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隆會議飛機定時炸彈,萬隆會議飛機定時炸彈哪個國家安裝的
20世紀50年代，國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朝鮮戰爭停戰和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中國迫切需要一個和平安全的國際環境。當時，亞非國家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運動空前高漲，要求和平、要求獨立、要求發展本國經濟、要求改善同中國關系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逐漸成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亞非國家的共識。基于這種情況，中央決定把大門打開，走向更廣闊的世界。1954年7月7日，周恩來向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匯報日內瓦會議的情況時提出：“原想再關一年的門，現在看來是關不了的！”毛澤東肯定地說：“關不住，不能關，而且必須走出去。”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亞（以下簡稱印尼）總理卡斯特羅·阿米佐約致函周恩來，代表5個發起國——緬甸、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邀請中國政府參加4月中旬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2月10日，周恩來復電同意參加，并表示愿意為促進亞非國家間的合作而努力。出席亞非會議的共有29個國家。其中，與中國建交的只有6個國家（阿富汗、緬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越南），其余23個國家大都同臺灣國民黨保持“外交關系”。中國出席亞非會議必然在亞非地區乃至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美國和蔣介石害怕出現這種局面，因此要對中國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千方百計地進行阻撓和破壞。為保密起見，新華社直到中國代表團出發之前（1955年4月6日）才發布消息：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為中國出席亞非會議的首席代表，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為代表。代表團的顧問為廖承志、楊奇清、陳家康、黃華、達浦生。秘書長王倬如。代表團如何抵達印尼是周恩來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當時，中國沒有遠程飛機，而同我建交的亞洲國家中只有印度有這種飛機。而印度航空公司的飛機未曾到過中國，代表團只能到香港啟德機場乘坐。經過縝密考慮，周恩來決定從香港包乘印度航空公司性能較好的C-69型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飛往印尼。為安全起見，他指示有關部門同印度航空公司商妥，印度至香港的航班照常進行，只是在中國代表團抵達香港后將“克什米爾公主號”臨時改為專機。在代表團出發的前幾天（4月初），情況又發生了變化。緬甸總理吳努邀請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于4月14——16日訪問仰光，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理納賽爾、阿富汗副首相納伊姆共商亞非會議的有關問題。周恩來讓我代表團人員到昆明集中，待訪問緬甸后再去印尼，但有8名工作人員因工作需要必須先期到達萬隆。他們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新華社記者沈建圖、杜宏、李平、郝鳳格，外交部新聞司干部李肇基，總理辦公室工作人員鐘步云，外貿部干部石志昂。另有3名外國人亦需先到達萬隆，即奧地利記者嚴斐德、波蘭記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國官員王明芳。為此，我有關單位通知印度航空公司，4月10日自孟買飛往香港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照常營業，4月11日到香港后改為中國代表團的包機，直飛印尼事件發生在1955年4月11日，當時根據原定行程，周恩來應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從香港搭乘飛機赴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參加萬隆會議。根據中國外交部解密文檔中英國駐華代辦歐念儒面交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的《關于克什米爾公主號破壞案的警察調查綜合報告》顯示，國民黨當局在港特務用60萬港幣買通香港啟德機場清潔員周梓銘（化名周駒），在周恩來預定搭乘的印度國際航空公司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飛機“克什米爾公主號”的右翼輪艙處，安裝了一顆定時炸彈。這架“克什米爾公主號”機上乘載了8名機組人員和11名乘客（全部為參與萬隆會議的中方代表團人員和記者），但是暗殺目標周恩來本人卻因剛剛做完闌尾炎手術，臨時秘密改變行程，經昆明取道緬甸前首都仰光赴萬隆參加會議。在“克什米爾公主號”起飛約5小時后炸彈爆炸，導致飛機右翼第3號發動機吊艙后面的地方局部著火；正在距海面18,800英尺高空飛行的飛機被迫緊急在海面上降落，最后11名乘客全部遇難，只有3名機組人員生還。事件發生后香港警務處立即展開調查并查明事件嫌疑人周梓銘。但是周在警方能夠采取行動將其逮捕之前成功逃往臺北獲得庇護。機上人員有：沈建圖：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主任；黃作梅：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李炳衡（李平）：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記者；杜宏：廣播事業管理局對外廣播部副主任；郝鳳格：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攝影員；鐘步云：總理司機；石志昂：對外貿易部三局副局長；李肇基：外交部情報司科員；王明芳：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嚴斐德：奧地利記者；斯塔列茨：波蘭記者。中午時分，周恩來緊張地踱著步子，直到“克什米爾公主號”按時起飛的消息傳來，這才松了一口氣。下午6時30分，卻傳來了這樣的噩耗：飛機在北婆羅洲沙撈越海面上空發出三次求救信號后墜入大海，機上11位參加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記者全部遇難。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起54年前的這一幕，仍覺驚心動魄。如果沒有緬甸總理烏努的邀請，周恩來會是乘客之一，而今日中國的外交史，或許將是另外一個版本。香港機場清潔工被收買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前，臺灣情報部門獲悉，周恩來將率領中國代表團包租印尼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往雅加達開會，專機將在香港進行短暫停留。在臺灣情報人員看來，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們決定在香港下手，在飛機上安裝炸彈，暗殺周恩來總理。具體策劃者之一叫趙斌丞，他曾是戴笠的得意門生；另一個是他的手下陳鴻舉。兩人都是臺當局派到香港從事顛覆活動的情報人員。為了找到一個不容易引起人們注意的人安裝炸彈，他們盯上了香港機場清潔工小鄭。小鄭本名周駒，20歲左右，除了一個嗜賭如命的父親，沒有什么家累。此外，他個子瘦小，長相普通，在機場打掃衛生，不易引人注意。在50萬港幣的重賞下，小鄭決定接下暗殺周恩來的任務。毛人鳳同意了計劃計劃擬定后，趙斌丞與陳鴻舉兩人特地從香港趕回臺灣，向“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做了“口頭報告”，毛人鳳當即表示同意。但是，趙、陳兩人沒敢向毛人鳳提起50萬港幣酬勞的事情，怕金額過高，遭到反對。最后，兩人決定請當時有“地下局長”之稱的“偵防組組長”谷正文出馬。谷正文聽完計劃后也立刻表示贊成。在他看來，暗殺中共*物本來就是特務工作之一，這次計劃不僅天衣無縫，可行性極高，而且還能借機向香港政府施加壓力，在此之前，香港對臺灣情報人員很不客氣，抓到就判重刑。當年4月10日，趙、陳二人從臺灣帶著50萬港幣偷渡到香港，把炸藥交給了小鄭。美國中情局提供炸藥4月11日，小鄭跟往常一樣上班，平安地通過了安全檢查。原來，臺灣人員交給他的炸藥叫做TNT，是一種高科技產品，一直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給臺灣情報網使用。這一次，為了應付機場安檢，小鄭特意將它做成牙膏模樣，因為簡易的盥洗用品是允許帶入的。通過安檢后，小鄭開始進行飛機的清潔工作，其中就包括來加油且做短暫停留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他神色自若地跟著一組工作人員進進出出，東掃掃，西擦擦，誰也沒有注意到他到底什么時候鉆進行李艙裝了定時炸彈，又何時失蹤……看起來貌不驚人的小鄭其實很有心計。當初與臺灣情報人員研究退路時，他提出一套逃生計劃，即躲到“飛虎將軍”陳納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機內，因為這架飛機經常來往于臺灣和香港之間，很方便。情報人員差點曝光當天，小鄭果然順利地躲入陳納德的民用飛機內，但一個意外卻差點讓他曝了光……原來，小鄭躲進去后不久，陳納德的飛機就從啟德機場起飛了。飛機降落后，小鄭的出現，把臺灣“保安司令部”機場檢查處的頭頭嚇得半死，一個電話直接打到“保安司令部”。還來不及吃午飯的谷正文得知小鄭提前到來后，立刻坐吉普車趕到機場接人，并將小鄭安頓妥當；就在此時，臺灣當局接到消息，“克什米爾公主號”沒有按原定計劃從香港起飛，周恩來可能沒在機上。原來，剛剛做完闌尾炎手術的周總理在昆明臨時改變了行程。4月11日下午6時30分，“克什米爾公主號”在飛越北婆羅洲沙撈越附近時從行李艙突然傳來一聲巨響，飛機起火燃燒，像一團火球一樣沖進海里。中國代表團3人、記者5人以及來自波蘭、奧地利和越南的記者共11人，后有3人被救起其余全部遇難。毛人鳳事后才向蔣介石做了匯報，蔣介石不僅沒有生氣，還重賞了毛人鳳。小鄭后來也一直在臺灣落戶。[2] 成元功：不敢想另一種可能拐進北京皇城根北街，世界一下子安靜下來，這條街上的一座老房子里，住著周恩來曾經的衛士長成元功和家人。84歲的成元功耳朵已經聽不清楚，唯獨對老伴焦紀壬的聲音保持著敏感。1955年4月跟隨周恩來赴萬隆會議時，他們正在戀愛。“萬隆會議前后，我一直跟在周恩來的身邊，寸步不離。‘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我算是經歷了一半。”成元功說。他所說的一半，并不是時間上，而是指路線上，萬隆會議中國代表團在臨行前兵分兩路，他跟隨的是周恩來一行——另一分隊便是“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遇難的11人。“要不是緬甸總理烏努想在會議之前和周總理會晤，后果不堪設想……”即使是今天，這另一種可能性還是讓他后怕。當年3月份，中南海就已經為萬隆之行開始了緊張的籌備，路線是重點，后來總理因突發闌尾炎進行緊急手術，使代表團關于陸路還是飛機的問題有了定論——為減少旅途顛簸，只能乘坐飛機——當時中國尚未開通國際航線，便租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作為衛士長的成元功很擔心，早在3月初，便有可靠情報遞送到總理手中：臺灣的敵對勢力已有針對萬隆的暗殺計劃。甚至有人勸中國放棄此次參會。“萬隆會議將是中國在國際上的一次試音，周恩來是不可能放棄的。”成的手微微顫抖。巧合的是，緬甸總理烏努發出邀請，希望周恩來能提前經昆明赴仰光“休養”兩天，一起商議萬隆會議的提案。于是，代表團做出兵分兩路的決定：周恩來、陳毅帶隊從北京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