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九十五歲了，我們為黨的歷史之久而高興，更為黨在九十五歲之際，依然干勁十足，依然蓬勃向上，依然前途無量而自豪。

關于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征文(1)

*同志兼任*黨校校長以來，對黨校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2015年12月，*同志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黨校承擔著為領導干部補鈣壯骨、立根固本的重要任務，必須堅持黨校姓黨這個黨校工作根本原則，更加重視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切實做好新形勢下黨校工作。這些重要論述系統闡釋和集中回答了“辦什么樣的黨校、怎樣辦好黨校”等重大問題，是新形勢下做好黨校工作的根本遵循。

始終堅持“舉黨旗，走之路”的辦學方向。2015 年12月，*同志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黨校姓黨，首先要把黨的旗幟亮出來，讓黨的旗幟在各級黨校上空高高飄揚。2009年7月1日，*同志在與中央黨校學員座談時強調：“要把黨校姓黨原則和從嚴治校、從嚴施教、從嚴管理的要求貫徹到黨校全部工作中、落實到具體制度上。”堅持黨校姓黨，就是要始終堅持正確的辦學方向，當好的舉旗者和護旗者。堅持黨校姓黨，就是要堅持一切教學活動、一切科研活動、一切辦學活動都堅持黨性原則、遵循黨的政治路線，堅持以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意志為意志、以黨的使命為使命，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歸根到底，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自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終堅持走。

始終把握黨校“因黨而立、為黨而辦”的職責定位。黨校是我們黨對領導干部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主陣地，是學習、研究和宣傳黨的重大理論思想和方針政策的主渠道。2012年12月6日，在與中央黨校校委座談時明確指出：“黨校作為培訓輪訓黨員領導干部的主渠道，作為干部加強黨性鍛煉的熔爐，責任重大，使命光榮。”新形勢下，必須科學把握黨校功能定位，既要認識到黨校具有的獨特政治優勢和辦學方向，堅持教學是中心、科研是基礎、咨詢是支撐、服務是保障、人才是根本的辯證統一，強化系統功能和整體優勢，發揮理論宣傳主陣地、培訓輪訓主渠道、決策咨詢思想庫、黨性鍛煉大熔爐作用;同時，還要認識到，黨校是黨委的重要部門，要自覺把黨校工作放到黨的事業、黨的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去思考、去把握、去推進。

始終貫徹“理論教育是根本，黨性教育是關鍵”的治校方略。2008 年10月，*同志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黨校教育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其中理論教育是根本，黨性教育是關鍵。”新時期新形勢下，黨校必須引導和促使學員努力學習和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特別是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作為理論教育中心內容，提高戰略思維能力、辯證思維能力、綜合決策能力、駕馭全局能力。要把黨性教育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深入開展理想信念教育、黨的宗旨教育，把黨章和黨規黨紀學習教育作為黨性教育的重要內容，堅持把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行教育、法治思維教育、反腐倡廉教育作為黨性教育的重點。創新黨性教學方式，打造黨性教育基地，提高黨性教育成效，不斷提升理論修養、政治修養、道德修養、紀律修養、作風修養。

始終遵循“三個適應、三個促進”的辦學規律。2008 年10月，*同志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總結出“三個適應、三個促進”辦學規律：“黨校教育必須適應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要求，促進黨的中心任務的落實;黨校教育必須適應黨的干部教育的要求，促進領導干部素質和能力的提高;黨校教育必須適應黨的理論建設的要求，促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三個適應、三個促進”揭示了黨校事業發展的基本規律，是對干部成長規律和黨校教育規律的深刻把握，對黨校事業的發展具有根本性、戰略性和指導性。要按照“教學出題目、科研做文章，咨詢做支撐、服務做保障、人才做根本、成果進課堂”的思路，切實做到“黨委政府決策在哪里，黨校教育跟進到哪里;干部教育要求在哪里，黨校教育跟進到哪里;理論創新前進在哪里，黨校教育跟進到哪里”，努力建設黨委政府想得起、用得上、靠得住的紅色智庫，打造黨員干部練內功、強黨性、長本領的紅色課堂，修筑理論領域站位高、反應快、能量正的紅色殿堂。

始終突出“質量立校、制度管校”的辦學保障。*同志高度重視制度管校問題，他強調，“要堅持制度管校，把制度化規范化建設作為黨校各項工作的可靠保證。”“堅持制度管校，就是要嚴格按照《中國共產黨黨校工作條例》和《干部教育培訓改革綱要》辦學，進一步提高黨校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水平。”2012年12月6日，*同志在同中央黨校校委座談時指出：“質量興則黨校興，質量高則黨校強。堅持質量立校，著力抓好教學科研質量，全面提高黨校工作水平，黨校科學發展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寬廣。”要堅持把從嚴治黨要求和從嚴治校方針結合起來，堅持嚴以治校、嚴以治教、嚴以治學，把校風建設作為作風建設的重點。要堅持高標準辦學，把質量立校作為黨校工作的重要抓手，努力提高教學科研質量。要銳意改革，不斷推動教學科研、人才隊伍、管理服務、學風校風等各方面工作的創新。秉持“質量就是生命，制度就是保障”的理念，堅持以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章必循，違章必究。

始終實施“以人為本、以師為重”的強校戰略。*同志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強調，黨校教師是我們黨直接掌握的一支教師隊伍，是我們黨一支不可多得的理論力量。2007年12月，*同志在聽取中央黨校校委工作匯報時強調指出：“要堅持實施人才強校戰略。人才是事業之基，是強校之本。黨校要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必須加強黨校人才隊伍建設，切實抓好人才的培養、吸引、使用和激勵工作，形成一支政治強、業務精、作風正的高素質教師和干部隊伍。”對黨校教師來說，要做到自覺堅持黨校教師姓黨，在自身黨性鍛煉上更要嚴格，用黨的理論授黨性修養之業、解改革發展之惑，用實際行動影響和帶動學員。加強黨校人才隊伍建設，要切實抓好人才的培養、吸引、使用和激勵工作。堅持人為本、德為先、師為重，建設一支政治上靠得住、講臺上站得穩、科研上立得住、咨詢上叫得響、服務上貼得緊的紅色教師隊伍，努力營造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的人才制度環境。

關于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征文(2)

*在一系列關于正確看待黨史國史的論述中強調：實事求是“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遵循的思想方法”，黨史工作者要“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看待歷史，“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分清主流和支流”; “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要把歷史事物置于歷史發展過程中考察;“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要以聯系的觀點評價歷史現象的產生和發展。這些論述，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對于批駁歷史虛無主義、正確看待黨史國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具有深刻的方法論意義。

無論是社會上還是學術界，總有人不能正確看待黨和國家的歷史，歷史虛無主義者尤其如此。究其原因，從歷史觀來看，歷史虛無主義的哲學基礎是唯心史觀;從方法論來看，歷史虛無主義采用的根本方法往往是形而上學，即片面、靜止、孤立的方法。*曾發表一系列關于黨史國史的論述，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對于批駁歷史虛無主義、正確看待黨史國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具有深刻的方法論意義。

一、實事求是“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遵循的思想方法”

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所遵循的根本思想路線。*高度重視這一路線，曾多次進行論述。2012年 5月 16日，在中央黨校春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他專門發表了“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重要講話，將實事求是視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靈魂”。2013年、、2015年，在紀念毛澤東、鄧小平、陳云誕辰的座談會上，他多次強調要學習他們實事求是的理論品質和精神，先后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遵循的思想方法”(《人民日報》 8月 21日。)。“實踐反復證明，能不能做到實事求是，是黨和國家各項工作成敗的關鍵”，全黨一定要把實事求是貫穿到各項工作中。(《人民日報》2015年 6月 13日。)

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研究工作來說，實事求是同樣是最為基本的原則，是指導我們認識歷史、研究歷史的根本方法。那些罔顧客觀史實，試圖歪曲、掩蓋歷史真相的企圖都是徒勞的。，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69周年座談會上，針對日本右翼勢力公開否認二戰時期侵略歷史的行徑，嚴正指出：絕不允許否認或歪曲日本的侵略歷史，“事實就是事實，公理就是公理。在事實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黃、指鹿為馬的言行都是徒勞的。黑的就是黑的，說一萬遍也不可能變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說一萬遍也不可能變成黑的。一切顛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自欺欺人”。(《人民日報》 9月 4日。)“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歷史和事實。”(《人民日報》 7月 8日。)因此，我們應當尊重歷史，從歷史事實出發，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事件。早在 2010年 7月 21日，*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就強調，黨史工作者要“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人民日報》2010年 7月 22日。)然而，在黨和國家歷史的研究和討論中，有些人有意無意地忽略這一基本原則，惡意攻擊和詆毀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例如，有人對“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經濟、國防、外交等領域的建設成就視而不見，將之等同于“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概予以否定。還有人打著“歷史揭密”的旗號，歪曲事實，甚至不惜偽造史料，極力顛倒是非。這些都是違背歷史發展規律，違背實事求是根本要求的錯誤觀點和行為。

當前在黨和國家領袖人物尤其是毛澤東的研究中，也存在著丑化和神化兩種非實事求是的錯誤傾向。歷史人物由于所處的歷史時期、歷史環境和思想認識等諸多方面因素的制約，不可能完美無缺、沒有錯誤。一些人抓住黨和國家領袖人物所犯的錯誤，極力抹黑其歷史功績，“非毛化”思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還有些人出于對毛澤東偉大功績的崇拜，不愿承認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這些都不利于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深入研究和宣傳。

2013年 12月 26日，*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 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實事求是地看待革命領袖和歷史人物，他們的功是功，過是過，功過要分明，不能因其功而全盤肯定，也不能因其過而全面否定。*在積極肯定毛澤東為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革命成功、全面展開、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振興、中國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彪炳史冊偉大貢獻的同時，并不諱言毛澤東在晚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嚴重錯誤，指出：“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并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

二、把歷史人物和事件“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

人類歷史處于永恒的發展之中，一切歷史事物都處于某一具體的歷史發展階段上，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都有其產生、發展、衰亡的過程。因此，對于具體的歷史事物，只有從特定的歷史條件、歷史背景出發，將其“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才能夠完成對它的歷史認識。

有些人對于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總是有這樣那樣錯誤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看待和評價歷史現象的出發點，不是從當時的歷史實際出發，不是把歷史現象放在其所發生的具體時空條件下考察，而總是“以今律古”，從當下已經發展變化了的時代條件出發進行分析。他們看不到歷史人物受到特定環境的制約而具有的歷史局限性，常常以當下的認識水平為標準要求前人提供現代所要求而在他們那個時代不可能提供的東西。例如，社會上總是有人以當下對我國處于這個最大國情的認識為借口，來貶低以毛澤東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的探索，將那段歷史說得一團漆黑。

*繼承馬克思主義關于從歷史實際出發、具體分析歷史事件及人物所處的歷史條件的方法論原則，深刻指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他對毛澤東的評價就是這樣做的。例如在談到毛澤東早年怎樣走上革命道路的時候，*以深邃的目光審視了近代以來中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無數仁人志士為尋求救國救民道路而艱辛探索的大背景，全面分析和揭示了毛澤東“毅然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選擇了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崇高理想”的個人主觀因素和社會潮流推動的客觀因素。

*還采取實事求是的方法，深刻分析了新中國探索建設的時代條件，分析了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歷史原因。他說：“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通道路。”(《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會一帆風順，總是會有反復，有曲折。中國的社會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時間不長的改造而建立起來，在這種國情下如何進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給出現成答案，只能靠中國共產黨人自己摸索。毛澤東等中央*盡管在 1956年、1960年前后都提出過“不發達”階段需要50至 100年時間的觀點，但是沒有足夠的經驗使他們對和發展的規律有比較清楚的認識，關于發展階段的正確思想沒有能夠得到堅持和進一步發展。沒能正確把握中國處于這一基本國情，是導致中國共產黨在時期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錯誤的重要原因。

在探索過程中犯錯誤，這是人類歷史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正如*所指出的：“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綜觀世界歷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都會跌宕起伏甚至充滿曲折。”正是因為這一點，不能要求前人完全不犯錯誤，“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也就是說，只有在分析、掌握具體歷史條件的前提之下，將歷史事物放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之中，我們才有可能公正地評價黨和國家歷史上那些比較復雜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要看他們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反映時代要求和人民意愿、促進社會發展，還是違背時代要求和人民意愿、阻礙社會的發展;要分析在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下，可能做到什么，他們與前輩們相比提供了什么新的東西，他們在哪些方面高于同時代的人，而不能要求他們提供他們那個時代不可能提供的東西。

馬克思主義認為，凡是從經濟、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各個角度對歷史發展起推動作用的歷史現象，都應予以辯證地合理地肯定，這是正確看待歷史所必須采取的態度。

三、看待歷史，“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分清主流和支流”

歷史唯物主義在分析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要求尊重并運用唯物辯證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95?496頁。)唯物辯證法的首要要求，就是全面地看待歷史。

然而，學術界和社會上有些人看待黨和國家歷史事件及人物所運用的方法，卻總是“攻其一點或幾點，盡量夸大，不及其余”，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采取片面的形而上學的方法。一些人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總是盯著黨在探索時期所犯的錯誤不放，話題總是“反右運動擴大化”、“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饑荒餓死人”、“文化大革命”等等，對于黨在革命和建設時期所取得的種種成就卻熟視無睹。還有些人看待歷史現象，不把握主流，專挑細枝末節以否定全局。

*一貫重視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學習和運用，強調在學習、研究歷史的時候，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他身體力行，把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切實運用到對黨和國家歷史的分析評價中，提出了分清主流與支流、把握歷史的主流與本質等全面辯證地看待歷史的方法。

第一，一分為二，分清歷史的主流與支流。世界上每一個事物內部總是包含著兩個互相對立的方面，社會歷史現象和發展過程總是具有矛盾著的、相互排斥和對立的傾向。因此，全面辯證地看待歷史，首先要采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和方法，不但要看到歷史事物在歷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也要看到其歷史局限性和消極影響。然而，只看到這兩方面是不夠的，因為在黨和國家歷史研究中，如果不從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看問題，沒有分析出主流和支流，總是讓人感覺好壞各半，得不出對歷史的確切看法，實際上是一種不科學、不準確的歷史評判。

*依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辯證關系的原理，強調采用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的認識方法，分清歷史的主流與支流。他說：“在任何工作中，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人民日報》2015年 1月 25日。)，“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 1月 6日。)。

第二，把握歷史的主流與本質。只有準確把握歷史的主流與本質，才能科學地正確地看待歷史，真正做到用歷史成就來激勵后人，用歷史的成功經驗啟迪后人，用歷史的教訓警示后人。2010年 7月，*就曾明確指出：“牢牢把握中共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旗幟鮮明地揭示和宣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中國人民走上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通過改革開放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民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和輝煌成就，揭示和宣傳中共在長期奮斗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形成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人民日報》2010年 7月 22日。)

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深刻闡述了 90多年來的主題、主線、主流和本質。他指出：“近代以來，救亡圖存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迫在眉睫的歷史使命。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成為中國人民必須完成的兩大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成立 90多年以來，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這兩大歷史任務而不懈奮斗，就是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90年來，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革命，確立了根本制度并取得了的巨大成就;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完善和發展了。”這三件大事，就是黨的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我們要牢牢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從黨的光輝歷程和偉大業績中獲得繼往開來的強大動力，始終堅定信念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人民日報》2011年 9月 2日。)

一分為二、把握主流，這種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的認識方法，對于正確認識革命和建設這段歷史是非常關鍵的。在新中國成立后的 30年間，黨在領導經濟、政治發展過程中確實犯了一些錯誤，但是在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實現除臺灣以外的國家統一、戰勝帝國主義侵略、建立制度、建立獨立且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以及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國防、外交等領域均取得了重大成就。與這一時期黨所犯的錯誤相比，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經驗是主要的，這是革命和建設時期歷史的主流和本質。

這種方法對于正確評價歷史人物的功與過也是十分重要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歷史功過進行全面評價，就是一分為二把握主流認識方法的典型運用。*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 120周年座談會上重申《決議》對于毛澤東功過的評價，指出：“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從這里可以看出，*對黨的領袖人物的評價，不是僅僅著眼于評價*個人的功過，而是放在整個黨的歷史長河中去審視，理清主流主線，把握歷史發展的大脈絡。因此，在評判歷史人物的時候，我們應當既一分為二，又把握主流，繼承和傳播他們的功績和精神，吸取和借鑒他們的經驗教訓，使黨今天的各項事業健康有序發展。

四、“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把歷史事物置于歷史發展過程中考察

人類歷史是一個依據一定規律向前發展的過程，因此在研究歷史現象時，不能將它作為靜止的現象，而應當作一個歷史地發展著的存在，從歷史的發展中進行考察。這就要求考察、分析歷史必須注意歷史發展中的連續性。與這種正確的方法相對的，是形而上學的靜止的、僵化的方法。這種錯誤方法在黨史研究領域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割裂黨和國家歷史的連續性。例如，有人割裂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階段的承續關系，把改革開放前說成是搞，把改革開放后說成是搞資本主義;有人把毛澤東思想與分割開來，或者用否定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地位、作用與貢獻，等等。這些觀點和思想的錯誤之處就在于他們采用了形而上學的方法，把歷史發展碎片化，否定歷史時期和事件之間的關聯，缺乏發展的眼光。

*以發展的眼光看歷史，多次強調“不能割斷歷史”，并多次闡述中國歷史、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連續性。2013年 6月 25日，他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和實踐”時講話指出：“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 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 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 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人民日報》2013年 6月 27日。)4月1日，他在布魯日歐洲學院演講時又說：“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 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 90多年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 60多年發展史，改革開放 30多年探索史，這些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人民日報》 4月 2日。)

*還用發展的觀點闡述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統一關系。他首先對兩個時期本質相同但又有重大區別的關系進行了說明，指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民進行的實踐探索。”(《人民日報》 2013年 1月 6日。)歷史發展過程是階段性和連續性的統一，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事物發展的內容和形式有所不同，因而互相區別;但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之間又有許多相同之處而互相銜接，從而使事物的發展連續不斷地進行。總體來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不同，在于對“什么是”這個問題認識的差異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的差別和分歧，例如“以階級斗爭為綱”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區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與的不同，等等。這種不同僅僅是在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差別，而我國發展的本質并沒有發生變化。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都處于，都屬于中國共產黨*民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的歷史進程。二者在堅持發展方向、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基本制度、堅持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的根本任務、堅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等本質內容上是一致的。因而，*強調：“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人民日報》2013年 1月 6日。)

其次，他闡述了兩個時期的連續性。改革開放作為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從來都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改革開放前實踐基礎上進行的。改革開放前 30年建設的探索，盡管步履蹣跚，發生了很多失誤，但仍取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項建設的偉大成就，為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積累、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同時，改革開放也吸取了前 30年失誤的教訓，糾正了前 30年間的錯誤，才能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順利推進，成功開創。所以指出：“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基本制度、并進行了 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人民日報》2013年 1月 6日。)

改革開放是制度的自我調節和完善，是改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具體制度、具體環節，絕不是將過去的一切推翻重來。那些以兩個歷史時期互相否定的觀點，實質上是沒有搞清楚改革開放的本質，必然導致對整個黨的歷史和偉大功績的否定，危害十分嚴重。*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的明確論斷，對于批駁、澄清這種錯誤認識具有重要意義。(《人民日報》2013年 1月 6日。)

五、“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 以聯系的觀點評價歷史現象的產生和發展

在特定的歷史范圍內，一切歷史現象都是彼此聯系、相互制約的。既然如此，那么評價歷史現象和歷史事物，不能“從‘永恒正義’或其他某種成見出發”，而應當從歷史現象、歷史事物產生的條件和“同它們有聯系的條件”出發，也就是從歷史現象產生發展的種種內部和外部的條件出發。(《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429頁。)

在黨和國家的歷史發展中，歷史的聯系既表現在國內各種歷史條件、歷史因素的相互作用上，也體現在國際因素對國內相關事件的影響和作用上。這就要求在認識黨和國家歷史時，全面把握國內外各種因素的相互聯系，只有如此才能對歷史現象作出準確的觀察和分析。早在 2008年，*在回顧改革開放 30年黨的建設歷程時，就運用聯系的觀點，從國內外多方面分析了黨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他說：“我們黨不僅科學總結自身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執掌全國政權以后和改革開放以來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經驗，而且科學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蘇聯東歐國家共產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不僅深入系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基本規律，而且科學研究世界各國政黨治國理政的有益經驗。正是通過這種多方面經驗的科學總結，使黨的建設工作在歷史的比較、國際的觀察、現實的把握中開闊了視野、深化了認識、提高了水平。”(《學習時報》2008年 9月 8日。)2013年，*在分析如何正確看待毛澤東晚年錯誤時，再次強調用普遍聯系而不是單一孤立的方法，既要分析毛澤東“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又要分析“復雜的國內國際的社會歷史原因”，予以全面地、歷史地、辯證地看待和分析。(《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

在強調評價毛澤東的指導原則時，*也不忽視其中包括考察國際因素的重要作用，這對研究黨和國家歷史來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例如，近年來學術界有人否定毛澤東領導制定的三線建設戰略，認為當時過分估計了戰爭威脅，三線建設決策是毫無必要的戰備舉動。這種觀點就是沒有看到當時嚴重的國際形勢對中國產生的切切實實的威脅，犯了孤立地看問題的毛病。實際上，20世紀 60年代初中期，中國面臨著嚴峻的周邊形勢和國際局勢：從 1962至1965年，臺灣利用大陸出現的經濟困難局面不斷進行軍事騷擾，向大陸派出幾十股武裝特務;1961年 9月、1962年 9月，美國制定并進行了兩次以臺灣為基地、以在中國大陸登陸為目標的大型核戰爭演習;1964年 4月，美國又制定了打擊中國核設施的計劃，并形成了具體實施方案;1962年 10月和 11月，印度軍隊向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入侵，中國軍隊被迫兩次進行反擊，將印軍擊退;再加上美越戰爭逐步升級，蘇聯不斷向鄰近中國邊境地區增兵。在這種形勢下，中央*不得不考慮國家安全和戰爭可能性，不得不重新部署中國工業布局，“爭取時間，積極建設三線戰略后方，防備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 1969年三線建設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蘇聯*企圖使用核武器打擊中國的威脅下掀起的。聯系了這些國際因素，還能說三線建設是毫無必要的嗎?同樣的道理，對于抗美援朝決策的評價，如果聯系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設身處地地去研究一下毛澤東等人的戰略抉擇，就不會得出一些社會上流行的簡單而草率的結論。

歷史唯物主義還重視歷史與現實的聯系，自覺地探討歷史現象與本質，考察各種社會運動的規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現實問題提供借鑒。2012年 12月 31日，*在主持*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要把黨的十八大確立的改革開放重大部署落實好，就要認真回顧和深入總結改革開放的歷程，更加深刻地認識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更加自覺地把握改革開放的規律性，更加堅定地肩負起深化改革開放的重大責任。”(《人民日報》2013年 1月 2日。)這實際上明確提出了把歷史與現實相結合，從歷史中汲取智慧的要求。為此，研究黨和國家歷史，要善于發現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從歷史中發掘出時代需要的經驗與啟示，為黨和國家建設大局服務，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實事求是，從歷史實際出發，用全面、發展、聯系的觀點看待黨和國家歷史，這幾點不是孤立、分割的，而是內在統一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之中。正如*所強調的：“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事物，準確把握客觀實際，真正掌握規律，妥善處理各種重大關系。”(《人民日報》2015年 1月 25日。)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獲得正確開啟歷史之門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