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化解房地產庫存成為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之一。“化解房地產庫存，既是當前的現實問題，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方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任興洲說。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日前聯合發布的《中國住房發展報告2015—2016》顯示，截至今年底，我國商品住房總庫存預計達到39.96億平方米。其中現房庫存，即現房待售面積約4.26億平方米，去化周期23個月;期房庫存，即在建待售面積35.7億平方米，需要 4.5年來消化。

“如果在目前的建設基礎上，每年再增加10%的供給，未來5年，商品住宅的總供給將高達88.2億平方米，去庫存壓力可想而知。”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說。

去庫存決不是政府兜底托市

在任興洲看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無疑給樓市去庫存開出了一張“近期與遠期統籌結合、供給與需求雙向發力、多措并舉”的藥方。

從長期看，要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還要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新政策及新方案【全文】，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使他們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要明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要出發點，以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擴大到非戶籍人口。

“農民工市民化等措施是化解樓市庫存的一條途徑。但這屬于中長期政策，需要戶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組合拳落地，因此至少要等兩三年才能見效。”任興洲說，“制度性的變革可以解決房地產長期需求問題，但去庫存也是現實問題，因此中長期制度性變革必須與短期的去庫存措施相結合，多種措施并舉。”

短期看，樓市去庫存一方面要從供給上發力，特別是三、四線城市，堅決控制土地和開發節奏，不再造成新的庫存壓力;另一方面還是要刺激需求。從政府角度，可以通過交易環節稅費的減免，提高交易的流動性，促成像小房換大房這樣的合理需求的釋放。而作為開發商，也應順應市場規律調整營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開發商作為利益主體，應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去庫存決不是政府兜底托市，趁機漲價不明智，應盡快爭取市場出清。”任興洲說。

利用貨幣化安置，打通保障房商品房之間的通道

打通供需通道是消化庫存的另一條腿。任興洲認為，根據目前住房市場的現實情況，有必要利用貨幣化安置打通保障房與商品房之間的通道，實現住房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

目前我國住房市場已從供不應求轉向供求基本平衡、局部過剩，包括棚改在內的住房保障政策也應適時調整和轉型。從國際經驗看，在住房總量不足的時候，政府的住房保障政策通常以“補磚頭”的實物保障為主，而在住房總量不足的矛盾基本解決后，住房保障方式會更加重視貨幣化的“補人頭”，因為這可以給保障對象更多的選擇權，在保障成本不變的前提下，提高保障對象的滿意度。

“明年還有600萬套的棚改任務。在高庫存城市，通過貨幣化安置方式，以商品房庫存來解決非常現實。現在很多地方樓市去庫存壓力很大，再建實物保障房，實際上是給市場加壓，不如盤活存量資源。”任興洲說。

脫貧攻堅戰 成敗在于精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打好脫貧攻堅戰，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瞄準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加大資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實干，提高扶貧質量。

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貴認為，這與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和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的要求一脈相承，體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和黨中央對扶貧開發工作的高度重視。

“脫貧攻堅成敗在于精準，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基本方略，也是現行標準下7017萬農村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擺脫貧困的根本保證。”汪三貴說。

建議采用多維貧困標準識別貧困戶

“確保‘六個精準’是精準扶貧的本質要求，也是做好精準扶貧工作的關鍵所在。”汪三貴說，有幾個方面需要注意。

扶持對象精準。目前，全國主要是通過建檔立卡的方式來識別貧困人口。識別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問題是精確統計農戶的收入很困難。

“今后對扶持對象的識別和動態調整過程中，需要在中央和地方兩個層面改進識別標準和識別方式。”汪三貴建議，放棄單一的收入標準而采用多維貧困的標準來識別建檔立卡貧困戶，避免國家制定的標準與基層采用的標準完全脫節。在基層民主評議中需要更加重視收入和消費因素，用嚴格的否決性指標如財政供養人口、有商品房家庭等排除掉不合格的人群。

資金使用精準。汪三貴認為，對貧困戶情況更了解和負責實施精準扶貧的地方政府，必須給予其在資金使用上的自主權，以保證地方政府確定的到戶扶持項目有資金支持。目前80%的專項扶貧資金的管理權已經下放到縣一級，但其它行業部門的資金管理方式變化不大，需要進一步下放資金管理權，才可能做到扶貧資金在縣一級的整合，提高資金使用的針對性和效果。

措施到戶精準。“以往的扶貧經驗表明，很多扶貧項目和投資缺乏有效的到戶機制，減貧效率較差。地方政府要重點探索和建立貧困戶受益機制。”汪三貴說，資產收益扶貧不以勞動能力、特別是獨立的生產經營能力為實施條件，失能和弱能貧困戶即使不參與項目的經營管理也能直接和間接受益，這在很大程度上彌補現有扶貧措施的不足，能顯著提高扶貧到戶的效率。

防止扶貧工作可能出現的大躍進傾向

2017年是換屆年，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急于將本來設定在2020年實現的減貧目標提前到2017年完成。“這樣很容易造成數字脫貧、虛假脫貧等現象，或者導致減貧質量不高，難以真正脫貧。”汪三貴說。

為防止扶貧工作可能出現的大躍進傾向，汪三貴建議各級政府正視新時期脫貧攻堅的困難性，制定科學合理、切實可行的扶貧規劃和措施，把目標分解到年度上，層層落實，有序推進。

汪三貴說，“十三五”期間我國脫貧攻堅的目標不僅是收入問題，還包括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等保障和發展指標，地方各級政府應根據這個目標設定綜合的、多維度的貧困測量指標體系和脫貧標準，這個標準應向社會公開發布，接受監督，杜絕虛假脫貧。

養老要公平 提高統籌層次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養老保險要“提高統籌層次”，這對老百姓有何影響?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保所所長金維剛表示，提高統籌層次意味著要加快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這將有利于制度的可持續性，更好發揮養老保險互助共濟的功能。

我國在2010年基本實現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省級統籌，但除北京、陜西、黑龍江等少數地區實行養老保險基金統收統支之外，多數地區的省級統籌是采取省級預算管理方式，提取省級調劑金，沒有真正實現完整意義上的省級統籌。

金維剛介紹說：“由于地區之間存在負擔比的差異，繳費壓力輕重不一，資金余缺各有不同。全國一半以上的結余資金主要集中在東部幾個省市，而一些中西部地區則要靠中央財政提供不同程度的補助資金，來確保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實現全國統籌，可以擴大調劑范圍，逐步改變各地區養老保險基金收支與結余不均衡的狀況，切實發揮社會保險互助共濟的功能。”

記者了解到，到去年底，全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23305億元，基金支出19847億元，當期收支結余3458億元，基金累計結余 30626億元。基金結余看起來不少，但是老百姓常常會聽到“某某省養老保險收不抵支”的消息，擔心自己的養老金還發不發得出。這主要是因為各地收支狀況存在很大差別。

6月公布的《中國社會保險年度發展報告2014》顯示，一些省份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支出大于收入。同時，不少省份有大量結余，其中廣東一省的結余就達到5128億元，北京、江蘇、上海、遼寧、山西、四川、浙江、山東等省份的結余也在1000億元以上。

此外，不同地區之間養老保險資金狀況不同、待遇水平不同，也使養老保險關系在跨省之間轉移接續上受到種種制約。金維剛表示，實行城鎮職工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將在全國各地區實現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政策的基本統一，并根本解決跨地區流動就業人員的養老保險關系轉移及其權益保障問題。

“實行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的關鍵在于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對基本養老金的籌資和支付責任，明確雙方的事權與財權相對應，各負其責，共同支撐養老保險制度以及基金的平穩運行。隨著全國統籌的實現，將有利于增強養老保險的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促進養老保險的可持續發展。”金維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