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的義務教育專題評估顯示，全國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已達92.6%，距離2015年93%的目標僅一步之遙。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司長王定華表示，義務教育已經完成了“全面普及的歷史任務”，下一步的重點為“均衡發展、質量提升”。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下稱《綱要》）至今已實施五周年，教育部委托第三方對《綱要》的實施情況進行評估，并于11月26日發布了義務教育專題評估報告（下稱“報告”）。

根據《綱要》提出的目標，全國九年義務教育的鞏固率在2015年要達到93%，報告顯示，其鞏固率為92.6%，與2010年相比提升了5.1個百分點；但是，自2012年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以來，納入縣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2912個行政區劃單位中，僅有占比38.6%的1124個單位通過了評估認定，這與《意見》中提出的2015年達到65%的目標仍有一定距離。

王定華表示，城鎮化進程使得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城鄉流動不斷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等措施，也給義務教育帶來挑戰，“促進公平與提高質量”是今后改革和發展的兩大主題。

隨遷子女入學難度不降反升

據王定華介紹，由于城鎮化的高速發展，目前在城鎮就讀的學生比例達到了73%，已經比55%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高出18個百分點，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城鄉流動速度加快。

由此產生了數量巨大的隨遷子女和留守兒童。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副司長杜柯偉曾介紹，截止到2013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的隨遷子女一共是1277萬人，占義務教育學生總數的9.3%。在2015年的農村留守兒童教育關愛工作座談會上，教育部有關負責人曾說，全國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為2075.4萬。

為此，教育部提出了“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的“兩為主”政策，并提出通過“推動流入地政府出資購買民辦學校學額”的方案，以保障隨遷子女入學。報告顯示，隨遷子女在公辦小學的就讀比例為78.5%，在公辦初中就讀的比例為82.3%，政府為隨遷子女購買民辦學校學位的數量，在達124.6萬個，約占隨遷子女人數的10%。

但實際情況并不如統計數字那樣樂觀。快車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曾在2015年教育公益組織年上說，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質量“分布很不均衡，仍然有200多萬流動兒童在質量比較低的打工子弟學校學習”。

更令人擔憂的是，隨著“特大城市嚴控人口”被明文寫入相關文件，“教育控人”被作為特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此前對隨遷子女的教育政策出現了嚴重逆轉，許多城市紛紛提高非戶籍學童的就讀門檻。隨遷子女就讀公辦學校，面臨的阻礙更難逾越。

以北京為例，，若非京籍適齡兒童要申請在北京接受義務教育，家長需提供“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在京暫住證、戶籍所在地出具的在無監護條件證明”（俗稱“五證”），此外，部分區縣還提出了更為嚴格的審核要求。

此外，在北京由民間自發建立的、為隨遷子女提供受教育機會的打工子弟學校，近年間也被大量拆遷、關停。部分農民工迫于無奈帶孩子回鄉就讀，成為了“留守婦女”和“留守丈夫”；但據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宋映泉主持的一項長達5年的跟蹤調研顯示，超過7成的流動兒童學生在失學后仍繼續留在北京，且該比例還有上升的趨勢。

　“鄉村弱”和“城鎮擠”的雙重挑戰

此次教育部的義務教育專題評估總負責人、西南大學教授宋乃慶介紹說，高速城鎮化造成了兩大問題，包括：城鎮教育資源緊張、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縣鎮，大班額問題突出；但在農村，卻存在教育資源閑置的問題。王定華將這種現象總結為“鄉村弱”“城鎮擠”，提出要通過統籌城鄉義務教育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把鄉村教育做強，把城鎮教育做大”。

據楊東平介紹，大班額問題在某些地區已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例如在河南信陽、周口地區，部分小學、初中的最大班額竟高達150人，“所有空間全部填滿，甚至有學生只能站著上課。”楊東平說，“這樣的大班額已經沒有教育質量可言，最突出的就是安全問題。”

教育部副部長劉利民在的一場發布會上也指出，目前西部地區的班額，“有些班級超過55人，甚至超過65人的也很多。所以我們第一步，今年就先走一步，把65人的規模定下來，余下兩年，我們要把班額降到55人以內”。

楊東平則擔心，政府一味強調做大城鎮教育，將教育資源進一步向城市傾斜，在城區建更多的學校以緩解大班額，可能將造成新一輪更大規模、更大程度的撤點并校，進一步推動農村學校進城，最終使農村教育消失。

“難道農村教育的現代化，就是要消滅農村教育嗎？”楊東平反問。他認為，要應對城鎮化對教育的挑戰，需要農村和城市“同時做出回應”，通過建設好農村學校，使農村學生就近入學，來解決城區的大班額問題。“促進城鄉教育協調發展，這是治本之道。”楊東平說。

起，教育部啟動了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的“薄改計劃”，提出“保基本、補短板”，在3到5年內改善改善貧困地區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的目標。楊東平認為，這一“底部攻堅”的任務難度頗大。

據劉利民介紹，當前，在全國貧困地區的1100個縣份，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占了全體的40%，隸屬于這些學校的學生占全國總數的33%。

楊東平認為，解決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受教問題，需要制度創新。改善農村寄宿制學校、農村小規模學校建設都應受到關注，“不能因為它的規模小、位置偏遠，就想方設法取消它”。

　教育經費投入呈“中部塌陷”

評估報告顯示，義務教育經費投入總體不足，且在不同地域經費的投入比較上，呈現“中部塌陷”。數據顯示，，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5%，這一比例不僅與世界平均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據經合組織統計，2005年經合組織中的28國該比例平均已達為5%；與中國自身相比，財政性教育經費僅占國內生產總值4.15%的紀錄，也低于2012年的4.28%和2013年的4.3%。

此外，宋乃慶在調研中還發現，近5年來中部地區的教育經費投入出現“塌陷”，中部教育經費不僅低于東部地區，甚至低于西部地區。以小學為例，2013年中部地區小學的生均預算中，事業性教育經費支出比東部地區低2460元，甚至比西部地區還低出1408元。

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的雷萬鵬等學者曾撰文指出，“以縣為主”的低重心義務教育財政體制，和中央轉移支付方面的“高不成、低不就”，是造成“中部塌陷”的重要原因。

雷萬鵬認為，中央財政的教育轉移支付制度對西部地區有優先，東部地區則有足夠的本地財力，相比之下，中部地區的自身財政水平有限，且轉移支付收益較少，導致了中部地區財力薄弱的區縣“對義務教育的投入舉步維艱”。

對此，宋乃慶建議，今后要加大對中部地區義務教育的投入，逐步嘗試在中西部地區分省實施差別化的投入政策；王定華也提出，要落實義務教育經費省級統籌的政策，逐步完善省以下的財政支付體系。

此外，王定華還在介紹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時，再次重申“統籌城鄉義務教育發展”的方向。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建立統一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由國家統一確定生均公用經費的基準定額，對城鄉義務教育學校（含民辦學校）都按照不低于定額的標準給予補助。這樣一來，城鄉學生都可以獲得統一的基本福利。

但在宋映泉等學者看來，義務教育的經費責任究竟應以地方為主、還是中央為主，以及如何避免因央地利益拉鋸而剝奪居民福利？仍是需要進一步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