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還在救援。

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有百分之百的努力。除了對這一事件的深挖、問責，盡快公布調查結果之外，如何舉一反三，警示其他城市管理者，也應該是題中之意。

顯而易見，于昨天結束的、七常委出席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不會是專為深圳而開。但因著深圳的事故，我們對“城市工作”會有更直觀的感性認識。

畢竟，上一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的召開，還是在37年前的1978年。

這可是個大新聞。

論

把單項工作提高到中央層面來開會，或首次升格、或時隔多年后重開，本屆中央已經不乏先例。前者，如群團、統戰;后者，如文藝。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被本屆中央高度看重，認為不是某一系統、某一部門的事，而是要上升到全局、總體的角度來看、來抓。

那么，城市工作有這么重要么?

是的。本次會議，對于城市的地位有全新表述：“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樣，城市也是“我國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實現現代化的“火車頭”;“城市發展帶動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

換句話說，這個“城市工作會議”，不僅是事關城市管理、城市規劃等的狹義“城市工作”，更是從全局、系統的角度來看城市。與此相對的，就只有“農村工作”了——如你所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每年都開。

37年后召開此會，更加具備現實因素的是，城市現在還“病得不輕”。

病

每次出差到其他城市，島叔都會在三杯過后，推心置腹地跟當地的朋友說，真的不想回到北京(北京土著莫怪)。

除去圍城的心理因素，你我皆對城市病感同身受。上下班若開車，堵;地鐵公交，擠。車開得多、周圍工廠和建筑工地開足馬力，霾;超市買個東西、醫院看個病，等。住遠點兒，累;住近點兒，貴。地鐵 乞討走到面前舉個碗，煩;看見城管呵斥小販，居然都漠然。下大雨，水漫大街，更堵;現在還多出要擔心垃圾哪兒管。大家心情都不太好，看上去都匆匆忙忙、對自己之外的事情漠不關心。

城市病，癥在表層，疾在腠理。沒有歸屬感的城市，來自于異地的陌生感;異地的不融入，也因為房價、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更加加深。沒有戶口的城市漂們如此，沒有話語權的進城務工人員們更是如此——他們的背后，還有留守兒童、撂荒的土地、空虛的村莊等更多問題。

城市病，同樣還有另外一種表達。

比如大拆大建。島叔的家鄉，某一任市委書記就曾喊出過“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大變”的口號，以轟轟烈烈的拆遷造就了一批暴富市民，開著路虎不知道干什么，只好去跑出租;拆完之后的房地產，則全民搞借貸，最后資金鏈斷裂，市政府天天被圍。

大拆大建規模有所不同，但造城的運動卻在過去一段時期內轟轟烈烈。一位長期留洋的前輩在飯桌上說，即使是在中國的心臟北京，也絲毫感覺不到這里是中國。看上去，這里和世界上、和中國的大多數城市也沒有什么分別。這里，有古跡保護的問題，也有千城一面的問題。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局

要治病，得從根上找。

大城市的土著們會問：嫌城市不好，回家去啊!但在大城市漂們會說：除了大城市，我們又能去哪兒呢?

就拿北京來說吧。在島叔的大學同學中，江浙、廣東的生源，很多并不留戀北京;對他們來說，家鄉的機會同樣很好，環境也更優。而比如在北京，外地人口聚集最多的，正是河北、河南、東北等人口眾多又發展落后的省份和地區。他們或是因為讀書來到此地(本省沒有什么優質高校)，或是因為距離更近、機會更多而選擇 離家。一方面，大城市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周邊的小城市、小城鎮也因為資源、人才的“虹吸效應”而長期得不到發展，只能在低端產業上徘徊，眾星拱月般地給地區中心城市“作貢獻”。

歸根結底，這是一個城鄉不平衡、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而如果說到城市管理、城市規劃、城市治理等問題，同樣是本難念的經。

在城市規模迅速擴展的時代，古跡保護、環境保護大多不太提得上日程，畢竟建設要緊、規模要緊、政績要緊，領導層又換得那么頻繁。在“建設-政績-提拔” 的默認邏輯下，官員有強大的動力搞建設(更遑論還可能存在經濟利益操作空間)，一如此前GDP的唯一指揮棒效應;城市項目怎么改、怎么建、誰來建，也往往 決策一言堂、拍腦袋，聽證會走過場，招標內部化。

這也就是為什么幾乎所有的中央巡視組，都在巡視的省份提出“領導干部親屬子女插手基建”問題——沒有法治思維，也沒有法治監督環境，遂使人治橫行。

而由于規劃的不合理、拆建的隨意性，不僅造成浪費，也帶來管理的扯皮。深圳的渣土場，批建歸一個部門，管理歸另外部門;天津爆炸暴露出的港區和市區的行政重疊，同樣讓人印象深刻。哪怕不說災難，就連過早地拆除房屋這件“無傷大雅”、甚至以“砸玻璃讓玻璃工有活兒干”式拉動GDP的事，每年中國就在這事兒上就能浪費超過4600億元。

這么說吧，城市工作幾乎涵蓋你生活中耳熟能詳的每一個概念范疇：經濟、社會、生態;戶籍、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就業、社保;拆遷、建設、上訪、城管、衛生、規劃……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何況中國認定小城市的規模都是城區常住人口超過20萬呢。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工程。

治

病重、活兒多、根子深，就必須以全局的目光觀之，以更高層級的力量破之。

中央的提法，是抽象性的“五個統籌”。在尊重城市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一、統籌空間、規模、產業、提高全局性;二、統籌規劃、建設、管理，提高系統性;三、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輪驅動，提高持續性;四、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提高宜居性;五、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提高積極性。

聽起來抽象，其實也不是太難。

從思路上理解，首先，城市工作這件事是要和國家整體戰略對接起來的。前面，連著全國的城區規劃、城鎮化戰略;后面，則有一帶一路、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等著。也就是說，無論是優化、培育城市群，還是把城市與農村工作聯動，都要放在這個盤子里通盤考慮。說白了，如果全國有十個分布在各個地區的北上廣深式的城 市、或者次一級的中心城市，不僅中國經濟發展將更加健康，對于人口流動、資源配置等社會問題也是極大利好。此次提到的“力爭在2020年前完成城市棚戶區、危房、老舊小區改造”，與“7000萬人口脫貧”存在一定政策關聯，也使房地產去庫存具備了政策操作空間。

第二，城市管理者應當更有“定位”思維。1978年開這個會的時候，主體放在“建設”上，有時代背景;49年開類似會議的時候，中國城鎮化率只有 18%，同樣需要大搞建設。但現在，城鎮化率已經超過了52%，現在已經不是盲目攤大餅、上規模的時候。怎么定位自己的城市?如何結合資源稟賦、區位優勢、文化特色，找到自己的獨特賣點?這是擺在所有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必答題。這個題答得好，近，可以解決千城一面的問題;遠，可以掌握改革發展、城市建 設的節奏和規劃。

第三，城市管理者應當有“服務”思維。此次會議，把“安全”定在了城市工作的首位。這其中，不僅有現實發生的災難作為背景，更是要讓城市管理者思考城市建設、城市管理是為了什么。上海世博會的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不僅僅是一句口號，更應該成為一種叩問、一種自 省。與戰略、定位相配套，戶籍、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同屬此列;對于環境生態的保護和修復，也不只是對上負責地完成任務。

第 四，城市管理者應當有“法治”思維。前任領導定下的規劃，不能換個人就變;提倡城市修補、考慮城市歷史傳承，同樣要求不能隨便大拆大建。同樣，“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等確定為城市重大決策的法定程序”，同樣要求法治思維，而不是政府完全主導，被規劃方、城市居民只能聽天由命、告解無處。

其實，讓島叔最感興趣的是這一句：“主要領導要親自抓，建立健全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也就是說，這件事以后不再只是分管領導的事兒，而是和反腐、環保、黨建一樣，成為了黨政一把手的事兒。職責明確，干得不好，責任，也就更好追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