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調查的4000多名留守兒童中，有近一半遭遇過意外傷害，留守兒童獲得的家庭支持弱化。這是5月，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組織實施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調查”中披露的信息。

該調查走訪了湖南、江西、貴州等6個勞務輸出大省（市）的12個縣（市、區(qū)），調查了四至九年級農村留守兒童4533人、非留守兒童2731人，以及部分教師和校長。

調查顯示，留守兒童獲得的社會支持較弱，心理健康問題比較突出。

我國留守兒童的統(tǒng)計口徑、最新數據，目前尚無官方說法，被普遍引用的是全國婦聯在2013年發(fā)布的有關留守兒童報告中的統(tǒng)計數據：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6萬人。

6月15日，在由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安平公共傳播公益基金等機構舉辦的“留守兒童困境如何破解”的研討會上，相關研究者對誰來照顧和如何照顧如此龐大的人群展開討論。

留守兒童出現的背后是鄉(xiāng)村衰敗　

從2004年開始，中國農業(yè)大學人文與發(fā)展學院“中國農村留守人口”研究團隊持續(xù)關注勞動力流動與農村留守人口問題。中國農業(yè)大學人文與發(fā)展學院副院長葉敬忠認為，從社會發(fā)展的角度看，農村留守家庭的產生，其根本在于以城市化、工業(yè)化、市場化和商品化為主導的發(fā)展模式對農村和農民的生存空間產生的巨大擠壓，是以農村家庭幸福為代價來汲取鄉(xiāng)村資源、實現現代化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　

葉敬忠分析，在農民多元的生計方式遭遇現代化和商品化時，留給他們的選擇已經不多了，除了外出務工掙錢，沒有其他選擇。　

“我們長期以來遵循的發(fā)展路徑是‘一切發(fā)展以經濟增長為目標’，這一路徑的表現是城市化、工業(yè)化和商業(yè)化。比如，過去鄉(xiāng)村可以通過互惠、鄰里互助完成某些事務，現在基本都已經商業(yè)化。另外，強調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當然就需要把更多人從農村抽離出來，加入到現代化進程，比如，很多城市房地產飽和，就鼓勵在外打工者用十幾年甚至畢生的積蓄到城鎮(zhèn)購買住房，因此造成了鄉(xiāng)村的凋敝、衰敗以及迅速的空心化。”葉敬忠說。　

從2001年開始實施的“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政策，影響是巨大的，留守兒童小小年紀不得不奔波于學校與村莊之間，或寄宿于學校之中。　

學校對鄉(xiāng)村的作用是巨大的：學生的存在帶動了社區(qū)中成人之間的交流；家長之間、家長與老師之間的互動不僅幫助兒童健康成長，也促進了社區(qū)成員之間的整合。而現在的村莊，學校沒有了，學校里的“先生”沒有了，“學生”沒有了。　

在葉敬忠看來，目前鄉(xiāng)村留守兒童生活在一個沒有學校、沒有年輕人、沒有活力的村莊里，他們的生活和心理狀況可想而知。　

留守兒童心理健康更需要關注　

“我最擔心的是6000萬名留守兒童中的205萬名獨居兒童。他們隨時可能發(fā)生不可挽回的悲劇。”公益組織北京歌路營總干事杜爽說。北京歌路營常年在一線對留守兒童和寄宿生進行心理干預服務，杜爽是中國心理學會注冊心理咨詢師，有著18年青少年心理工作經驗。　

“留守兒童的心理狀態(tài)普遍非常差。”杜爽說，“這個龐大群體對于心理咨詢的普遍性剛需得不到滿足，簡單說原因就是，政府沒有經驗和好的解決方案，社會體系不足以支撐，學校和教育行政部門有很多苦衷，家庭身不由己。”　

不過，在歌路營的實踐中，杜爽也認識到，除了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需要關注，“鄉(xiāng)村教師這個群體，本身就非常需要關懷”。　

在工作和生活中，鄉(xiāng)村教師面臨著各式各樣的壓力，“當我們試圖通過他們去影響孩子，把一些心理工作、社會工作的方法教給他們時，往往很不順利，他們會認為自己是無能為力的”。　

大部分農村中小學老師沒有接受過專業(yè)的心理訓練，給老師們進行相關培訓時，老師們希望的就是得到一個好方法，在遇到孩子的各種問題時，最好說兩句就管用，但是做學生心理工作最需要的就是時間和耐心。　

心理輔導工作的專業(yè)性非常高，培訓成本高、時間長。而大多數來自城市的心理工作者和農村孩子的交流又存在很多障礙，“能起到的效果也有限”。　

在杜爽的調研中，絕大多數農村沒有心理咨詢老師。即便設有心理咨詢室，門常常也是鎖著的。況且，“老師本身的心理健康狀況也令人擔憂”。　

在一次農村調研中，晚上熄燈之前杜爽聽到樓下傳來“啪”的一聲，接著一個二三年級的小女孩哭著跑了上來。原來，她的熱水瓶摔碎了。生活老師的第一反應是去清理現場，之后也沒再過問小女孩。“我對此也表示理解，畢竟一個生活老師管著一百多學生，她首先考慮的是不要讓碎片傷到其他人。”　

杜爽來到小女孩的宿舍，發(fā)現她還在哭泣，杜爽詢問她：“是受傷了嗎？”小女孩搖頭。“是擔心晚上沒有熱水用嗎？”小女孩仍舊搖頭。“你在擔心什么呢？”杜爽繼續(xù)問。　

終于，小女孩說出了她的擔心，“害怕媽媽回去打我。”杜爽繼續(xù)安慰她，并在之后建議學校致電小女孩母親，不用對她太過苛責。　

“農村的老師往往沒有能力和水平去處理學生的心理問題，甚至忽略這些心理問題。”杜爽介紹，在調研中她曾經詢問寄宿制老師，“孩子在心理上有什么需求？”很多老師回答：“沒什么需求。”若有孩子出現心理問題，老師普遍認為，“無非就是想家，哄哄就好了，過一段時間就好了”。　

“農村的老師也是無助的。”杜爽說，在很多農村學校中，老師除了正常的教學工作，還有多少時間步行幾小時前往孩子們的家？按常規(guī)方法培養(yǎng)一個合格的心理咨詢師，成本很高，農村學校往往無力承擔。　

照顧留守兒童不能淡化家庭責任　

葉敬忠認為，留守兒童最起碼要有老人和父母中的一位看護，這是最基本的條件。社區(qū)和學校等組織可以做一些關心行為，但把這一問題完全交給家庭之外的組織，目前看也不太現實。　

基金會中心網培訓中心執(zhí)行主任范艷春認為，一些留守兒童身上發(fā)生的極端案例，最根本的原因是家庭功能喪失，服務留守兒童不能繞開“家庭”這個核心問題。　

葉敬忠認為，政府的職責應該是創(chuàng)造條件，讓學校和社區(qū)有能力承擔更多的責任。　

從家庭層面看，首先要加強對外出務工人員的宣傳。父母對孩子的關心肯定超過任何人，但是他們未必能夠完全認識到，孩子不只需要父母為其提供必要的經濟條件，更需要父母的溫暖，哪怕是日常的噓寒問暖。有的父母甚至對自己的孩子說，“我出來掙錢不都是為了你嗎？”，“你在家不愁吃不愁穿，還想怎么樣？”　

葉敬忠建議，應當鼓勵家庭做好外出后對孩子的安排，比如由老人或親朋照顧。對于外出的父母，務工單位可以允許并鼓勵他們時不時回家，假如能再提供一些支持，會更好。對留守人群來說，最重要的是家庭。　

對于地方村干部、學校等，怎么讓他們更多去關心留守兒童，也可能涉及業(yè)績考核和工作方式等管理機制。　

“調研過程中，曾有老師說，‘我們也希望能關心這些孩子，但是平時的績效考核都集中在考試成績等方面，這些事情最終只能靠教師的認識和覺悟’。”葉敬忠說。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認為，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建設近年來取得了不小的進展，在中央政府層面上出臺的一系列政策都較好地實現了“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　

“但實踐中，落實得不好。”他舉例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公布了《關于依法處理監(jiān)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1月1日起開始實施。其中規(guī)定了對于發(fā)現未成年人受到監(jiān)護侵害的“強制報告制度”，即學校、醫(yī)院、村（居）民委員會、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等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發(fā)現未成年人受到監(jiān)護侵害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者舉報。其他單位及其工作人員、個人發(fā)現未成年人受到監(jiān)護侵害的，也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者舉報。　

這個強制報告制度，在基層落實得怎樣？“發(fā)現未成年人得監(jiān)護權被侵害并不困難，困難的是發(fā)現以后誰來報告，報告后誰來處理，基層的村委會、民政、公安等各個部門如何做到有效運轉，無縫銜接，我在基層調研兒童保護情況時，發(fā)現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人來做這些事。”佟麗華認為，在一些留守兒童發(fā)生的極端案例中，一些失職監(jiān)護人的責任同樣不容忽視，“對于未成年人的監(jiān)護權更多的是一種責任，不是一種可以隨便放棄的權利，沒有能力履行監(jiān)護責任的情況有，但是有監(jiān)護能力不去盡職盡責，依據現有法律制度，是可以追究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責任的。”（本報北京6月16日電 記者 王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