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我們來了！”下午3點30分，一群背著書包的小身影準時出現在周飛祥面前。見他正忙，他們自覺地順著樓梯爬到二樓的教室里寫作業去了。

這是南京市鼓樓區鳳凰社區睦鄰中心“五彩學堂”，每周一到周五下午放學后，十幾個孩子就會來到這里。睦鄰中心主任周飛祥介紹，這些孩子來自睦鄰中心周圍的4個社區，大多家庭困難，父母無暇看管。

周飛祥是被南京郵電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崔效輝從深圳“挖”回南京的。作為一名社工，他能拿到并不低于其他行業的工資，這在社工行業里并不普遍。

除了在南郵任教，崔效輝還是南京市玄武區同仁社工事務所負責人。在今年招聘新社工時，他開出了“萬元月薪”的優質條件，吸引了許多社工專業學生的目光。

“家里條件夠好，才適合做社工”

時至今日，大多數人仍會把社會工作與“公益”簡單粗暴地畫上等號，認為社工不應該“要錢”，至少不應該拿高工資。從國內現狀來看，社工行業整體工資水平相對較低，也是不爭的事實。

待遇水平低，加之社會認同缺失，導致社工專業的優秀畢業生不愿意留在這個行業工作。崔效輝就常常對班上的同學說：“家庭條件富裕，有房有車的女生，可能更適合長期從事這個職業。”

在江蘇省所有開設社工專業的高校中，南郵社工專業學生畢業后從事本專業工作的比例名列前茅，每年也只能達到15%到20%。究其原因，很多學生當初就并非主動選擇社工專業，而是“被調劑”的。

，南郵社工專業招生范圍從江蘇本省擴大到中西部地區，專業填報率和報到率都創下了紀錄。“中西部地區學生的主動性比較高。”崔效輝說，“我建議他們畢業后留在珠三角地區工作，因為經濟發達的地方社會工作發展也會很快。他們在這里工作幾年回到家鄉，會成為當地這一行業的領軍人才。”

可是“三五年”對這些年輕人來說，太遙遠了。他們不得不考慮的是，畢業之后這幾年如何生存。

不久前，南京某街道社區發展中心項目招標，作為同仁社工事務所負責人，崔效輝前去應標。可是和街道負責人聊過之后，崔效輝感到有些尷尬。“他們會把專職社工當成他的員工，但事實上并不應該如此。”崔效輝說，“你可以談你的目標，但專業方法是我們的事，你不能來干涉我。如果達不成這樣的共識，這個項目我們不能接”。

通常來說，社會組織的服務成本主要來源于三個渠道，即政府出資，基金會支持，收費服務。從各個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在社會組織發展早期，政府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社會工作的服務主要是人對人的服務，可現在很多政府購買項目不愿意支付人力成本。”這讓崔效輝有些苦惱，“社會組織發展初期公信力不強，社會認同缺失，最初的資源應該由政府提供。等社會組織成長壯大，社會動員力量增加了，政府可以再往外退”。

　　社會組織想發展，先得“作出成績”

在南京市某開發區，因拆遷問題引起的居民與政府的矛盾已經持續多年。許多農民常常堵在開發區管委會辦公室門口，一坐就是一天。

崔效輝的一位學生幫開發區解決了大難題。他把居家養老服務引入社區，經常開展各種活動，“人氣很旺”。這些從前每天都去上訪的老人，日子過得充實，就不會天天去“堵大門”了。服務開展3個月后，政府就出錢裝修了活動場所，并且考慮將居家養老服務引入更多社區。“通過社會服務讓老人的生活品質提升，雖然不是立刻藥到病除，但政府看到了效果。”崔效輝說。

除了“先作出看得到的成績”，讓社會工作能夠得以快速推進的另外一個途徑是突發事件。2013年，兩名兒童在家餓死的新聞讓政府意識到，關注困境兒童成為當務之急。經過多部門合作普查，南京市共發現困境兒童1500多人。今年，作為國務院未成年人保護試點城市，南京市出臺了未成年人保護方案，放寬困境兒童標準，再次進行普查，全市共查出3000多名困境兒童。

為了解決困境兒童問題，2015年，南京市要建立24家困境兒童保護中心，由政府購買服務，交由各社會組織共同落地。

近些年，全國許多地方開設了“嬰兒島”，沒過多久紛紛“關張”，而南京社會福利院的嬰兒島仍在“營業”。據統計，被送到嬰兒島的棄嬰來自全國各地，并且絕大多數身患疾病或有殘疾。“因為南京有全國一流的兒童康復訓練團隊，家長自己支付不起孩子的費用，只能跑到南京來扔掉”。

有些人提出“嬰兒島會助長棄嬰現象發生，應該關閉”的意見，崔效輝并不認同。“減少棄嬰問題有一個好辦法，就是政府不要把殘疾兒童康復作為個人責任，而由政府負責。”崔效輝在澳大利亞訪問時，對當地政府的做法印象深刻。“在澳大利亞，殘障人士能夠拿到一份政府補貼，如果家人因為照顧殘疾人不能上班，政府還會再發一份補貼。當地還有專門的機構，給照顧殘疾人的家庭成員提供喘息服務。比如你需要去旅行，需要放松，他們會提供最長兩周的免費照看服務。”崔效輝說，“如果政府擔負起殘疾人維持生活和康復訓練的主要責任，家長干嘛還要把孩子扔掉？”

近年來，對于為殘障人士提供服務的社會組織，南京市政府也在逐漸加大支持力度。

讓自己的能力“值那個價”

今年招聘新社工時，崔效輝和同事們商量，決定開出“工作滿5年達到萬元收入”的誘人條件。“在南京，這個薪資水平基本是碩士畢業工作滿5年的中學老師的水平。而碩士畢業做社工，風險性和辛苦程度更高，他們應該得到和老師等其他職業差不多的收入”。

對此，周飛祥十分認同。在深圳工作時，周飛祥就看到許多有經驗的老社工工作幾年后還和“菜鳥”拿著相差無幾的工資，導致許多有經驗的社工流失。“深圳社工行業發展算好的，但也存在許多問題，比如一般居民對社工不認同，社工對機構的歸屬感也不強，缺少激勵機制導致沒有上升空間”。

周飛祥在深圳一家養老機構工作了3年。對此，崔效輝贊賞有加：“年輕人，尤其是男生，能在養老機構為老人服務，他一定能在這個行業里撐下去。”

如今，作為鳳凰社區睦鄰中心主任，周飛祥對社工這一職業的理解逐漸加深，并從中獲得了許多“成就感”。

在睦鄰中心附近某社區里，有一個17歲的男孩，父母離異，他常常在家里用木棍毆打母親。母親不得已到居委會求助，居委會上門多次卻毫無成效，于是把這一個案轉介給睦鄰中心。

周飛祥和同事初次上門時，男孩躺在床上用頭蒙著被子，始終拒絕交談。接觸幾次后，周飛祥得知他喜歡玩游戲，便從游戲入手，邀請他到睦鄰中心來“帶小孩子玩游戲”。“當時我們有一本書，里面都是小組游戲，我們讓他挑，然后帶著小孩子玩，他看得特別認真。”周飛祥說，“一開始他還害羞，后來玩了幾次，就成了孩子王，小朋友們也特別喜歡他。”

4個月后，少年終于走出家門，找到一份工作，并且表現十分出色。僅去年一年，睦鄰中心就開展了22個類似的個案。“一方面是居委會發現，解決不了的轉介給我們，另外一方面是我們通過活動發現的”。

周飛祥對未來充滿信心。“每個做社工的人，選擇了這個職業這個機構，自己都要有職業規劃，滿5年之后想達成什么目標。”他說，“我以后就想做督導培訓。為此必須努力提升實務能力，多看書，多實踐。”

而要想在社工行業中拿到高薪，崔效輝的建議是“讓自己的能力值那個價錢”。“社會專業的教育首先是價值觀的教育，其次才是方法。‘說’是最核心的能力，因為需要和各種人打交道。其次是‘寫’，需求評估、方案設計、服務記錄、總結反思等都需要寫的能力。第三是人品，你必須老實、厚道、本分”。

在崔效輝看來，社工行業起步發展階段，是進入這一行業最好的時候。“現在行業處于早期，先進入的人有更多的成長空間。等這個行業火起來，你機會就少了”。

作為社會組織負責人，同時又是學校老師，崔效輝希望把同仁社工事務所打造成一個集教學、研究、社會服務“三位一體”的平臺。“我們提供一個平臺，來這里的年輕社工要有自己的成長計劃。如果你成長以后要走，我們不僅同意，還會送你‘嫁妝’。”崔效輝笑道，“打造一個社工界的黃埔軍校，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本報記者 黃丹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