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故事（一）：

一位坦誠和直率的科學家

2004年10月的一天下午，袁隆平應邀為依阿華州大學師生做了題為“中國超級雜交稻研究進展”的報告。經久不息的掌聲過后，依阿華州大學校長請學生們提問。

有一位中國留學生問道：“我們雖然身在國外，但經常關心國內的新聞，早就欣聞您為國家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也明白您的一些背景材料。我們想明白，您從小就喜歡農業嗎”

袁隆平笑吟吟地答道：“小時候，我很貪玩，有很多興趣愛好。我讀書，對感興趣的課程，就認真聽講，而且考試得高分；對不感興趣的課程，只求三分好，能及格就行了。大學畢業的時候，同學給我的鑒定是??愛好：自由；特長：散慢。自由散慢，我就這么一個人。至于學農，起緣于一次偶然的機遇。小學一年級的時候，一次郊游，老師帶我們到一個私人園藝場去參觀。我看見樹上的桃子紅紅的，葡萄一串一串的，花很漂亮。那時，我看了正在上演的卓別林主演的電影《摩登時代》，影片中有一個鏡頭，窗子外邊就是葡萄什么的，兩者的印象疊加起來，我感覺確實是田園美，就想長大后學農了。如果那時老師帶我們到真正的農村去看，又苦又窮又臟，那我肯定不會學農了。”

臺下一陣大笑，為這位偉大科學家的坦誠和直率而叫好。他對自己性格中的優點和缺點不加掩飾，讓中外大學生們愈加覺得他可敬、可親，完全真實地展現了這位科學家偉大和平凡的完美統一。

就這樣，他的學術報告在簡單而熱烈的氣氛中結束了。

袁隆平的故事（二）：

“榮譽不屬于我個人，屬于整個中國”

在袁隆平連連獲獎載譽歸來后，有媒體的記者采訪他時問道：“對于您的貢獻，您自己作何評價”

他平靜地說：“這不是我個人的榮譽，是我們中國的榮譽，我只是一個學科帶頭人，一名代表。我講一個故事：1997年8月，我去墨西哥參加作物遺傳與雜種優勢利用的國際討論會，并被授予先驅科學家榮譽稱號。這次會議有60多個國家的600多位科學家參加，其中12位是中國人。我因為簽證的關系，遲去了兩天，在舉行儀式的頭一天下午才到。我到了后，那12個中國人喜出望外，說，袁老師你最之后了，我們急死了，你來了之后，我們的地位就提高了。因為在5名被授予先驅科學家稱號的人之中，其余4名都是美國人。那一刻，我深深體會到，榮譽不屬于我個人，屬于整個中國。”

袁隆平的故事（三）：

騎摩托車去實驗田

袁隆平手里掌握著上千萬元的科研經費，他的生活卻極其簡樸。

長年養成的習慣，他喜歡去田壟，一有時間就到實驗田去觀察，去呼吸田野的氣息。如果說事業的成功給他的生活帶來什么改變的話，那就是從20世紀80年代起，他到實驗田去的交通工具，由原先的自行車改成了摩托車。他覺得這玩意兒輕便、快捷。沒料到，玩摩托車、飆車成為他人生的一大樂趣。

田里的秧苗分蔸了，抽穗了，揚花了，結實了……他跨上摩托車，一溜煙躥上馬路，拐入小徑，溜上田埂，矯健的身影閃動在片片綠意蔥蘢或金黃燦爛的稻田里。十多年來，他先后換過八九輛不同品牌的摩托車。如今，雖已70余歲高齡，他還是經常騎著摩托車在田間轉。

2001年底，在朋友們的勸說下，袁隆平買了一輛賽歐牌家用汽車。朋友對他說，騎摩托車是“肉包鐵”，開汽車是“鐵包肉”，還是開汽車安全一些。他興致勃勃地學起開車來，感覺還不錯。有時，他把汽車開到了田邊。他還笑著說，要去考一個駕駛證哩。

袁隆平的故事（四）：

給一位雙目失明的小朋友回信

作為蜚聲中外的大科學家，袁隆平自然而然成了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心中的偶像，每年都要收到許多來信。有一次，他收到寄自上海的一位雙目失明的小朋友的來信，信中除了表達對他的崇敬以外，還道出了這位小朋友對前途的迷茫和困惑。讀著小朋友真摯的來信，袁隆平深受感動，立即鋪開紙，拿起筆，動情地題寫道：

“……生活是完美的，我們這個世界是完美的，而且會越來越完美。你雖然看不見，但你的心能感受到，周圍的爺爺、伯伯、叔叔們都在關心你，幫忙你。你是一個有志氣有理想的孩子，好好用功讀書，將來長大了，必須會有比別人更加光明的前途。不知你聽過大音樂家貝多芬的故事沒有，這位大作曲家雖然雙目失明，卻從小發奮圖強，在鋼琴的鍵盤里創作了美妙的樂章，讓音樂伴隨著人類走向史詩般如癡如醉的境界，努力吧，孩子，你雖為盲童，但前途光明……”

看得出來，袁隆平回這封信是充滿著真切的情感的，對于一個素昧平生而來自遠方的信，袁隆平尚且能夠認真對待，并動之以情，情真意切地親筆回信，從中，我們不難讀懂這位科學家的心地是何等的善良，社會職責感是何等的強烈，情操和人格是何等的美麗。

袁隆平的故事（五）：

“對錢不能看得太重”

在一些人眼里，似乎袁隆平很有錢，但他是一位拿國家俸祿的科學家，每個月的全部收入連工資和補貼加起來，總共4000多元錢的樣貌。他樂呵呵地說，這些收入不低了，夠我花的了，所以，他幾乎將在國際上獲得的所有大獎的獎金都捐贈給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農業科技獎勵基金會，以表彰和扶掖對農業科研有貢獻的人。此外，他還出資捐助過教育事業。

他對于金錢的觀點，一是不吝嗇，二是不奢侈。在袁隆平看來，金錢的多少，無非是一個數字，他說：“錢是要有的，要生活，要生存，沒有錢，飯都吃不上，是不能生存的。但錢夠一般日常生活開銷，再小有積蓄就行了，對錢不能看得太重。”倘若對錢看得太重，被金錢蒙住了眼睛，就容易迷失自我，成為一個對社會對他人漠不關心的自私的人，人要是成了金錢的奴隸，活著還有什么意思呀。

對人生，對金錢，對地位，乃至對家庭，袁隆平悟得很透徹明了，他向來對自己很“小氣”，對別人卻有一份古道熱腸，俠義肝膽，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會盡全力幫忙他人。他是博士生導師，帶過許多博士生，其中有一個是從農村來的，家里生活較困難，有一次，這位學生打電話給他，說是父親病重住院，急需用錢，他十分同情，從自己的工資收入中給那個學生寄去了兩千塊錢。

袁隆平的故事（六）：

1960年罕見的天災人禍，帶來了嚴重的糧食饑荒，一個個蠟黃臉色的水腫病患者倒下了……隆平的5尺之軀也直接經歷了饑餓的痛苦。

袁隆平目睹了嚴酷的現實，他輾轉反側不能安睡。他想起舊社會，人民受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受戰爭的痛苦，缺衣少食，流離失所。這天，人民當家作主，但仍未擺脫饑餓對人們的威脅。他決心努力發揮自己的才智，用學過的專業知識，盡快培育出畝產過800斤、1000斤、2000斤的水稻新品種，讓糧食大幅度增產，用農業科學技術戰勝饑餓。

袁隆平贊成這樣一個公式：知識+汗水+靈感+機遇=成功。

他依據對遺傳學已有的較深的認識，對試驗田里的退化植株仔細進行觀察和統計分析，不僅僅論證“鶴立雞群”的稻株是“天然雜交稻”，而且從其第一代的良好長勢，充分證明水稻也存在明顯的雜交優勢現象，試驗結果使他確信，搞雜交水稻的研究，具有光明的前景！

但是，雜交水稻是世界難題。因為水稻是雌雄同花的作物，自花授粉，難以一朵一朵地去掉雄花搞雜交。這樣就需要培育出一個雄花不育的稻株，即雄性不育系，然后才能與其他品種雜交。這是一個難解的世界難題。袁隆平知難而進，他認為，雄性不育系的原始親本，是一株自然突變的雄性不育株，也能天然存在。中國有眾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種，蘊藏著豐富的種子資源，是水稻的自由王國，“外國沒有搞成功的，中國人不必須就不能成功”。

袁隆平邁開了雙腿，走進了水稻的莽莽綠海，去尋找這從未見過、而且中外資料沒見過報道的水稻雄性不育株。時間一天天過去，袁隆平頭頂烈日，腳踩爛泥，駝背彎腰地、一穗一穗地觀察尋找。“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后在第14天發現了一株雄花花藥不開裂、性狀奇特的植株。袁隆平欣喜若狂。

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他和妻子鄧則，又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時，分別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種子。經過兩個春秋的試驗和科學數據的分析整理，撰寫出第一篇重要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發表在1966年《科學通報》第17卷第4期上。文中還預言，透過進一步選育，能夠從中獲得雄性不育系、持續系（使后代持續雄性不育的性狀）和恢復系（恢復雄性可育潛力），實現三系配套，使利用雜交水稻第一代優勢成為可能，將會給農業生產帶來大面積、大幅度的增產。這篇重要論文的發表，被一些同行們認為是“吹響了第二次綠色革命”的進軍號角。

又經過8年歷經磨難的“過五關”（提高雄性不育率關、三系配套關、育性穩定關、雜交優勢關、繁殖制種關），到1974年配制種子成功，并組織了優勢鑒定。1975年又在湖南省委、省 政府的支持下，獲大面積制種成功，為次年大面積推廣作好了種子準備，使該項研究成果進入大面積推廣階段。

1975年冬，國務院作出了迅速擴大試種和超多推廣雜交水稻的決定，國家投入了超多人力、物力、財力，一年三代地進行繁殖制種，以最快的速度推廣。1976年定點示范208萬畝，在全國范圍開始應用于生產，到1988年全國雜交稻面積1。94億畝，占水稻面積的39。6%，而總產量占18。5%。10年全國累計種植雜交稻面積12。56億畝，累計增產稻谷1000億公斤以上，增加總產值280億元，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群眾交口稱贊靠兩“平”解決了吃飯問題，一靠黨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雜交稻，人們用樸實的語言，說出了億萬中國農民的心里話。

隨著雜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在全國大面積推廣，袁隆平名聲大震。在成績和榮譽面前，袁隆平公開聲稱現階段培育的雜交稻的缺點是“三個有余、三個不足”，即“前勁有余、后勁不足;分蘗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結實不足”，并組織助手們，從育種與栽培兩個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解決。

80年代初期，應對世界性的饑荒，袁隆平心中再一次萌發了一個驚人的設想，大膽提出了雜交水稻超高產育種的課題，試圖解決更大范圍內的饑餓問題。

1985年，袁隆平以強烈的職責感發表了《雜交水稻超高產育種探討》一文，提出了選育強優勢超高產組合的四個途徑，其中花力氣最大的是培育核質雜種。但是多年的育種實踐，卻沒有產生出貼合生產要求的組合。他便果斷迅速地從核質雜種研究中跳了出來，向新的期望更大的研究領域去探索。

袁隆平憑著豐富的想象、敏銳的直覺和大膽的創造精神，認真總結了百年農作物育種史和20年“三系雜交稻”育種經驗，以及他所掌握的豐富的育種材料，于1987年提出了“雜交水稻育種的戰略設想”，高瞻遠矚地設想了雜交水稻的二個戰略發展階段，即三系法為主的器種間雜種優勢利用;兩系法為主的秈粳亞種雜種優勢利用;一系法為主的遠緣雜種優勢利用。這是袁隆平雜交水稻理論發展的又一座新高峰。

在袁隆平的戰略思想指引下，繼湖北石明松1973年在晚粳農墾58自然群體中發現一株不育的光敏核不育材料之后，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鄧華風，在安江農校秈稻三系育種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歷經兩年三代異地繁殖和觀察，該材料農藝性狀整齊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到達了100%，不育期在安江穩定50天以上，并且育性轉換明顯和同步。

這一新成果，為雜交水稻從“三系法”過渡到“兩系法”開拓了新局面。關于水稻“無融合生殖”研究的進展，也使一系法遠緣雜種優勢利用研究邁出了可喜的一步。袁隆平對雜交水稻研究的前景，充滿必勝信心。

隨著雜交水稻在世界各國試驗試種，雜交稻已引起世界范圍的關注。袁隆平近年來，先后應邀到菲律賓、美國、日本、法國、英國、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亞等8個國家講學、傳授技術、參加學術會議或進行技術合作研究等國際性學術活動19次。自1981年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成果在國內獲得建國以來第一個特等發明獎之后，從1985～1988年的短短4年內，又連續榮獲了3個國際性科學大獎。國際水稻研究所所長、印度前農業部長斯瓦米納森博士高度評價說：“我們把袁隆平先生稱為‘雜交水稻之父’，因為他的成就不僅僅是中國的驕傲，也是世界的驕傲，他的成就給人類帶來了福音。”

袁隆平，從湖南省偏僻的安江農校里走來，從一個山村中等農校的青年教師，成長為舉世矚目的名人，登上了“雜交水稻之父”的寶座。雜交水稻研究事業方興未艾，正朝著袁隆平新的戰略設想的方向迅猛發展！

袁隆平的故事（七）：

農民的“米菩薩”

出生在1960年的曹宏球，是湖南郴州市北湖區華塘鎮塔水村農民，因為出生在糧食大饑荒的年代，小時候吃了不少苦。自從改革開放的春風拂暖大地，腦子活絡的曹宏球率先在村里種起了雜交水稻，他家職責田的糧食產量，年年都有好收成。此外，他種的蔬菜瓜果也比別人好，還培育出無籽苦瓜新品種。20世紀90年代以后，他將田里的活交給妻子打理，他則改行專門養蜂，口袋漸漸鼓了起來，不久就被郴州地委表彰為科技致富典型人物。

他對袁隆平心懷感激和敬重，萌生了自費為袁隆平雕塑一尊漢白玉塑像的念頭。為了弄到袁隆平的照片，他給袁隆平寫了一封信，收到曹宏球情深意切的信后，袁隆平請同事回了封信。袁隆平在回信中說，“你和廣大農民的心愿，在我看來，比諾貝爾獎還更榮耀。你們的這份情我就領了，但我為人民為國家做一點貢獻是就應的……因此，請你千萬不要把錢浪費在為我塑什么石雕像上，我實在受不起你的這種厚愛。請你尊重我的意見，并恕我不給你寄照片。”

之后，曹宏球為了表示對這位“米菩薩”的崇敬之情，他自己拿出五萬元的積蓄，請人為袁隆平雕塑了一尊真人大小的漢白玉雕像。在竣工時鄉親們放鞭炮，扭秧歌，還在雕像前供上象征長壽與祝福的壽桃果品。在鄉親們眼中，袁隆平是恩澤鄉里的米菩薩。袁隆平聽聞之后很不高興。但之后聽說曹宏球家因為自然災害而陷入困境時，袁隆平趕緊讓人給他送去了兩萬元錢。而因為日曬雨淋，曹宏球無力維護雕像，這位老實的農民只好又跑來長沙，期望袁隆平能資助一下，但這回他卻碰壁了，袁隆平聽說是要錢維護雕像，他堅決不同意給一分錢。

袁隆平的故事（八）：

花錢“摳門”

2001年12月初的一天，袁隆平剛結束對委內瑞拉的應邀考察，就乘飛機直抵香港，出席被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理學博士的儀式。平時穿著極隨便的他根本沒帶領帶，為了出席正規場合穿西裝配領帶，他就和同行的人上街買領帶，同伴都勸他買條金利來領帶，他嫌貴，不肯買，拉著同伴到地攤上去，買了一條花100元港幣能買到6條的領帶。他拿過領帶，在胸口上比試著，笑笑說：

“蠻漂亮嘛，怎樣樣，精神吧，這叫價廉物美，比名牌差不到哪里去，來來，你們都來買……”

“不買，不買，袁老師，你當然，身份不一樣，再差的東西穿到你身上，都成了名牌，我們不行啦，要靠名牌撐門面。”

見同伴都不愿買，他只好自己買了幾條，調侃道：“哦，我曉得了，你們不買是舍不得掏錢，我老袁大方得很，見人白送一條，怎樣”

當時，袁隆平的三兒子和三媳婦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聽說此事后特意上街買了條金利來領帶，晚上到老爸下榻的賓館給他系上，囑咐老爸明天出席儀式時，系他們買的這條，但第二天，他還是系上了自己在地攤上買的那條，到香港中文大學去了。事后，他將兒媳買的那條領帶留給了兒子。

或許有人會說，花自己的錢，當然心痛啦，花公家的錢，就不一樣。此言差矣！就應說，他花公家的錢，比花自己的錢更“摳門”。他是全國政協常委，2006年2月25日，他乘飛機到北京去開3月3日召開的每年一度的“兩會”，出發前，他就“沉下”臉交代買機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