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內容：公務員工資多少?公務員工資低還是高?

公務員實際上已經變為一個職業化的崗位了，而不是把公務員就理解為“官”了。如果有更好的職業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實現個人抱負和理想，就可以另謀他職。

“我們在行使權力時，受到約束是不是太少了?”前日，在山東團分組審議時，全國人大代表、山東濟寧市市長梅永紅拋出了這個疑問。

梅永紅說，中組部曾來濟寧調研干部制度，他向來調研的人提出一個問題：“你們憑什么這么相信我?”他認為，人是感情動物，是有私欲的，把人放到一個位置上，賦予他一個無邊的權力，實際上是把他放在懸崖邊上，這是非常危險的。“任何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

他呼吁國家要加強對權力的約束，“如果不能把這道‘柵欄’扎緊，未來可能會出現更多更大的案子。”

這番言論，使得同組的趙冬苓代表不禁為他點贊：“作為一個市長，能這樣說，說得真好。”

梅永紅1987年大學畢業后，就一直在國家部委工作，直到2010年10月調到濟寧市主政，在地方工作的4年間，也讓他對基層政府治理有了新的體會。前日他就依法行政、公車改革、“四風”建設等問題向南都記者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談機關負責人出庭

相信地方主官有這份底氣和自覺

南都：昨天你談到了依法行政的問題，新行政訴訟法5月1日起實施，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你覺得通過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能促使政府去敬畏法律嗎?

梅：這個作用會非常明顯，我也相信地方行政主官有這份底氣和自覺去面對法律的裁決。

現在政府面對著大量的行政訴訟案件，我跟法制辦說以后有告市政府的，就安排我出庭吧。

為什么我想去出庭?一方面可以強化我自己的法律意識，另一方面對濟寧市各級政府有個昭示，我們一定要依法行事。如果違反了法律，你也一樣要成為被告，甚至要受到法律的裁決。

南都：那你后來出庭了嗎?

梅：后來他們怕社會上過多解讀，最后通過政府的法制辦來解決了。

政府官員走上法庭，成了被告，似乎成了不光彩的事情，另外輿論可能會認為你在“出風頭”。

我認為將來社會輿論也要營造一種寬容的氛圍，要多鼓勵政府官員能夠來面對法律，走上法庭，讓它成為常態。

談“公務員離職”

公務員已變為一個職業化的崗位

南都：近些年出現了一些“公務員離職”，包括走上領導崗位的人也離開公職，你怎么看?

梅：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傳統使得許多人把“做官”作為最大的目標。

現在這點正在發生改變，公務員實際上已經變為一個職業化的崗位了，而不是把公務員就理解為“官”了。

這就是一份職業，最后如果有更好的職業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實現個人抱負和理想，就可以另謀他職。

我有很多朋友離開了公務員崗位，下海的，回學校做研究的，甚至有的到了司局級都不做了。

談基層干部

“縣委書記月入3000，還不如工廠打工的”

南都：2010年，你從科技部調到濟寧市工作，談到基層的工作，你在昨天的發言中，用到了“嘔心瀝血”四個字，在基層的工作難嗎?

梅：我每天工作都在十個小時以上，早上8點出家門，很少在晚上8點前能進家門。每天工作十個小時是常態，而且幾乎沒有周末，沒有節假日。

如果把公務員理解為一份職業的話，中國哪有這樣的職業?濟寧市有800多萬人，GDP3800多億，但我所有工資收入加起來，才7000一個月，誰相信啊?下面的縣委書記、縣長一個月收入3000多，還趕不上在工廠打工的。

基層政府官員每天要面臨很多復雜的問題，沒幾個人不是焦頭爛額的。當然做公務員的特殊性，就在于講奉獻、講犧牲，他們如果違背了法律、良知了，也理應受到懲罰。

對基層政府官員進行監督，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對的，但不能過分的苛責，甚至動則謾罵，應該更加理性對待他們。

南都：很多官員走上了腐敗的道路，是不是跟收入不高有關系?

梅：我倒不這么認為，公務員工資制度有它合理性，畢竟老百姓收入并不高，作為公職人員，和老百姓收入差距大了也不行。

也說了，當官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去做官。

你對這個收入不滿意，可以去做別的選擇。絕不能把工資偏低作為腐敗行為的借口。不然怎么解釋有的官員貪了幾千萬還在貪?

談“四風”

有時我騎個自行車就去調研了

南都：太忙了，是否跟會議太多也有關系?

梅：以前確實這個問題突出，近幾年有很大改變，現在能不開的會盡量不開，能開短的會議不去開長會，能合并的會就不分別開，能通過視頻開的就不用都拉過來開。

現在法治還不健全，通過開會去動員、部署還是有現實意義，不能簡單來否定開會。

當然，會多了，把開會當作推進工作的唯一的方式，這個就是形式主義，我們要加以摒棄。

南都：確實感覺到十八大以后，這種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轉變了許多。

梅：以前我們到縣里去調研，縣主要領導都在進他們縣的路口等著，現在都是直接到現場，大不了你不了解情況不熟悉地形，縣里面派輛車幫你引下路。陪同人員都在現場等著，而且每次都要限制陪同人數。

南都：那你去調研是怎樣的?

梅：有些調研，我明確不要下面的縣長、局長參加，經常一輛車就下去。有時去一些社區，我騎個自行車或者走路就去了，有時還開自己的私家車去。我覺得現在不光是我，全國都是這樣，這今后也是一種常態。

南都：不怕上訪的人圍住你?

梅：怕什么?平時我也經常去信訪大廳去接訪，這個社會總體穩定、安全，很多市民都認識我，我去調研時，他們還熱情地跟我打個招呼。

談公車改革

取消官員“特權意識”意義更重要

南都：你說你有時開私家車去調研，那你覺得什么時候該用公車，什么時候該用私車?

梅：過去我在部委工作的時候就沒有公車，經常是“私車公用”，上下班自己的車，去辦事也開著自己的車。

現在到地方去，我感覺，如果真是用公車去辦公事，沒什么不合理。問題在于，很多人不該配車的配車了，而且還開著公車去做私事，去旅游去接送家人。

這無論從道理和法理上都是不應該的。

現在中央到地方全面推開公車改革，今后公車取消了，可以最大限度降低行政開支，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很多社會問題，公車在老百姓眼中就是一種“特權”。

公車取消后，可以讓大家都意識到，我們作為官員本來就是和百姓平等的，而不是說走到什么樣的職位上就應當享受怎么樣的特權。

談地方立法權

經常發現法律不具體、難執行

南都：這次全國人代會會正在審議立法法修正案，一旦通過，今后設區的市都將獲得立法權。濟寧是否也在積極爭取?

梅：當然在積極爭取，濟寧是煤炭資源型城市，面對煤炭價格下跌、土地塌陷、農民失地、生態破壞一系列問題，我們對其進行解決的時候，經常發現相關法律條文不具體，都是原則性的，很難執行，怎么執行都是合理的，這讓人覺得困擾。

當然，我們國家那么大，從國家層面制定的法律不可能具體照顧到每個地方的實際。

我們有了地方立法權，就可以針對當地重大的、關乎民生、關乎重大社會長遠發展的領域進行立法，像對煤炭塌陷區的治理，這就亟待通過立法來解決。

濟寧年產煤炭1億噸，每年造成3萬到4萬畝的塌陷地，現在總共60萬畝塌陷地，造成很多農民失地。

作為政府、企業到底應該承擔什么責任，現在對這方面的法律條文是很粗線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