,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總結;另一方面又是體現了本質的理論探索。卜祥記教授指出,“五大發展理念”的提出不僅具有深刻的現實背景,而且具有源遠流長的理論背景。發展理論最先出現于西方,其目的也在于探索現代化建設中的理論問題。相較于西方,中國現代化進程歷經的時間較短,但是發展過程中涌現出的新問題層出不窮,因此國內學界關于此過程的理論反思也在不斷推進,“五大發展理念”的提出正體現著理論工作者對中國現實的深度關切。在此基礎上,張峰教授指出,“五大發展理念”的提出是理論創新和深化的邏輯必然。近年來,圍繞中國改革實踐的理論言說層出不窮,問題集中轉變為如何概括、提煉理論創新的各種成果。告誡我們,在理論研究過程中“不要概念化、不要固化、不要庸俗化、不要好高騖遠”。因此,“五大發展理念”反映了國家治理現代過程中逐步推進的理論探索。從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分別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上落實“四個全面”的要求,以全會的形式推進改革、穩定與發展的目標。由此可見,從戰略到理念反映出理論創新的推進過程。張雄教授進而將這一理論創新過程概括為“從三大論到五大范疇”。在較早一些的理論話語中,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圍繞“矛盾論、實踐論和改革論”展開,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黨和國家對于什么是和怎樣建設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五大發展理念”的提出就標志著這種認識的重大成果。楊奎研究員進一步將黨和國家的理論探索過程歸結為“理論定力的逐步深化過程”,他認為理論研究者要在工作中需要保持定力,不能隨著新問題的出現就“一哄而上、隨便亂敘”,我們需要深入思考階段性問題與長遠性目標之間的矛盾關系。為此,他認為理論工作者在堅持理論定力的過程中需要處理好以下“六對關系”:政治定力與理論定力、中國實力與中國自信、活力與穩定、全局與局部、長久與階段、謀定與互動。

在厘清了“五大發展理念”的現實背景之后,楊金海研究員將“五大發展理念”的內在關系概括為“一個核心,四個重要舉措”,即創新是“五大發展理念”的核心,只有從科技、政治、文化創新上升到理論和黨建創新,黨和國家才能把握時代發展的大潮。為此,他提出我們需要將創新思維與世界眼光結合起來,在對比研究各國發展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思索普遍的發展問題與具體的發展道路之間的關聯。王東教授高度贊同將創新作為“五大發展理念”的首位,并且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需要以理論創新為基礎,進而實現哲學創新和綜合創新。張云飛教授在肯定創新的重大意義基礎上,指出“綠色理念是十八大以來的重要創新”,隨著資源環境問題的日益凸顯,“綠色新政”等理念開始出現。但是,張云飛教授指出,*僅以“綠色”為目標是遠遠不夠的,綠色發展應該通向對生態文明的探索。在此過程中,我們需要集中精力處理好生態文明與資本邏輯、所有權、共享發展的關系,思考怎樣在資本主義創造的文明基礎上走出一條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

在研討過程中,與會學者傾向于認為“共享”理念是中國發展模式的落腳點和歸宿,是的根本特征。周振國研究員認為“共享”理念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方向性。它集中體現了我們的發展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第二,過程性。共享的實現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逐步落實。第三,包容性。只有發揮全民族共同創造的潛能才能為共享奠定物質基礎。袁吉富教授認為將“共享”理念落實到現實中就體現為公平與正義問題,他指出國家在實現共享的過程中必須協調好局部與整體的關系,保障個人利益切實得到實現。李淑梅教授認為“共享”理念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無產階級解放的學說存在深層關聯,質言之,只有實現了“共享”,才有可能真正實現無產階級解放。就全世界范圍而言,目前人類社會的大多數仍處于“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人與人真實的社會關聯被掩蓋在物化的關系中。因此,中國現代化的道路肩負著人類發展道路探索的重大任務,能否在消除貧富分化的基礎上解決好利益分配問題、能否從以資本為本轉變為以人為本、能否由少數人獨享到全體社會成員共享、能否由無產階級的徹底解放到人的解放,都是中國在進一步發展過程中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最后,喬瑞金教授結合英國“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背景和主要內容指出,“共享”是制度的重要特征,并且我們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要努力實現從物質共享到文化共享。英國“新馬克思主義”以文化問題為中心,集中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和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暴露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他們的研究啟示我們要通過“共享”,特別是“文化共享”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的本質。 具體而言,“文化共享”體現為利益共享、權利共享、話語共享、社會保障共享、生活方式共享等,并且是從物質層面的共享上升為政治、精神等非物質層面的共享。

二、“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反思

在深入討論“五大發展理念”的理論建構基礎上,與會代表認為討論“五大發展理念”不能止步于五個概念,我們需要進一步深思“五大發展理念”在哲學層面提出了什么問題、這些問題與現實之間有何關聯、怎樣在實踐中具體實現理念的現實化,即對于“五大發展理念”的研究必須從理論建構上升到哲學反思。

唐源昌教授指出,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工作者,我們必須具有理論上的自覺性。首先,我們要能清醒地認識現實社會的發展過程,能夠從社會發展過程中得出認識論層面的理論總結;然后,我們要能敏銳地捕捉到理念與現實之間的關聯,正如創新與社會發展動力之間、協調與現實中的發展不平衡之間、綠色與環境資源之間、開放與國內外關系之間、共享與發展的目的之間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只有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理解理論如何回應現實問題;最后,我們要與黨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共同探索,我們的理論應該深入到發展的根基,解決發展的方向性、前途性、思想性等方面的問題。沈水榮書記進而明確指出“五大發展理念”就是針對現實生活中的五大誤區或五類問題提出的,因此它是對現實問題的深度關切。在“五大發展理念”的基礎上,我們能夠實現“觀念一新天地寬”的理論境界,以新的理論分析新的現實問題。例如,“共享”理念在互聯網時代具有全新的時代內涵,我們能否從信息共享到利益共享、能否從互聯網時代的參與者到實際利益的獲益者等等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由此可見,從學理上深刻剖析“五大發展理念”時,我們需要揭示出它的理論背景和時代特征,不能將其視為所有問題的當然解決。葉險明教授因此指出,“五大發展理念”作為科學的理論總結并非是全新的理論話語;與此相反,它表征著黨和國家對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存在問題的持續探索。目前,中國已進入改革和發展的攻堅區和深水區,低效的國有企業、農村土地所有制、城市戶籍制度、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改善后要求參與政治生活等等都是我們需要重視的新問題。董德剛教授認為 “五大發展理念”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理論指導,我們在研究中尤其需要關注發展的歸宿問題。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堅信共產黨執政的重要基礎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在落實“五大發展理念”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在發展過程中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關注群眾、惠及群眾,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的整體目標。郇中建編審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五大發展理念”的以人為本特性在落實過程中應該關涉到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他們已經注意到現代工業發展對自然界有破壞作用,但是這種破壞作用在人們的生活中體現得并不明顯。時至今日,環境問題對人的生活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真正要將“五大發展理念”的成效惠及于民,我們就必須深入到生活方式的層面來思考和解決問題。

將“五大發展理念”落到實處,從哲學層面上講就是理念的現實化問題。閻孟偉教授以黑格爾為例,認為“五大發展理念”要想轉化為現實發展目標,就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深挖問題的根源,從而揭示出現實問題的矛盾、本質及其運演規律。只有在認清客觀對象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找到切實可行的解決途徑。許俊達教授認可這一思路,并且指出理念范疇的分析非常重要,特別是作為哲學范疇的“五大發展理念”還具有總體性特征。以“共享”理念為例,它內涵了全面協調內外關系的理論張力,落實到具體層面就是如何通過共建實現共享,如何通過群眾路線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問題。范寶舟教授在此基礎上指出,“五大發展理念”的現實化問題實質是理論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問題,而這恰好是馬克思本人在研究中重點強調的方法。隨著經濟社會的矛盾發展,思想層面也出現了魚龍混雜的面貌,這一點體現在當今中國就是“世界觀亂象”。資本邏輯以經濟發展的強勁勢頭掩蓋了物化社會的深層矛盾,但是哲學研究不能避開這些虛假的物化關系。“五大發展理念”作為理論層面的指導思想還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因而需要我們以哲學為中介,將抽象理論上升為具體實踐。

在討論“五大發展理念”的實現問題時,宮敬才教授認為理念本身的優劣、好壞只有落實到現實中或者與現實生活發生作用時才會顯示出來,因此理論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行為實踐。然而,行為實踐并非是抽象的一般言說,它們都發生于特定的社會關系之中。因此,理念向實踐的轉變是在現實體制中完成的,我們在理念的現實化過程中要重點分析體制問題。對此,王東教授特別提出,當代中國體制問題研究中必須重視“勞動―資本―國家”的三元關系,如何理解以上三者的關系并走出一條不同于資本主義的道路是*的關鍵。時至今日,經濟發展的基礎作用不容否定,即資本是當今人類社會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但是,如何運用資本、規范資本則是在不同的國家體制內完成的,因此國家問題需要上升為“五大發展理念”落實問題中的重要環節加以研究。呂世榮教授進一步補充說,“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反思需要深度考慮科學規律與價值導向問題、一般發展道路與*道路問題。

豐子義教授從哲學意義角度解讀了“五大發展理念”,他認為“五大發展理念”的提出一方面體現了認識邏輯與歷史邏輯相統一,這即是說我們的理論研究必須尊重對象、尊重歷史、尊重規律,要通過科學的方法揭示出歷史發展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并加以克服;另一方面,“五大發展理念”作為科學的理論認識反映了認識論與價值論的高度統一,這即是說“五大發展理念”都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共同價值訴求。因此,“五大發展理念”的基本價值取向是以人為本,創新得以實現的根本需要依靠人、協調的關鍵是人民內部矛盾、綠色的目標是為了人更好的生存、開放的歸宿是互利共贏、共享的題中應有之意則是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雖然在目前的階段性發展中我們需要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一部分資源為代價,但這些都是為了實現人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一長遠目標。

梁樹發教授最后以“用哲學‘反思’五大發展理念”為題總結本次理論研討。他認為,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者必須具備強烈的責任意識,這不僅要求我們積極了解現實、深入思考現實,還需要我們運用理論解釋現實、通過思想改變現實。因此,我們探討“五大發展理念”不能停留于五個范疇的解讀及其現實化,而是要以此為基礎深刻思考中國改革實踐中的問題和理論研究中的盲區,讓理論與實踐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實現良性互動。本次論壇深入追問“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基礎,其用意就在于促使與會者從根源處思考現實的本質和理論的基礎,通過哲學特有的“反思”方式將意識形態宣傳上升到學術理論探究,讓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在現實問題面前敢說話、說對話。梁樹發教授進一步指出,現實的人不僅是理論研究的重要推動力量,而且還是歷史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具體而言,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及關于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和基本理念等文件蘊含了一種新的歷史動力觀――這種動力觀以動力預測、動力增強、動力轉換、動力培育為標志,其深層的哲學意義在于通過建構一種以人的主體性為基礎的社會動力論,把什么是歷史進步的動力、如何正確對待動力與怎樣通過發揮主觀能動性而積極改變現實結合起來。對此,梁樹發教授將其概括為“決定與建構相統一的新動力觀”。

最后,梁樹發會長充分肯定本次理論研討會在理論建構和哲學反思兩個層面取得的效果,認為研討會在遺留下理論探索空間的同時也打開了進一步研究的新空間。

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解讀

“五大發展理念”,是新近提出的重大發展指導思想,是引領當代中國“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發展的靈魂。同時也是指向發展深刻變革的重大哲學命題,凝聚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智慧,把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解決發展矛盾提升到嶄新的階段。認真研究“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大”道,對徹底轉變發展理念,實現發展質效的飛躍,有著重要的意義。

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一直是我黨的優良傳統。黨的十八以來,更是把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發展的強大武器,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提高解決改革發展矛盾本領的重要途徑。由此出發,作出了關于發展道路、發展目標、發展戰略和發展路徑的一系列重大戰略判斷,從而成為落實“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動力。而“五大發展理念”,則是觸及發展思想靈魂,引發發展全局深刻變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包含著運用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對發展的全新概括,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發展理念上產生的嶄新飛躍,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根本解決中國發展矛盾的辯證大法;也是他對全黨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出發,認真理解領會“五大發展理念”,跟上發展全局大變革步伐,自覺提升發展品質的要求;還是他對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武器,貫徹落實“五大發展理念”,促進所轄地區、行業、和單位根本發展的期望。也就是說,“五大發展理念”充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只有深悟其中的哲學“大”道,才能增強理論的自覺性和實踐的堅定性。

“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大”道,富有精深博大與意境濃重的哲學內涵。它表現出哲學的“大”,既涵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又貫穿著辯證法和矛盾規律的靈活運用;它凝聚哲學的“道”,不僅反映了發展規律的深化和飛躍,也反映了自身固有的辯證方略和相互依存的規律。“五大發展理念”的每個發展理念,都唯物和辯證地體現了各自的“大”變革要求,生成相對應的辯證法和方法論,又相互貫通、相互促進地形成了整體“大”變革的目標,構成整個“五大發展理念”的辯證法和方法論,畫出了靚麗的哲學大觀。

首先,“創新發展”是“五大發展理念”的靈魂,居于發展的核心位置,是發展的內在動力和第一動力。它的革命性是,以創新驅動代替要素驅動;它變革的根本任務是,讓科技、制度、管理、文化等系列創新,貫穿打造發展新引擎、培育發展新動力的全過程,驅動全局更高質量、更高效益的發展。同時它又辯證地要求,通過其它四個發展的需求激發創新的需求,增加創新的壓力,提供創新的動力,這就是:營造全社會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互聯網+”行動計劃,全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氛圍;創造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動力結構轉換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自主創新、開放式創新等現代創新體系的環境;構建以精神的巨大反作用激發人民群眾創新的主觀能動性,激發創新人才輩出的大創新文化。而“創新發展”又有巨大的驅動性,通過自身發展強力驅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促使更加均衡、更加環保、更加優化、更加包容的整體發展。“創新發展”這種驅動性,有它對其它四個發展的驅動作用,也有其它四個發展反向驅動的作用,也就毫無辯駁地構成了其自身的辯證法和方法論。

其次,“協調發展”是“五大發展理念”的骨干,是推動發展變革的根本手段,也是提升發展的根本標志。其要義是以“協調”保證發展的均衡和全面,強調的是注重補短板,杜絕片面性、破壞性和畸形的發展,表明了它在發展全局中具有統籌的地位。比如要著力解決發展方面兩極分化的矛盾,就必須重視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內部二元結構的矛盾和行業之間、行業內部分配不公的問題;再比如要著力解決農業現代化發展緩慢影響整體進度的矛盾,就必須解決東中西部、東北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和工業反哺農業的問題;還比如要解決發展速度和質量、硬實力增長和軟實力發展不匹配的矛盾,就必須解決發展理念與發展效果脫節矛盾,等等。而“協調發展”的題中之義,就是抓住辯證發展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要領,形成以創新發展帶動綠色、開放和共享發展的局面,用這四個發展的充分發展,很好地體現協調發展。但“協調發展”又深受這四個發展的制約,任何一個發展的不好或不夠好,就不是真正的“協調發展”。“協調發展”以自身統籌的特性,凸顯了重點論與兩點論的辯證法。

第三,“綠色發展”是“五大發展理念”的血脈,其中涵蓋著*同志諸如“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許多綠色發展的辯證觀點,這些蘊含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哲學思想,貫穿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思維,不但成為“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依據,更凸顯了“綠色發展”在“五大發展理念”中的重要位置。“綠色發展”,強調以創新為前提,以協調為手段,以群眾的滿意為目標,實現經濟與環保發展的和諧、人與自然發展的和諧。可以肯定,“綠色發展”是對其它發展的內在要求,又是衡量其它發展的標準,而它的發展又能很好地表達其它發展的發展,顯然就是矛盾對立統一規律和矛盾轉化方法的運用,無疑彰顯了包含辯證法的方法論。

第四,“開放發展”是“五大發展理念”的臂膀,是拓展發展空間,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它強調的是以開放帶動戰略,顯現發展的開放性和競爭性,推動更加優化的發展,更加融入世界的發展;變革的任務是,讓中國的發展吸收世界的先進經驗,進而引領世界的發展。而以領跑世界為目標的“開放發展”,不僅有滿足自身發展的政治生態和社會治理的條件,還對創新發展要求特別迫切,因為沒有創新的發展只能是跟跑的發展,沒有創新的發展只能是受人抑制的發展;也對協調、綠色和共享的發展有特殊的要求,因為它是發展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臉面。而“開放發展”又能為創新、協調、綠色和共享發展帶來借鑒,帶來生機和活力,同時這些發展又進一步刺激開放發展。“開放發展”以其聯動性和帶動性,顯示了創造矛盾轉換條件和推進因果變化的辯證方法。

第五,“共享發展”是“五大發展理念”的生命,是堅持其它四種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它強調的是,堅持“中國一切的發展,都是為了人民的發展”的發展根本原則;突出的是,以更加公平、更加正義確保人民享有發展成果。“共享發展”融入了*同志歷來強調的“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觀點,本能地為其它四種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增加了實踐動力,形成了發展目標和發展手段辯證統一的表現方法。而“共享發展”,又能調動人民群眾支持和參與發展的積極性,挖掘群眾中蘊藏的無窮無盡的創新能量,促進創新、協調、綠色、開放的發展,這種統一目標和手段的方法,自然就表達了其中的辯證法。從而體現了“五大發展理念”以堅持唯物主義的堅定性,推動更新發展理念和根本變革發展的堅定性,以堅持運用辯證法的嫻熟性,促進發展全局深刻變革的辯證方略。

唯物辯證法有個基本的要求,就是用聯系和發展的觀點全面的辯證的認識問題。同理,我們認識*同志“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大”道,也必須聯系他的一貫哲學思想和哲學新論斷,必須結合“五大發展理念”提出的哲學背景,融會貫通地把握“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精髓。眾所周知,*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最重要貢獻是提出了“問題意識哲學”,其主要特征就是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而支撐“五大發展理念”問世的正是“問題意識哲學”。我國發展盡管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但仍存在著發展不平衡和貧富不均、分配不公諸多問題;盡管我們轉發展方式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依然有著被旺盛需求掩蓋的結構性問題、調整轉型陣痛期加劇的問題、傳統支柱產業優勢減弱甚至喪失等問題,“五大發展理念”就是針對發展中的種種問題和解決這種種問題而提出來的,毫無疑問是堅持問題意識導向發現發展問題的產物,又是直面問題并運用矛盾相輔相成的特性,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推動中國發展全局深刻變革的產物。概括“五大發展理念”需要問題意識,落實“五大發展理念”更需要不斷強化問題意識,這就是“五大發展理念”中的問題意識辯證法。當然,“五大發展理念”也是以唯物主義與辯證法謀劃改革發展的結晶,是把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轉化為改革發展科學思維方式的寫照。“五大發展理念”,不僅堅持*同志徹底的唯物主義思想路線對發展理念徹底的更新,以此引發觸及五大建設與社會治理的發展全局的深刻變革,而且將他提出的以“民本思維”定目標,以“實踐思維”探路徑,以“戰略思維”謀大局,以“創新思維”增活力,以“辯證思維”解矛盾,以“系統思維”聚合力,以“底線思維”防風險,以“法治思維”求善治等一系列指導發展的科學思維方式,都盡顯在“五大發展理念”之中,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始終一貫性和一脈相承性。可以說,悟透了關于改革發展上的辯證法,也就悟透了“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大”道。

人們不會忘記,毛澤東同志在半個多世紀前,從中國實際出發,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圍繞我國當時中需要解決的十種關系,提出了適合我國國情的路線的《論十大關系》,這篇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成為探索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見證,至今依然放射著耀眼的光芒。*同志的“五大發展理念”,是他圍繞堅持和發展,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解決當代中國發展問題的經典之作,當之無愧地成為繼毛澤東之后探索中國發展之路的偉人。“五大發展理念”以其深刻的哲學思維,全新的科學發展方式,以對解決發展矛盾和發展動力轉換的精辟概括,對發展規律的深化和飛躍,必將成為中國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必然鑄就中華民族發展的輝煌,寫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燦爛的一頁。

五大發展理念的哲學解讀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這是五中全會最突出的亮點,是五中全會精神的精髓,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如何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新的發展實踐,這是擺在我們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也是對我們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的一個重大考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新發展理念的提出,是對辯證法的運用;新發展理念的實施,離不開辯證法的指導。同時,他又強調,實施新的發展理念,要堅持系統的觀點,要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要遵循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重要思想和論斷,為我們指明了實施五大發展理念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為我們提供了過河的“橋”和“船”。1.堅持系統的觀點系統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是物質構成的,物質是運動的和普遍聯系的。一切事物、現象及其內部諸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堅持系統的觀點,就要將五大發展理念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五大發展理念來自于哪里?來自于實踐。它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同志為黨中央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的偉大實踐不斷探索和總結的思想結晶,是的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五大發展理念雖然各有各的定位,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作用,但它們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大的系統,不可分割。它們主題主旨相通,目標指向一致,共同構成了開辟未來發展前景的頂層設計,構成了整體密切相連的系統化邏輯體系,統一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統一于堅持和發展偉大實踐中,統一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進程中。因此,五大發展理念成為全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遵循,成為引領新的發展實踐,開創美好未來的一面旗幟。五大發展理念中的每一個理念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整體,其內部也具有系統性,內部各要素之間也不可分割。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每一個發展理念,都有各自的特定內涵,都有各自特定內涵的質的規定性。系統中的每一個要素都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次序、自己的作用,相互不可替代。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引領發展的基本之策。創新強則國運昌,創新弱則國運殆。協調既是發展手段,也是發展目的,還是發展評價的尺度。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是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人們生存的基本條件。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的本質要求,體現的是公平正義,它是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我們在奮斗中要逐漸實現的目標。五大發展理念是相互促進、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用新的理念引領新的發展實踐,需要同心同向,齊心協力,同步共振。堅持系統的觀點,實施好五大發展理念,必須依照五大發展理念的整體性和關聯性進行系統設計,做到相互促進、齊頭并進,不單打獨斗、顧此失彼,不偏執一方、畸輕畸重。2.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馬克思主義認為,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現實存在著的事物都不是由單一的矛盾構成,而是由多種矛盾交織起來的復雜程度不同的矛盾體系構成。不僅每一事物都存在著多方面的關系,表現為多方面的對立統一,而且事物矛盾的每一方面又包含著許多的具體矛盾,表現出多方面的關系。但是,在各種矛盾體系中應有一個起決定作用的主要矛盾,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會迎刃而解。在事物矛盾的兩個方面中,有一個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的性質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所決定的。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就要對五大發展理念中的每一個發展理念從矛盾的兩個方面去認識、去把握。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與不創新、不協調、不綠色、不開放、不共享而共存的,雙方以各自的對立面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同時,在五大發展理念的系統中,每一個發展理念都與其他四個發展理念存在著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正確認識和處理好這些矛盾關系,五大發展理念就能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否則就會相互制約、相互掣肘。辯證法的“兩點論”,要求我們從兩個方面看問題,既要看到有利因素,也要看到不利因素;既要看到挑戰,也要看到機遇;既要看國際形勢,也要看國內形勢;既要看當前,也要看長遠;既要看局部,也要看全局;既要看人,也要看物。要求我們做工作要兩手抓,既抓改革,也抓法治;既抓發展,也抓穩定;既抓物質文明,也抓精神文明;既抓經濟建設,也抓國防建設;既抓國內問題,也抓對外開放;既抓經濟社會發展,也抓黨的建設;既要抓創新,也要抓協調;既要抓協調,也要抓綠色;既要抓綠色,也要抓開放;既要抓開放,也要抓共享。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切好蛋糕,等等。明確和突出實施五大發展理念的工作重點和突破口。明確和突出工作重點和突破口,就要厘清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厘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區分輕重緩急,在兼顧一般的情況下緊緊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點的突破帶動整體推進,在整體推進中實現重點突破。創新就是要著力解決好發展動力問題,協調就是要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問題,綠色就是要著力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問題,開放就是要著力解決好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共享就是要著力解決好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因此,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關鍵,帶動整體,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點問題,看準短板,找出差距,摒棄不符合五大發展理念的做法和體制機制,發揮先進典型的引領作用,就必須把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作為我們推進各項工作的重點和突破口,攻堅克難,實現矛盾的轉化和轉換。3.遵循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三個基本規律。它們著重研究事物聯系和發展的最普遍的本質,揭示支配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最一般的發展規律。五大發展理念的形成,其本身就經歷了三個基本規律描述和展示的運行過程,所以五大發展理念的實施,同樣也必須把握好從理論到實踐的事物運動的歷史過程。遵循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必須把握好發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馬克思主義認為,對立統一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相反相成的基本關系和基本屬性。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發展是對立面的同一和斗爭。矛盾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實施五大發展理念,要善于謀劃、敢于設計,努力做到眼前和長遠統籌,全局和局部配套,漸進和突破銜接,橫向和縱向連線,上下和左右貫通。必須把握好發展的漸進性和飛躍性。任何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一,質量互變是普遍存在的客觀現象,由于量變的多樣性,質變的復雜性,它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又是多種多樣的,豐富多彩的。實施五大發展理念,不能急功近利,必須克服急躁情緒,樹立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持之以恒,久久為功,做改革和發展的促進派。必須把握好發展的前進性和曲折性。任何事物的內部都包含著肯定和否定兩個方面、兩種因素。它們是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又是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的。否定之否定規律表明,事物發展的方向、總趨勢是前進的、上升的,事物發展的具體道路又是曲折的、迂回的。要允許探索,寬容失敗,“風物長宜放眼量”,建立鼓勵創新發展的容錯糾錯機制。要敢為人先,勇于冒尖,準備曲折,不怕反復,以“好事多磨”“事緩則圓”的心態,敢于自我否定,自我革新,浴火重生。4.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馬克思主義認為,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綜合性具體運用,這個思想和原理的內涵極其豐富。五大發展理念是我們黨的創新理論成果,是對全國普遍性的原則和要求,是從個性、特殊性中概括和提煉出來的,對各方面、各領域和各項工作具有一般的重要指導意義。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看,普遍性、共性的東西具有理論的深刻性。但是,要實施五大發展理念,又必須再回到實踐中去,用理念和理論去指導實踐,解決實踐中的每個具體問題。在這里馬克思主義哲學又認為,特殊性、個性的東西具有實踐的生動性。因此,一切要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入山問樵、入水問漁”,要善于進行交換比較反復,善于把握工作的時度效,只有把個性與共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統一起來、結合起來,才是最直接、最有效、最管用、最符合實際的理論和政策。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必須一切以時間為轉移。以時間為轉移,就是要把握好事物的發展過程,處理好繼承和創新的關系。歷史和現實是相通的,但歷史和現實又是有區別的。過去的成功經驗和做法,要善于借鑒和運用,但必須與今天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比如,我們今天面臨的創新問題、協調問題、綠色問題、開放問題、共享問題,與改革開放初期的相關問題有所不同,與本世紀初所遇到的相關問題也有所不同。必須一切以地點為轉移。以地點為轉移,就是對五大發展理念,要結合各地區各部門的實際貫徹執行。中國地域廣大,東部與中部、中部與西部、南方和北方、城市和鄉村、農村和牧區,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一般來說,中央的精神是指導全國的,主要是把方向、立原則,不可能事事全面具體,而實踐發展千變萬化,各地區各部門情況往往千差萬別。比如,西藏、青海地處青藏高原,生態地位重要。綠色發展就應該成為這些地區發展的重點和著力點,特殊的區情省情,對這些地方就提出了特殊的任務和要求。同樣,對上海、天津、廣東、江蘇、浙江、福建等地來說,這些地區處在改革開放的前沿,與國際市場關系緊密,應把創新擺在突出地位,率先試,率先闖,率先做,為全國和全局的發展提供成功的經驗和做法。各地區各部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基層首創精神,積極開展差別化探索和良性競爭,用自己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實踐去實施五大發展理念。必須一切以條件為轉移。以條件為轉移,就是必須注意事物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事物不同的飛躍形式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質決定的,同時又受它所處的外部條件的制約。由于外部條件的不同,同樣性質的事物其形式也會不同。就是說,在相同的時間、地點狀況下,條件變化了,我們的辦法措施也要隨著條件的改變而改變,“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入鄉隨俗”。比如,對發展問題,鄧小平同志就說過,發展起來的問題并不比不發展時少。可見,對發展我們有共同的要求,但是,在不同的條件下,發展就出現了不同的問題。所以,要“對癥下藥”,“因材施教”,精準施策。不搞僵化,不搞一刀切,不搞一鍋煮,反對教條,反對片面性,反對形而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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