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由于上課玩手機的現象屢禁不止，山東棗莊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先是在每個教室設置一個手機袋，學生自愿簽署協議，上課前要把手機放進去；不奏效，輔導員采取了“沒收”代為保管的辦法；后來，又在學生的建議下，采用“保證金”的辦法。目前，“保證金”已全部退還，學校也對輔導員進行了批評教育。

同為高校的學生工作者，筆者同樣也面臨如何應對學生課堂玩手機的難題。就新聞事件本身來說，法無授權不可為，毫無疑問，不僅“保證金”的辦法是不妥的，而且“沒收”代為保管的辦法也是不妥當的。媒體的監督很及時，提醒包括輔導員在內的所有教育管理人員，理應恪守依法治教準則，即使是面對新的難題，教育管理措施也必須有明確的法律政策依據，必須有鮮明的教育導向。

就這則新聞來說，盡管批評教育當事輔導員是應該的，也是為了以后把工作做得更科學。但從內心來講，筆者對這名輔導員還是理解的：一來，對學生課堂玩手機的問題，除了批評教育，除了依據校紀校規進行處理之外，輔導員能夠采取的辦法實在是不多；二來，這名輔導員已經采取了多種辦法來治理學生課堂玩手機的問題，足可見這名輔導員對工作、對學生是負責的，積極性理應受到保護。

學生課堂上玩手機，并非我國獨有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國際難題”。國外的辦法，也是五花八門，比如哈佛大學，就曾有老師沒收學生手機，卻被學生告以侵犯人權，只得無奈歸還。美國馬里蘭州格雷斯克里斯汀學校也采取了類似“保證金”的辦法，第一次被發現罰款105元，第二次罰款210元，另外在校做2小時清潔，第三次校長就要約見家長，情節特別嚴重的，還有可能被開除。這些規定以校規的形式發布，又屬于辦學自主權的范疇，所以合法有效，不會像我國一樣產生巨大爭議。

我的觀點，一是對學生課堂玩手機的問題持開放態度，堵不如疏，二是治理學生課堂玩手機，是輔導員和學生工作的事情，但更是教師和教學管理的事情。因此，學生工作要與教學尋求合力，任課教師要敢于管理課堂、教育違規學生，不能把責任推給學生工作、推給輔導員。

華中師大校長楊宗凱說，學生在課堂上玩手機，不只是學生的責任，教師不應拘泥于傳統的知識傳授，而是要找到在21世紀如何教好學生、如何做好教育創新的根本方法。誠哉斯言！那么，學生課堂上玩手機究竟該怎么辦？從長遠來說，必須在吸引力上做文章，大力推進教學改革創新，提高課堂吸引力，讓學生自覺不玩手機，或者將手機用于教學之中。

面對課堂玩手機這一新問題，還需要從各個環節來破題。一方面，國家的法律、政策，學校的校紀校規，要為教師、學生工作者提供明確的依據，劃出明確的底線；另一方面，現在全國上下都在關注“互聯網+”，尤其是智能手機已經普及，無網不在，高校的課堂就更不應該例外，恐怕只有在“互聯網+”上下功夫，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