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精準扶貧是*同志扶貧、脫貧理論的重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突破和創新，是現階段扶貧、脫貧的重要武器。下面是黨員干部2017精準扶貧民主生活會發言稿，歡迎參考。

篇一：黨員干部2017精準扶貧民主生活會發言稿

數字脫貧、產業盲目跟風、干部駐村走過場……在量大面廣的扶貧工作中，類似問題或有耳聞，但10月下旬國務院扶貧辦的一紙通知，還是讓人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形式主義對扶貧工作的干擾。對這類傾向性、苗頭性問題及時揭開蓋子、對癥下藥，將有力促進各地各級的扶貧攻堅工作落到實處、取得實效。

國務院扶貧辦的通知中，“切斷形式主義的思想根源”一句顯得尤為醒目。廣大黨員干部要認識到，扶貧不是簡單的數字競賽，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行為，不是敷衍應付的任務“過關”。扶貧攻堅是莊嚴的國家承諾和政治任務，也是不斷攻堅克難、闖關奪隘的艱辛過程，只有直面問題和矛盾才能砥礪前行。一些局部性、苗頭性、傾向性的問題，雖然不足以動搖扶貧攻堅整體大局，但其危險性和破壞性卻不容忽視，趁早發現才能趁早解決，認識到位才能行動堅定。

解決扶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問題，全面落實“精準”要求是關鍵，要把“精準”要求貫穿到扶貧攻堅的全過程和各方面:貧困識別和退出要精準，堅持時間服從質量，嚴防急躁癥和弄虛作假;產業扶貧要精準，堅持因地制宜、量體裁衣，不搞盲目跟風和“花架子”;扶貧考核要精準，要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對“達標”考核既有量化標準，更要注重社會評價和反饋。

強調: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要重視發揮廣大基層干部群眾的首創精神，讓他們的心熱起來、行動起來，靠辛勤勞動改變貧困落后面貌。要動員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扶貧事業。貫徹要求，我們必須認識到，扶貧攻堅同時也是全社會凝心聚力的過程，黨委政府和黨員干部是扶貧脫貧的主力軍，但不能因此忘掉“問計于民、問需于民”的工作方法。在以往的扶貧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脫離實際、閉門決策、大包大攬、單向“輸血”等做法，不僅嚴重削弱扶貧脫貧成效，也對政府公信力造成負面影響。有鑒于此，各地在具體實踐中一方面要發揮各個扶貧工作主體的能動性，形成優勢互補和力量共濟，另一方要引入第三方力量對減貧、脫貧成效開展評估，提高評估的專業性、客觀性和社會認可度。

糾正扶貧領域的形式主義問題，必須依靠紀檢監察、審計、媒體、群眾等各方監督力量。要以黨紀國法為準繩，嚴肅查處虛報冒領、截留挪用、私分侵占扶貧資金和集體資金，以及在扶貧工作中優親厚友、吃拿卡要等問題，嚴厲打擊扶貧工作中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進一步促進監管細化和監管下沉，對縣、鄉、村三級扶貧資金使用等加大檢查密度和監督力度;對扶貧工作中形式主義的典型案例要敢于曝光，露頭就打，促進工作紀律嚴起來，工作作風實起來。能否在扶貧工作中堅決杜絕形式主義，是對各級干部是否做到“三嚴三實”的一次大檢驗。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國的脫貧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精準”方略引領下的脫貧攻堅不斷開創新局面，及時發現和堅決糾正扶貧領域中的形式主義問題，體現了我們打贏“十三五”脫貧攻堅硬戰的堅強決心和自律意識，只有嚴格落實中央要求，不斷扎緊制度籬笆，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寸功寸進，反對和摒棄一切的形式主義，我們才能收獲這場硬戰的最終全面勝利。

篇二：黨員干部2017精準扶貧民主生活會發言稿

“精準扶貧”是*同志在2013年11月湖南湘西考察時提出的扶貧思想。經過三年多來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不斷完善和發展，“精準扶貧”思想不僅是我國當前扶貧工作的重要指導方針，而且具有豐富的理論品格，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繼承與發展，是實現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重要政策保障。

“精準扶貧”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繼承與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當中，揭示了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馬克思認為，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工人一無所有，會使得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而工人僅能獲得生存工資。隨著資本積累的加劇，工人與資本家的財富差距會越來越大，“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反貧困思想。建國初期，毛澤東意識到整個中國特別是農村還非常貧困落后。如何消除貧困、發展生產力呢，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這是當時社會面臨的重大決策。毛澤東的選擇是。改革開放后，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貧困問題或溫飽問題在十年浩劫之后，顯得尤為突出。鄧小平一方面堅持，“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只能靠”(《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9頁)，另一方面，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建立和完善。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的貧困問題在整體上已得到較大的解決，但部分邊遠山區由于歷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還存在相當程度的貧困現象。新形勢下，*同志提出“精準扶貧”思想，使扶貧工作更具有針對性，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繼承與發展，也是實事求是工作作風的具體體現。

“精準扶貧”符合中國現階段貧困的基本事實。從縱向上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貧困率下降迅速。據世界銀行數據，如果以2011年購買力平價(PPP)下每人日均1.9美元為貧困標準，1981年，全國貧困人口比例為88.3%，2011年，全國貧困人口比例已下降至7.9%，十八大之后下降趨勢明顯加快，2012年的貧困率下降為6.47%，2013年則僅為1.85%。但從橫向上看，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巨大。從城鄉角度，以國家劃定的貧困標準，城市貧困人口比例不到1%，農村貧困人口約為7.2%。從地區角度，2012年全國劃定的592個國家級貧困縣，基本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革命老區和邊境地區。這些特征性事實是“精準扶貧”思想的現實基礎。中國的貧困人口比例下降迅速，但城鄉、地區差異較大，如果按照過去思路，試圖以經濟增長的“大水漫灌”和“遍撒胡椒面”的方式來實現整體脫貧，效果有限。現階段，扶貧必須精準。

“精準扶貧”符合中國貧困因素多樣化的客觀現實。宏觀上看，地理位置因素是制約老少邊窮地區脫貧的重要原因，但具體到家戶、個體等微觀層面，貧困的相關因素趨于多樣化和復雜化。經濟結構單一、勞動技能不足、交通出行不便、因病返貧、生育子女過多、社交網絡封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足、基層社會保障不到位等等，都有可能造成個體陷入貧困狀態。多樣化的貧困因素，要求扶貧必須要扶到點上、根上。“精準扶貧”思想中的“六個精準”理念和“五個一批”工程，便是針對當前貧困現狀的關鍵舉措。“六個精準”各有側重：扶貧對象精準，確保有的放矢;項目安排精準，避免“手榴彈炸跳蚤”;資金使用精準，避免貪污浪費;措施到戶精準，確保因人制宜;因村派人精準，熟悉村情民情;脫貧成效精準，避免口頭文章。“五個一批”精準打擊：發展生產脫貧一批，強調脫貧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易地搬遷脫貧一批，貧困人口融入富裕地區，先富帶后富，最終共同富裕;生態補償脫貧一批，要想保住綠水青山，就要加大貧困地區生態保護修復力度;發展教育脫貧一批，強調人力資本的重要性;社會保障兜底一批，農村脫貧，政府不能缺位。

精準扶貧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有效政策手段。城鄉差距一直是影響中國整體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1978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大約為2.57。改革開放后，農村率先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收入差距有所縮小，1983年降至1.82，。但隨著農村改革紅利的消失，城鄉差距又逐漸擴大，2012年，比值為3.1(國家統計局)。城鄉差距擴大背后的原因很多，比如地方政府偏向城市的財政政策，農村公共服務不足、稅費負擔重，但相當部分農村人口長期處于貧困狀態肯定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如果這一部分農村居民不能享受經濟增長的紅利，即使未來農村整體上獲得持續穩定的發展，農村內部差距、城鄉差距依然不會得到改觀，甚至會越來越嚴重，這會嚴重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十三五規劃”指出，“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要打贏扶貧攻堅戰，就必須實施精準扶貧。

簡言之，“精準扶貧”是*同志扶貧、脫貧理論的重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突破和創新，是現階段扶貧、脫貧的重要武器。隨著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臨近，扶貧開發也到了攻克最后堡壘的階段，這就要求社會各界認真學習、貫徹、運用這一思想。學術界要發掘這一理論的精髓，并做好向社會解釋和宣傳的工作;地方政府要熟練掌握、靈活運用這一攻貧利器，出實招、下實工、見實效。只有“精準扶貧”，才能全面脫貧。

篇三：黨員干部2017精準扶貧民主生活會發言稿

黨的十八大以來，站在時代發展和戰略全局的高度，針對減貧形勢變化，在扶貧開發頂層設計上提出了精準扶貧的基本方略。精準扶貧重要思想是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時提出來的，之后又進一步詮釋為“六個精準”“五個一批”，其實質是指針對不同區域環境、不同貧困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采取不同對策的治貧方式。這一戰略思想是對減貧理論的傳承和創新，是對我國扶貧方略的集成和重塑，是涵蓋“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治理”的科學體系。

在扶貧實踐中，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積極探索創新，涌現了一批好典型、好經驗、好做法。然而，在精準扶貧戰略的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主觀和客觀上的定向偏差，引發了一系列需要高度關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因此，當前必須立足“精準”二字，科學研判現階段扶貧工作的新特征、新瓶頸、新癥結，通過更具針對性的制度設計和政策調整，有效處理好精準扶貧過程中影響全局的若干重要關系，保障精準扶貧戰略順利推進，確保實現預期脫貧目標。對于精準扶貧不精準、靶向療法脫靶偏向的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并采取有力措施，進一步將“精準”二字落細落小落實。

識別機制重在自下而上。逐步改變“自上而下”定規模、分指標的甄別方法，探索實行自下而上、層層累加、精確計算、全面科學的多元識別機制，推動實現由數字式減貧轉向實質性減貧。一是社區化識別。在農村社區內部實行公開測評和比選，由農戶自我申請或集體推選，通過對象摸底、民主評議、入戶調查、村內公示等流程，最終確定扶貧對象。進一步加大貧困信息公開力度，每一戶貧困戶都要在村里公示基本情況，接受村民監督，每個縣的總體貧困情況都要向社會公開。二是臺賬化管理。以鄉鎮為單位，依托鄉級政府扶貧、財政所力量，利用農民補貼網，對每一名貧困人口都建立登記卡，準確記錄家庭、收入、身體等詳細狀況，并實現信息聯網，隨時更新，隨時可以查閱。三是指標化測定。借助專家力量，研究構建科學的多維貧困評價標準，做到既以收入標準衡量“貧”，又綜合反映健康、就業、住房、教育等生活方面的“困”。四是動態化退出。不論是貧困縣，還是貧困人口，都要能進能出，可上可下，動態調整。同時，建立正向激勵機制，引導和鼓勵貧困地區主動脫貧。

幫扶機制重在分類施策。區別不同地區的貧困原因、發展潛力等因素，按照“五個一批”的思路，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突出特色發展，一區一策、一域一策，不能搞“一刀切”。一是在“發展生產脫貧一批”中，通過適當的政策優惠，引導民營資本到貧困地區設立加工生產基地，促進當地就業。支持扶貧經濟組織參與精準扶貧，采取貸款貼息、項目扶持、財政銀行保險聯動等方式，鼓勵和引導工商企業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扶貧對象通過直接幫扶、委托幫扶、股份合作等模式結成利益聯結共同體。二是在“易地搬遷一批”中，開展搬遷主體后期發展扶持專項行動，重視易地扶貧搬遷的質量、可持續性和風險防御能力建設。三是在“發展教育脫貧一批”中，引入市場機制，尤其是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特別是就業培訓上，改變以往分指標的方式，通過設置準入門檻和政府采購，確定多種類型的定點培訓機構，貧困人群憑政府發放的培訓通知，可按需選擇培訓項目和培訓地點，切實提升培訓效果。四是在“生態補償脫貧一批”中，加快健全貧困地區質量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創新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生態產品市場交易、生態保護多元補償協同推進機制;推進貧困人口生態護林員選聘，通過政府購買勞務促進貧困人口就業。五是在“社會保障兜底一批”中，加快推進低保標準和脫貧標準“兩線合一”，實現政策內部銜接，形成兜底扶貧合力。

治理機制重在協同善治。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行善治，增強貧困地區自我治理、自我發展能力。一是政策制定要共同參與。在扶貧制度設計層面，充分吸收基層政府尤其是縣鄉一級的智慧，充分尊重其利益和訴求。二是政策實施要共同推進。整合分散在扶貧、發改、財政、農林水等部門的扶貧資源，拼盤做菜、各記其功，打好政策“組合拳”，形成扶貧合力。同時，在扶貧對象確認、扶貧需求評估、扶貧項目選擇、扶貧項目實施、扶貧績效評估等方面，全面提高貧困戶的參與度，不能搞“關門扶貧”“單邊扶貧”。三是政策創新要共同探索。借鑒“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建立精準扶貧領域的“PNP”(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模式，采取政府購買、以獎代補等多種方式，充分利用NGO在精準幫扶方面的“精準性、專業性、服務性”優勢，對接貧困戶個性化、多元化、碎片化需求，在政府和貧困戶之間搭建橋梁樞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