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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家風家訓家教故事】

魯迅和許廣平僅有一子,即周海嬰。兒子出生時,許廣平出現難產跡象,當醫生向魯迅征求意見是留大人還是留孩子時,他果斷回答:“留大人。”結果母子平安。

在兒子成長過程中,魯迅基本按照《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思想來實行,讓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說:“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據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介紹,魯迅的教育方式是“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有一天,周海嬰死活不肯去上學,魯迅用報紙打他屁股。后來,魯迅向母親寫信解釋道:“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

錢基博乃一代國學大師,是學者、作家錢鐘書的父親。

錢基博對兒子管教極嚴,錢鐘書十六歲時,還痛打一頓。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錢基博北上清華任教,寒假沒回無錫。此時的錢鐘書正讀中學,沒有溫習課本,而是一頭扎進了小說的世界。等父親回來考問功課,錢鐘書過不了關,于是挨了打。

1929年,錢鐘書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后,錢基博還時常寫信給他。一封信中說:“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隨后一封信則表示:“現在外間物論,謂汝文章勝我,學問過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稱汝篤實過我,力行過我,我尤心慰。”希望錢鐘書能“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

錢基博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保持距離,埋首國學,他這樣告誡錢鐘書,不過出于一個儒者的文化立場。

梁啟超有九個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導下,個個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甚至還產生了“一門三院士”的佳話。這“三院士”是建筑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另外,四兒子梁思達是經濟學家,次女梁思莊是圖書館學家,三女兒梁思懿是社會活動家。

梁啟超對于子女的愛,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求學,而且在為人處世,甚至理財、時政等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態度展開。閱讀《梁啟超家書》,就會了解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教育子女的表現堪稱典范。

寫信時,梁啟超毫不掩飾自己的愛。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寫道:“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對于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你們無論功課若何忙迫,最少隔個把月總要來一封信,便幾個字報報平安也好。”

在求學這一方面,梁啟超根本不看重文憑,而是強調打好基礎,掌握好“火候”。他對梁思莊說:“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么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墻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們求學問、做學問的方法??“總要‘猛火燉’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著用去”。

同時,梁啟超強調責任的重要。1923年,他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當然,寫信教導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沒忘了夸一夸女婿、兒媳。

1918年11月7日,自殺前三天,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時在北京大學任哲學講師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說罷,梁濟離開了家。

梁漱溟亦兩度欲自殺,但最終,現實中國的問題和人生問題縈繞著他,他不停思考,積極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寬、梁培恕,對于他們,給予最大自由空間。接受采訪時,梁培恕說:“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這種教育,也與梁漱溟受到梁濟的影響有關,梁濟對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說,這也是一種“中國式傳家”。

梁培寬追憶梁漱溟時,時常會提到一次考試。當時,梁培寬考了59分,內心忐忑地拿著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梁培寬說,他后來明白父親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負責”。

相比于課堂成績,梁漱溟更在意教人過社會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胡適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個子女,女兒五歲時夭折,長子胡祖望、小兒子胡思杜圍繞在江冬秀身邊,胡適忙于公務,無暇顧及。江冬秀雖然出身官宦之家,但僅讀了幾年私塾,又酷愛打牌,對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責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適雖然倡導“獨立、合群、重學”,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愛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適給胡祖望寫信,希望鍛煉他過獨立、合群、用功讀書的生活,其中說:“功課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趕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趕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課要考最優等,品行要列最優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這才是有志氣的孩子。”這時,胡祖望十歲,離開父母,獨自在外上學,父親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會感到“壓力山大”。次年,胡適即大失所望,接到學校發來的“成績欠佳”的報告單,怒道:“你的成績有八個‘4’,這是最壞的成績。你不覺得可恥嗎?你自己看看這表。”

最終,胡祖望雖然上過大學,但遠未達到胡適對他的期望;胡思杜讀了兩所大學都未能畢業,卻染上了不少壞習氣。晚年,胡適對秘書說:“娶太太,一定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別的方面有缺點,但對子女一定會好好管理教養的。母親有耐心,孩子沒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親的沒有耐心的關系。”可謂沉痛之語,意味深長。

在給江冬秀的信中,胡適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點不配做老子。平時不同他們親熱,只曉得責怪他們功課不好,習氣不好。祖望你交給我,不要罵他,要同他做朋友。”

豐子愷育有七個子女,他認為童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極力反對把孩子培養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豐子愷稱外出做事為“無聊”,和孩子們在一起則內心充滿歡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飯,唱小曲逗孩子,畫畫引孩子笑,和孩子們特別親近。有一次,長子瞻瞻要豐子愷抱他到車站去買香蕉,“滿滿地擒了兩手回來”,到家時,卻熟睡在父親肩頭,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豐子愷在《給我的孩子們》一文中感嘆:“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偽的!”

除了讓孩子在愛的空氣中自由成長,豐子愷還重視培養孩子的獨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與子女“約法”,強調最多的便是“獨立”,其中一條寫道:“大學畢業后,子女各自獨立生活,并無供養父母之義務,父母亦更無供給子女之義務。”同時,子女獨立后,要與父母分居,“雙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屬鄰誼性質,絕非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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