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苦讀成大器
林紓（shu)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文學家、翻譯家。他是福州人，清末舉人。
林紓小時候家里很窮，卻愛書如命，買不起書，就只好向別人借來自己抄，按約定的時間歸還。他曾在墻上畫了一具棺材，旁邊寫著“讀書則生，不則入棺”，把這八個字作為座右銘來鼓勵、鞭策自己。這句名言的意思是他活著就要讀書，如果不讀書，還不如死去。他常常是起五更睡半夜地摘抄、苦讀。他每天晚上坐在母親做針線的清油燈前捧著書孜孜不倦地苦讀，一定要讀完一卷書才肯睡。由于家窮，加上讀書的勞累，他18歲時，患了肺病，連續十年經常咳血，但他臥在病床上還堅持刻苦攻讀。到22歲時，他已讀了古書2000多卷，30歲時，他讀的書已達1萬多卷了。
他曾經說：“用功學習雖是苦事，但如同四更起早，冒著黑夜向前走，會越走越光明；好游玩雖是樂事，卻如同傍晚出門，趁黃昏走，會越走越黑暗。”
他不懂外文，但由于他的文學功底深厚，竟采用世人很少見的翻譯書的方式：先后由十多個懂外文的人口述，他作筆譯，將英、美、法、俄、日等十幾個國家的1700余部名著翻譯成中文，開創了中國翻譯外國文學著作的先例，影響很大。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就是他與別人合作翻譯的第一部外國長篇小說。康有為把林紓與嚴復并列為當時最杰出的翻譯家，稱贊說“譯才并世數嚴林”。毛主席的讀書的故事：幾十年來，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總是擠出時間，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來看書學習。他的中南海故居，簡直是書天書地，臥室的書架上，辦公桌、飯桌、茶幾上，到處都是書，床上除一個人躺臥的位置外，也全都被書占領了。
為了讀書，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動身體的幾分鐘里，有時還要看上幾句名人的詩詞。游泳上來后，顧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書本。連上廁所的幾分鐘時間，他也從不白白地浪費掉。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選》和其他一些書刊，就是利用這時間，今天看一點，明天看一點，斷斷續續看完的。
毛主席外出開會或視察工作，常常一帶向箱子書。途中列車震蕩顛簸，他全然不顧，總是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按著書頁，閱讀不輟。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樣，床上、辦公桌上、茶幾上、飯桌上都擺放著書，一有空閑就看起來。
毛主席晚年雖重病在身，仍不廢閱讀。他重讀了解放前出版的從延安帶到北京的一套精裝《魯迅全集》及其他許多書刊。
有一次，毛主席發燒到39度多，醫生不準他看書。他難過地說，我一輩子愛讀書，現在你們不讓我看書，叫我躺在這里，整天就是吃飯、睡覺，你們知道我是多么地難受啊!工作人員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書又放在他身邊，他這才高興地笑了。
列寧的讀書故事：
他讀起書來，對周圍的一切就理會不到了。有一次，他的幾個姐妹惡作劇，用6把椅子在他身后搭了一個不穩定的三角塔，只要列寧一動，塔就會傾倒。然而，正專心讀書的列寧毫未察覺，紋絲不動。直到半小時后，他讀完了預定要讀的一章書，才抬起頭來，木塔轟然倒塌……
這個故事說明，要想把書讀透、記牢，必須高度集中注意力。古人早就說過：“讀書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看不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有不到者乎？”
讀書與做文章
古人有三樁事是最重要的，即所謂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就是講話和做文章 ，有名的講話記錄下來，即是語錄，從廣義的角度，也可以算做文章，歸根結底，立言就是做文章。“文章經國之大事”，是誰也馬虎不得的。將文章提到這個高度，即使那些看破官 場險惡而隱居在野的人，也不敢漠視它的作用，有的更將著書立說作為一生追求的事業。士之患在身滅而名不彰。要想使聲名彰明顯著，不外乎兩種途徑，一是他人代己立傳，一是自 己替自己宣傳。自己替自己宣傳，也有兩種辦法，一是寫文章吹噓自己，一是寫彪炳的千秋的文章。前者不易為人承認，牛皮易吹破，做的是無用功；而后者則是所有讀書人所夢寐 以求的。所謂名山事業，使多少人為之而獻身；今人的著書立說帶有很強的功利性質。做學問只要敷衍得過，東抄西摘，七拼八湊，不久便能著作等身，以之夸耀同列，博一個學問廣 大 的名聲，至于其中的貨色是好是壞，誰也不去注意，于是作者便儼然以大學問家自居，順帶的可以招博士生，博士后，去指導更年輕的人去了。古人將學問、文章當作崇尚的事業，其 執著認真的態度是今人難以企及的。即如做學問、寫文章前的基本功夫——讀書學習，也不易 為今人所達到。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說的是學習的快樂。荀子的《勸學》 ，頌揚的是鍥而不舍、循序漸進的學風。明代東林黨人顧憲成的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將讀書當作賞心樂事來欣賞，其中滋味，又斷非 一般淺人所可知。明代華亭人陳繼儒作的《讀十六觀》，是談讀書的好文章，其中有云：“ 倪文節公云：‘ 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 聲 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為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者矣。’ 又去：‘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 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益，故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雖時移世易，此種心跡，于當今之世，雖不可說絕對沒有，但確實遠較古代為少。市場經濟時代，大家 只求溫飽、奔小康，讀書作人的事是很少顧及到的了，更談不到以純審美的方式去讀書、做學問與文章。如上所引諸多古人可謂書癡，做人做到癡，讀書讀到癡，其卓絕與快樂之處又 豈是常人所意想得到!?
作文、讀書的行為本身其實本無美惡好丑可言，即如藏之名山的文章與東拉西扯的文章其行 為的性質都是一樣：都是在做文章；讀書人讀書，有的讀儒家的四書五經，有的則讀內家經典，內容不一，而性質則同：都是在讀書。只是讀書人自己不加分別則可，卻萬不可不在乎 他人的分別之心，否要惹禍生，比如文革中古代的書都禁止人看，謂之四舊，即如現在，也有不讓人看的古書，如《金瓶梅》之類。這都是內容不“健康”的緣故，怕人看了照著書做 起來，毒害自身乃至妨礙他人甚至國家。古代也有許多不讓人讀看的書，清代就有不少禁毀的書籍。至于做文章，內容是更須看重的，稍一不慎，也許就有抄家滅族之禍，那真是“閉 門 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讀書人豈得不戒懼儆惕!所以從古到今，讀書作文都是雅人的事業或游戲、子弟上進的工具，并可以上長為仕途榮升的利器，但內容的選擇卻是嚴肅的、嚴格 的，甚至是嚴峻的。它可以趨利，也可以招禍，唯一的遠禍辦法即是：不觸時忤。至于讀書、做文章的目標是什么，當官罷，經商罷，做學問罷，或做書癡罷，都可以由他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