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傳》，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著名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羅曼?羅蘭（1866~1944年）創作的人物傳記作品，它包括《貝多芬傳》（1903）、《米開朗琪羅傳》（或譯作米開朗基羅）（1906）、《托爾斯泰傳》（1911）三部傳記。被稱為“三大英雄傳記”，也稱“巨人三傳”。

當我們談貝多芬時，我們談些什么

與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一樣，談起貝多芬、談起米開朗琪羅，就感覺曲高和寡、陽春白雪。對藝術、對藝術家總覺得很遙遠、很陌生。去年夏天，在倫敦住過幾天，每天早晨都乘24路BUS從Pimlico的travelodge去Trafalgar Square，每次都喜歡在The National Gallery 門前的石獅旁坐上一會，看廣場上的白鴿飛起飛落，聽大本鐘的報時去又復來，就是始終沒有動下進Gallery的念頭 ，欣賞一下梵高的《向日葵》、達芬奇的《圣母》，以及波提切利、米開朗琪羅、塞尚的真跡。元旦前夜的新年音樂會上，竟能在勃拉姆斯交響曲和久石讓的作品中酣然入睡。與狐朋狗you們談起近現代書法繪畫作品，熟悉￥后面的“0”勝過作品本身。

就這點藝術細胞，你還跟我談貝多芬、談米開朗琪羅、談托爾斯泰。是的，我們今天談的不是他們的藝術作品，而是藝術家本身，是藝術家們如何“成為偉大，而非顯得偉大”的。

藝術家們都有一個悲慘的世界。這個悲慘可能不是物質的、世俗的，但一定是精神的。他們的人生都是艱苦的，他們不甘于平庸凡俗，沒有光華、沒有幸福，在孤獨和靜寂中展開無日無之的斗爭。所以，我們看到，貝多芬失聰后，通常的表情是憂郁的，顯示出“一種無可療治的哀傷”。看見他“溫柔的眼睛及其劇烈的痛苦”。所以，我們看到，悲觀主義侵蝕著米開朗琪羅，他精神所受到的苦役甚過肉體。他是受虐狂，“愈使我受苦的我愈歡喜”、“我的歡樂是悲哀”、“千萬的歡樂不值得一單獨的苦惱”。于是，我們得到一個這樣的教訓：惟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羅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難；惟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惟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藝術家們都是通過戰勝自我而影響人類的英雄。這種英雄，并非以思想或強力稱雄，而是只靠心靈而偉大。貝多芬是人文主義的先鋒，指揮著每個自由的“我”，即然不能像拿破侖那樣征服王國，但至少要征服自己的心靈、感覺和情操。他蔑視權威，認為親王之所以為親王，是靠了偶然的出生；而他之所以為他，是靠自己的努力。托爾斯泰有一句名言：“人生不是一種享樂，而是一樁十分沉重的工作”。他戰勝了自己的貴族出生和伯爵頭銜，把目光更多轉向戰爭中的士兵、沒有土地的農奴。他主張無抵抗主義，“勿抵抗加在你身上的惡”，“不抵抗罪惡是對于罪惡最有力量的斗爭”。他呼吁，“要愛你的近鄰”，“愛和你一起生活而障礙你的人”。

藝術家的人格都是分裂的。這種分裂，或因個性，或因生活，或因社會。米開朗琪羅在藝術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動和一切思想上，都優柔寡斷。他永遠讓步，直到死，都在努力掙扎，可沒有力量奮斗。他沒有朋友，拒絕與任何人合作，一切都要自己動手。他的傲慢、猜忌，時常把最忠誠的朋友變作最兇狠的仇敵。他為宗教服務一生，與幾任教皇簽訂創作契約，但他是藝術家中最傾向于異教精神的一個。托爾斯泰的一生總在斯多噶主義與伊壁鳩魯主義間搖擺，不加入任何黨派，不染任何國家色彩，脫離教會。但他又認為“宗教意識”是惟一能團結人類的成分，涅赫留多夫是他的真實寫照。他永遠不想信別人的真誠，只能在皮埃爾、安德烈的英雄形象中達到精神的解脫和神秘的歡樂。

當我們談起貝多芬、米開朗琪羅、托爾斯泰時，我們所談的并非是貝多芬、米開朗琪羅、托爾斯泰本身，而是他們成為偉大的經歷，是他們追求偉大的理想。與這些藝術家相比，現在的藝術人更多注重技巧的訓練，更多注重市場的評價，更多注重位次的排名，而忘記了心靈的培養，忘記了價值的創造，忘記了世界觀的傳遞。真不知道現在的創作環境和氛圍是進步了還是退化了，還能不能創作出傳世的藝術作品。