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層公務員的自述：月薪3000多沒有其他收入

一位北京年輕公務員“渴望在基層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我一個月3000多元工資，沒有其他收入”

9月，剛剛從北京某高校本科畢業的李明(化名)正式成為北京市某街道辦公務員，現在距離轉正還有1個月。李明說：“來之前我就知道工資不高，做的事情比較雜，加班沒有加班費。工作快一年了，我覺得還行，沒有太大落差。年輕人不要給自己定太高的起點，不要眼高手低，要正確認識自己。哪怕不當公務員，在企業，你也要從頭做起。”

李明所在科室一共有4個人，一個正科長，一個副科長，一個主任科員，還有他。科室主要負責外宣工作，宣揚街道的精神風貌。李明說，基層單位，事情多，也比較雜，有時會很忙。

他們把媒體分為中央級媒體、市級媒體、區級媒體等。在紙質媒體里，李明接觸最多的是區級媒體和個別市級媒體。

街道舉辦活動時，李明就會給對接的媒體記者打電話，請他們來參與。前段時間，街道創辦了一個幫助本街道剛畢業的、失業的、閑賦在家的人員就業的活動，邀請了不少企業。李明就給媒體打電話，告訴他們活動有什么特點和意義，希望他們能過來看看。

李明所在的科室會定期統計街道出現在媒體上的報道有多少篇。其中，李明的工作就是做剪報：首先把報紙上的報道剪下來，保存;然后做一個EXCEL表格，記錄每篇報道發在哪一份報紙、哪一期、哪個版、記者是誰。

平時，李明還要負責打理街道辦的政務微博。李明說，全市各機關都有微博，負責打理微博的人叫“網評員”，每個社區都有一個網評員。李明說：“有些街道辦不是特別重視微博。但我覺得，網絡媒體是很重要的，有些網友不會特別理性地看待一些問題，很容易被謠言或者一些表面的情況蠱惑，這時從政府的角度去辟謠，去解釋，對消除負面影響很有幫助。”

李明覺得，對于在網上反映問題的人，要保持一個良好的態度，告訴對方問題怎么解決。只要措辭謙虛一點，理性地跟對方交流，對方都會通情達理。

李明每天要先登錄政務網后，才能上外網。政務網一人一個賬號，每個人有固定的IP地址。上班期間玩游戲、購物、看視頻、炒股都屬于違紀行為，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如果瀏覽購物網站，監督機構會計時;如果炒股、玩游戲、看視頻，不會計時，而是直接記錄下來，定期通報給所在單位領導，單位領導會視具體情況進行處分。如果需要上網給單位買東西，要提前跟領導報告，部門同意后，再在紀委備案。

李明說，從開始工作到現在，雖然工作內容沒有什么變化，但他的領悟有所不同。“在工作中，我在慢慢成長。比如，剛開始需要別人告訴我怎么工作，現在我得自己考慮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自己要去給自己找活兒，去思考，而不是等領導來告訴你。”

“現在進來的很多大學剛畢業的公務員，文化素質相對來說比較高，受過高等教育，知道是納稅人在養著我們，明白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政府，在溝通中民眾有什么怨言，我們都要受著。我覺得這一點上，我和我周圍的人做得還算可以。”李明說。

除了工作，李明平時在自己租住的地方很多時間都用來看書，小說、雜文和學術類、時政類的書他都看，“人就應該多看書”。

李明跟單位同事合租了一套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李明說，他現在月工資3000多元，每月800元的房租是最大的一筆開支。此外，每月還有150元水電費，吃飯700元，和朋友聚會、唱歌600元，手機費100元，交通費100元。最讓李明頭疼的是朋友結婚，他要隨份子錢。他說，按照北京的水平，只要認識就得送500元，平均下來每個月有一到兩個人情。“每個月剩不了錢，不借錢就不賴了”。

李明認為，網上有些人對公務員漲薪提出質疑，甚至會罵，是有一些原因和誤區的。

“一是他們把公務員等同于官員，但是全國幾百萬名公務員，只有很少是有實權的領導，其他的就是像我們這種基層的人。每個月打到我卡上的是3300元，轉正后能增加600元左右，就算轉正了工資也高不到哪兒去。

“我們在網上會看到很多報道，說公務員很清苦，下面的評論有90%都會說，哭窮你為什么不出來，為什么不辭職?你說你工資少，你為什么不把你的灰色收入、你的獎金拿出來呀?我們不能說灰色收入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是什么叫權力尋租?用權力換取金錢、利益的是我們這些普通的公務員嗎?不是，我們手頭沒有權力。你沒有權力，別人憑什么給你錢啊。當然，權力換金錢這種行為我們是完全抵制的，現在中央也出臺各項規章制度規范領導干部的行為，讓權力尋租沒有土壤。北京自從實行陽光工資以來，我們工資已經很多年沒漲了，我們科長的工資也就比我高3000多元，但是科長已經工作30多年了，你說這個上漲速度多慢。”李明說。

李明贊成對公務員財產進行公示，他覺得民眾反對給公務員加薪，就是因為信息不透明，“我一個月3000多元工資，沒有其他收入”，因此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科學的、系統的財產公示制度很有必要。“有些地方已經在試行了，阻力肯定有。國家可以從我們這一屆和前兩屆開始試行，比如在要提拔我們之前，跟我們簽財產公示協議，如果不簽，就不提拔，我覺得這樣挺好。”

李明說，在公務員待遇方面，他希望能有一套既能夠和個人為社會作出的貢獻相匹配，同時又能正常增長的工資機制。“起碼你要跑得贏CPI吧。物價在漲，房價在漲，工資不漲，這些年輕的公務員連家都養不起，怎么能好好工作?”

過去一年里，李明感受到了一些“待遇”上的變化。“在中央還沒有明確下達規定前，單位會定期每一兩周給大家發些福利，比如雞蛋、牛奶、水果、面等。規定出來后，就突然沒了”。

“說句實話，我還是挺贊成的，省得讓普通老百姓說我們拿著政府的錢什么都發。”李明說。

對于公款吃喝問題，李明很堅定地告訴記者“沒有”。

“領導因為某件公事讓我們去陪酒，沒有。企業埋單吃喝的情況，也沒有。就算同事出去吃飯，也是自費。公款現在卡得特別嚴，辦公室買個辦公用品都要領導先簽字，財務科科長再簽字，然后才能報銷。人家企業里面還有組織出去旅游的，我們沒有。”

在公車使用上，李明感到變化也很明顯：以前都是坐車的，現在不僅自己騎自行車，領導也是能騎車就騎車，公車主要是去區里領材料時用，因為要拉的東西太多，自行車拉不動。

工作快一年了，李明覺得自己在心境沉穩、做事考慮周全上還需要磨練。他希望能夠更好地把本職工作做好，在基層中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未來，李明想去邊疆地區掛職歷練兩三年。由于政策要求必須至少在原單位工作滿四年才能提出申請，所以李明打算四年后提交申請，鍛煉兩三年后再回到原單位。

之所以有這個打算，他說，主要是認為自己能力還不足，年輕人需要鍛煉，尤其在基層。想去邊疆，是因為那里相對來說偏遠一點，肯定得吃苦，更能磨練人。

另外，他覺得公務員晉升渠道太單一，一個科員要熬很多年才能成為領導，基本上都是以熬資歷為主，而絕大多數公務員是到不了領導崗位的。

他說，按照3年提拔一級來算，一個科員，3年后是副主任科員，6年后是主任科員，9年后是副處，12年后是正處，“但這種情況豈止是一帆風順，簡直就是‘坐直升機’。一般來說，沒有這樣的。我們單位有的同志40多歲了，還是副主任科員，比我高一級。照這樣的話，到退休的時候，也就混到主任科員。”

對于年輕人來說，需要有施展自己的平臺。李明希望通過去邊疆鍛煉，豐富自己的閱歷，以后的晉升渠道也許能更寬一點。

“在邊疆肯定會遇到很多在原單位不同的情況，遇到的東西多了，懂的也就更多了。”李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