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供給側”成為經濟政策表述中的高頻詞。供給側改革有什么意義呢?具體實施的措施是什么?下面是思而學教育網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供給側改革的意義和措施，歡迎參考~

關于供給側改革的意義和措施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近期，“供給側”成為經濟政策表述中的高頻詞。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11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也有“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措辭。

作為全新表述，“供給側”概念表明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新認知，也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和著力點。圍繞“供給側”，提供了解讀中國經濟政策和經濟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顧“供給側改革”的理論探索和相關先行經驗，對照中國經濟的現狀，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給側改革”的出發點、內在邏輯和推進領域，加深這一改革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意義。

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

供給學派經濟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后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占據了主動。

什么是“供給側”?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于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軔于美國的供應學派是“供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并在大約10年時間里成為日后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供應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盡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臺時面對的局面。

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美英的通脹和經濟停滯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應，因此引發了學界和政界的反思。供應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弊端，提出了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通過刺激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谶@個基本認識，通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供給學派最鮮明的口號。

里根上臺后，于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并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

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里根時期，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國只在克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視野中，供給學派經濟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后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占據了主動。

不過，雜糅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里根經濟學，也有負效應。比如，減稅計劃導致里根執政期間赤字從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為大企業受普遍減稅的益處更多，里根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自克林頓時期以來，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給學派失去了實踐舞臺。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拾凱恩斯主義，著重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現：歐洲沒有因為貨幣刺激解決債務危機，日本“安倍經濟學”邊際效應遞減，貨幣戰隱患出現。這說明，無論哪種經濟思維，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這也意味著，中國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必然要汲取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作出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詮釋。

改革只能是“中國經濟學”

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

無論是供給學派、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主義，在各國的經濟管理中都不可能單項使用。

上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這是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其一，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形勢與里根時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給學派主張時，美國經濟增長率為負，通脹率為兩位數。而今天的中國經濟仍保持著主要經濟體中相對的高增長勢頭，通脹風險尚未出現。其二，國際背景不同。里根對供給學派的應用，有冷戰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國際背景沒有冷戰因素，各經濟體之間的融合程度達到空前水平。其三，發揮空間不同。經濟形勢的差異，決定了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間，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偏靈活的貨幣政策使用的空間更大。這意味著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交叉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的空間更大。其四，著力點不同。里根時期的“供給側改革”，一個主要著力點是“減”，減少福利開支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主要著力點在于“改”，比如在福利開支方面，從目前的政策運用看，不僅不可能減，相反會繼續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

最關鍵的是，中國具有與美國不同的經濟管理傳統，面對的是不同的經濟現實情境。什么是中國的經濟現實情境?一方面，供給側不足的弊端已經凸現。在投資面臨邊際效益遞減、出口面臨外部環境不穩定考驗的情況下，刺激消費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一駕馬車。然而，網絡消費和出境消費的迅猛增長表明，消費內需已得到足夠的刺激，關鍵在于沒有轉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內需，許多消費力轉為外需。不強化供給側管理和改革，就無法聚集經濟增長的動能。另一方面，現實中還存在供給側不足的許多因素，制約了經濟增長。比如，許多低效或無效產業、企業占據了過多的生產資源，只能“賠本賺吆喝”;舊的調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費內需;滯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業活力，等等。

這決定了，盡管在減稅、減少政府干預、防止貨幣發放無序增長等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很可能與美國的供給學派理論和實踐有相似之處，但不會是供給學派理論的照搬照抄。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針對中國經濟現狀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點領域

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供給側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歷史經驗表明，劃定重點領域，進行重點突破是讓改革達到最高效率的最好辦法，越是針對性強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是什么?

10月8日至10日，中央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在廣東考察時的講話，給出了部分回答。劉鶴表示，要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把增強企業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引導好社會心理預期，重視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完善商業法制，切實發揮企業家重要作用，著力營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場環境。這預示著，在產業層面，淘汰僵尸企業，化解過剩產能，激發企業活力，將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更全面地為“供給側改革”下了定義：其一，“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整合將向下層逐級推開，“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將加快。這關系到產業層面供給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這意味著企業將通過結構性減稅獲益。實際上，此前明確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與降低成本的政策信號一致。這是在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

其三，“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這是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再次確認。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因為這一行業能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許多下游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還在于從推進“人的城鎮化”考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是讓2.5億缺乏相應市民權利的城鎮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來的必要物質前提。這是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一論述表明了最高領導層對股市發展的態度。股市既是企業的直接融資平臺，也是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的主要平臺。這是在資本層面強調供給的穩定性。

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改革成效的決定因素

制度因素、組織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根據經典定義和決策層對“供給側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供給側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產率?就是在資本、勞動、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投入量不變的情況下，無形生產要素推動的生產率提高。在中國，由于普遍的技術進步還未到來，因此無形生產要素應當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組織創新能力。也就是說，制度因素、組織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事實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進供給是現在面臨的一大問題。比如，在人口紅利衰減的趨勢形成后，應當制訂什么樣的人口政策保證充足和更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供給?在中小企業天然缺乏高等級信用的情況下，應當制訂什么樣的金融政策讓中小企業得到資金供給?在放寬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預期中，應當制訂什么樣的政策既能讓房地產行業發揮經濟引領作用，又避免形成過大價格泡沫?這些問題都是老問題，但一直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調控歷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必須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維視野，從長遠利益考量，讓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長遠目標相匹配。讓“供給側改革”達到預期效果，制度供給的創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組織能力的優化對“供給側改革”也起著重要作用。目前已經推進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國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組織，也涉及政府資金主導的大型企業組織，這些都屬于組織能力優化的新探索。“供給側改革”強調了繼續推動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從全局來看，不僅政府組織、大型企業組織需要優化能力，數量龐大得多的微型組織能否優化，同樣重要。當前，大量微型組織生存發展困難較多，優化這些組織的能力，為其提供寬裕的市場進入空間，通過減稅等措施減輕其壓力是當務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創造鼓勵創新的應有環境。

要看到，在有形生態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只是理想狀態的表述。事實上，目前資本、勞動、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不是沒有變化，而是在沖向高點后發生了逆變化，通過有形要素提高生產率的空間已變得狹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給側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已相當迫切。

細觀之下可以發現，“供給側改革”盡管是全新表述，但與現在已經部署并次第展開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從本質上看，盡管“供給側改革”意味著經濟宏調著力點可能發生變化，但不是改革總體思路的調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確的表達。這表明，一系列相關改革將獲得更具象、更明確的操作路徑，并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

備受零售行業關注的年度盛會??2016聯商網大會暨全球零售創新峰會于4月8日-9日在蘇州國際會議中心如期開展。

在急劇變革的大時代，在思考戰略轉型的同時，如何推行精細化經營，秉持匠心精神，強化運營管理各環節的創新，是重中之重;本屆聯商網大會以“大時代，微創新”為主題，探討傳統零售業變革的更多可能。今年恰逢聯商網15周年，大會規模空前，吸引了超半數零售圈知名高管到場參會，嘉賓演講更是精彩紛呈。

在4月8日下午最后的對話環節，步步高商業董事長王填，家家悅集團董事長王培桓，興隆大家庭商業集團董事長李維龍，超市發總裁李燕川，城市超市總裁崔軼雄，寶獲利總經理李海燕，復星互聯網投資集團董事總經理錢中華以及主持人三胞集團樂語通訊常務副總裁朱偉針對“供給側改革對實體商業的影響及應對舉措”的話題進行了一場高端對話。看幾位大咖如何既能宏觀，又能微觀解讀中央發布的供給側改革。

多角度宏觀解讀中央為何要出臺供給側改革

朱偉：中央為什么要出臺供給側改革，它的目的是什么?

王填：習主席說目前我國經濟遇到的挑戰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周期性過去之后會彈回來。但現在碰到的問題是結構性的，意味著我們繞不過去也等不來，所以我們要在供給側做改革。對于流通行業，我們最盼望的就是怎樣降低成本。我認為供給側的背景就是對流通行業來說怎么樣讓我們獲得更低的經營成本，讓我們有更好的生存空間。

王培桓：如果從供給側角度來講，一個是成本，一個是商品。如果從成本來講，生產性預測那是工廠來講，我們講消費方面的供給側。據生產程度預測，從原材料到產品出來成本比世界是高的，從流通行業來講，從產品的出廠到消費的最后也是比較高的，這個高度是兩個問題造成的。第一個問題是國家造成的;第二個問題是企業造成的。

從商品的概念來講，過去的理論基礎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生產主導型的。后期仍然是這種指導理論基礎。過去的價格制定也是生產主導型造成的，是用產品的生產成本的價值來制定價格。其實還是應該用消費者的價值體現來實現價值。

我對企業還有一個要求，不要把年輕人消費當做我的消費，應該做得是全家人的消費。如果我們做有規模有計劃，趕不上年輕人的潮流的話，就把家庭壟斷住了，不過每個企業有自己的特點.

李維龍：我覺得供給側對我們民營企業不存在，它應該主要是針對國有企業和特別大的企業。從零售業來講，我贊成名創優品(葉國富)說的，產品是我們過去很大缺的。他解決了中國最難的產品貴的問題。中國人的觀念從來沒有很好穩定，都是比較復雜的消費是畸形的。所以供給側讓我理解，就是中國人現在開始我們所有人的思維開始回到正常。每個人消費每個階層，才能把我們每個商場為哪個階層服務好。

李燕川：我們現在雖然在推進農超對接，但是真正農超對接商品占多大比重，這些企業能夠真的控制市場有多少，所以現在信息不對稱是很大的問題。從經濟上來說，不管是什么詞，作為零售企業來說就一個核心，產品和顧客。不了解顧客的需求，進來這些商品賣不出去，或者不是你目標客戶所需要的，那這個企業是沒有生存意義的。

崔軼雄：對于超市來講，供給對我們來講就是找到好的商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但是消費者的需求一直是在改變的。如果跟不上這個變化，超市早就要關門了。至于怎么變，從我們的角度來講，先是縮短供應鏈降低成本，然后讓超市變得有發言權。

李海燕：寶獲利作為真正的生產廠，是克制化，按訂單生產。一個是基于以往工廠整體產能有限。我們從POS各個形態，移動也好，固定也好做出不同的改變，不會因為互聯網而沒有機會。中國市場包括POS行業和其他同類行業，都在無休止的打價格戰。希望把自己的成本降到最低，接踵而來的是犧牲品質，換來得是廉價。我認為這個階段從宏觀的角度就做克制化，做好的產品。堅持下來就會有人認可你。

錢中華：我覺得作為電商和商業零售行業，同時投資者這樣一個標簽，供給側改革肯定有官方的解釋。通俗的講什么叫供給側改革呢?就是把公司的盈利分給股東，讓公司股東選擇投資什么股票，這就是供給側改革。我覺得凡是出于民生環保這些國家政府基本職責的政策是好的，比如反對污染，保一方山水這是好的。

該如何開展具體工作應對市場、供給側改革以及消費者的變化

李燕川：超市發從去年開始把市場細分，154家店鋪劃分為五個類型的店鋪。綜合超市，滿足大眾稍微便宜一點的需求。食品超市，就是以生鮮日配食品為主，占80%，20%雜品。生活超市，是為知識分子服務的。生鮮超市，果菜生鮮散賣，滿足大爺大媽的心理需求。社區超市，滿足老百姓就近方便所以把市場細分化。隨著顧客的變化，自身也得變化。顧客是第一，先研究好目標顧客，再研究目標顧客所需商品。在篩選雜品的時候要做的透徹一些。

李維龍：任何一個企業真是天時地利人和決定的，我覺得零售業在北方來講是難干的行業，是好干的行業。以后的發展我覺得就是兩點，第一是便利，實際上是賣產品。第二是賣環境。購物中心實際上是賣功能，我們企業也按照這個方向去發展。實際做購物中心和做百貨一樣，要做成生活中心，最終還是要賣貨掙錢。生活中心就是把運動館加進去，文化中心加進去，把寵物樂園小型動物園加進去，孩子也會來，再把商務休閑加進去。

王填：其實都是做區域多業態策略，做一些跨區域連鎖。把一個市場做透，各個業態都做。大到幾十萬方購物中心，中到三五萬的社區鄰里中心，到大賣場，到超市，到便利店，然后電商全球購。消費升級怎么做，這是今年要重點思考的問題。一個業態就能滿足所有消費者需求的頂峰已經過去了，現在的消費者在快速的分化，僅有價廉物美已經不行了。所以我們想怎么樣滿足中高階級。

王培桓：過去是生產主導型，現在轉向消費主導型，這對我們經營方式上要有所改變。過去更多是供應商推，現在要轉向消費者拉。過去更多是關心我們的銷售，現在我們更多關心消費者的轉變。過去可能更多關心自己的利潤，現在可能要更多關注顧客價值的轉變。過去更多關注的是知名度，現在可能更多關注美譽度，這些都是新的要求轉變。只有關心了消費者，消費者才能去喜歡你的店，才能去更好的照顧你的銷售。第二要關心資產效率，另外要關心勞動效率。

李海燕：我們作為服務商，我們一直以來都在想怎樣服務好零售企業。做到全球領先，我覺得就是堅持。

崔軼雄：一個是全渠道�，F在互聯網技術非常成熟，我們把線上線下融合，從超市客人來到送出去融合起來，他既可以來，也可以在家里拿到東西。還有一個是全產業鏈，我們把消費者關心的敏感產品衍生到產業鏈的終端一起參與建設這些商品，有了這些商品之后，我相信也是未來的核心競爭力。

錢中華：投資者怎么看零售行業的機會?第一點，電商行業，O2O行業對于線下實體行業的沖擊慢慢減緩。過去那種靠優惠促銷，靠發券推動消費者進入網絡銷售，沖擊實體店的壓力隨著資本的退潮。第二點，過去看一個行業有沒有機會首先得反思自己有沒有問題?解決方案若能放大就是機會。再者，這個貨是不是跟消費者很匹配?消費升級以后新的業態能否及時的引入?年輕人消費群體需求可能會變，但是也會沉淀下來一些成為未來的傳統，所以這些也要容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