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抑郁癥，所以就去死一死，沒什么重要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離開。拜拜啦。”今年的3月18日，是南京女大學生“走飯”發出微博遺言、在宿舍自縊的一周年。當張大奎在宿舍看到紀念她的微博時，他抬起并不靈活的雙手，敲下了四個字：“努力活著。”

這個從不到兩歲起被診斷為腦癱的青年，曾經也是離絕望最近的人，如今，他是計算機博士。

咱可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咖啡色的條紋襯衫，深藍牛仔褲，張大奎身體略有些傾斜地打開了門。

單間宿舍里，淺藍小花的被套、藍綠相間的床單都鋪得很平整。張大奎笑著說：“我奶奶給我講，你要把被子疊好，別人來看你的時候就會說：‘哎呀這小孩走路走不好，被子疊得還挺好。’”

1981年，張大奎出生在河南焦作的一個農民家庭。一次高燒，鄉下有限的治療條件導致了嚴重的后遺癥。父母把他抱到北京來求醫，卻得到了一個令人心碎的回答：“核黃疸后遺癥”，俗稱小腦癱瘓。

到6歲時，他還只會在地上爬，根本無法獨自站立。“這種病的主要表現是運動平衡、肌肉協調等功能有較大障礙。醫生告訴我爸媽，在醫學上沒有好的治療方案，唯一的方法是自己鍛煉，恢復部分身體機能，達到自理。”

沒有任何康復訓練機構，也不知道去哪里求助，但張家沒有放棄。

一開始，張大奎的爸媽在兩棵大樹間綁上了兩根竹竿。從烈日炎炎到漫天飄雪，年幼的張大奎雙臂架著竹竿挪來挪去，有時候哭著還繼續“走”。幾年后，雙臂磨厚了，他終于可以用雙臂“走”了。

但一個年輕人的天地，不可能永遠在兩棵樹之間。突然有一天，竹竿被換成了粗繩子，“竹竿是硬的，可以完全依靠;但繩子就不一樣了”。他很不適應，經常是走到一半就雙膝跪倒，“膝蓋不知道磕破了多少次”。

在張大奎摔倒的時候，爸媽很少伸手扶。“自己想辦法站起來”是他們的口頭禪。終于有一天，再摔跪在地上的時候，孩子沒有感到膝蓋疼，還馬上爬了起來。

到了9歲，張大奎創造了第一個奇跡：他能拄著拐杖走路了。

“說實話，當時我很恨父母對我的‘狠心’，但現在我非常感激父母當年的良苦用心，也特別體諒為人父母內心的掙扎。更慶幸的是，父母沒有放棄我的教育。”

從小學開始，這個孩子上課時不敢多喝水，怕上廁所的時候麻煩別人;在別的孩子追跑的時候，他只能孤獨地坐在座位上。“我不聰明，身體也不方便，很少出去活動或玩耍，這也讓我有了更多的空閑時間，那我就多花些時間學習”。

他能穿得起的只有十幾塊錢的軍用膠鞋。“腳在地上拖來拖去，所以每個月基本上要磨壞兩雙膠鞋。”

父親每次為他穿上新鞋子的時候，都會說一句：“奎，咱可不能穿新鞋，走老路。”“當年我并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但若干年后，每當我有了新鞋時，我都會學著父親的口氣對自己說：‘咱可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沒有你們想象中那么困難”

“現在很多人看問題都很喜歡‘一刀切’，認為我很厲害，但我就是做自己能做的和該做的，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沒有你們想象中的那么困難。”白色的書桌上，攤開的是張大奎正在學習的英文課本，旁邊放著幾只專門用來練字的熒光筆。他寫的字很大，有專門練字的本子。“如果字太小，我掌握不了那框架，就寫歪了。”

講話時的張大奎還會加上手勢，語速一快就會有點口齒不清，不一會兒額頭上就出了薄薄一層汗。小毛巾就捏在手里，時不時地需要擦一下。“這么多年來，雖然心理和身體方面成熟了很多，也參加了無數的考試，但每次考試都是不小的挑戰。畢竟我要付出常人數倍的努力，還不一定得到一樣的成績。”

2002年，張大奎頂著極大的壓力參加了高考。“當時頭上的汗不斷落在試卷上，大部分試卷都被汗水浸透了。一場考試下來，兩條帶進去的干毛巾都像剛從水里撈出來一樣。我寫字也沒辦法快起來，字體會因為手臂顫抖很潦草。汗跡墨跡混在一起，卷面很不清楚。”

他選擇了當地一所民辦大專院校——黃河科技學院。“當年我參加高考的時候，絕大多數公辦大學都不愿意接受殘疾人，我的選擇余地很小。現在想來，很感激母校愿意接收我。”

大專快畢業的時候，他面臨了一次至關重要的選擇：是繼續讀書，還是就此結束?

“我當時看不到繼續讀書的希望。”張大奎回憶說，“因為不少身體健全的名校畢業生都找不到工作，更何況我的身體條件還是這樣?但父母知道我的想法后，既引導我，又逼迫我，讓我繼續讀書。為了不讓他們失望，我在專升本考試的前半年，都把自己關在宿舍里沒日沒夜地復習，連一日三餐都請同學從食堂帶回來。”

2006年，他考入河南理工大學計算機學院，并在那里讀完了研究生。“河南理工大學是改變我一生命運的地方。他們能夠接受一個殘疾人入學。考博時，河南理工大學還把輔導員辦公室讓給了我，因為我很難去搶占座位。”

，張大奎決定考博。“但理想和現實是有差距的，尤其像我這種情況。”

他給相關領域的博導們發了不少郵件，但是大部分教授在得知大奎的身體狀況后，都選擇了沉默或是拒絕。最嚴重的時候，他整夜整夜地失眠，也曾想過要放棄。但他曾對自己說過：“絕望也是種醒悟和升華。”

終于，他收到了唯一一封回信，它來自北京理工大學計算機學院樊孝忠教授：“你可以考我的博士，但是我不會給你任何特殊的優待，不會透露任何關于考試的信息，能不能考上，完全要靠你自己。”

這對絕望中的張大奎來說，是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一年冬天，他坐在輪椅上的身影，震驚了整個筆試考場。博士生面試那天，樊孝忠教授第一次見到張大奎。他在樓道里滑倒了，等大家發現的時候，他已經在努力地爬起來。“很自強，看起來似乎已經是習慣。自己能做的，即使朋友能幫，他也要自己盡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